纵观女作家萧红一生，不乏悲苦零丁。然而，置身于封建礼教与战乱峰火的强大威压，她却从未屈服过，敢与命运而抗争。尤其是她在常年遭受人生厄运、流离失所的凄楚岁月里，仍以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为了匡护民族之大义，投身抗日运动，从而向世人先后推出了《生死场》等多部反响强烈的著作。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是很多人所做不到的。故而，在撇开她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外，我更认为：“萧红”，是种精神！
虽说萧红是英年早逝，但她所获取的至高赞誉，在她为民族事业的振兴，为中国文学的使命，所付出的热血面前，是受之无愧的，不是像有一些人靠讨好卖乖、靠排挤打压弄来的。我不知道此前是否有过“萧红精神”的说法。如果没有，那就由我现在来提出吧！事实上，这么做是很委曲萧红的，因为这似乎更应该由一些时代的弄潮儿来做，不过可能他们正忙于红尘喧嚣而无暇顾及吧！故而才让原本草莽的我，有了这个越俎代疱的机会。
萧红把“改造人类的愚昧和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这是一个作家理所应当的时代使命。试想，一个作家如果仅仅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为了名利而写作，那么我们又该把文学的时代使命与社会责任摆到哪里去呢？与其那样，还不如干脆就直接叫作某个文字作坊的码字匠算了。事实上，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既不敢承担文学的道义，又不愿放下虚妄的面子，吝啬得不愿为民族的兴旺与时代的进步作上哪怕一点点付出。这正如鲁迅笔下那个身穿长衫、赊了酒站着喝的孔乙己一样，只会落得世人一筐笑柄。
在得知萧红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就要来临之时，我尚还不大了解她。通过对她生平资料的查阅，顿时令我羞愧不已。因为她并不仅仅是一个三十年代那时代背景下的女作家，更是一个于国破家亡之际挺身而出，为民族尊严而战的英勇战士。而我呢？与这个集厄运、贫困、多病于一身的弱女子比起来，实在是太渺小了。在这种渺小面前，萧红才是那大义凛然的立于时代前沿的大丈夫！
在过去的三十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埋怨命运的不公，诅咒这人世间所带给我的一切贫寒、病痛和挫折，甚至高声谩骂一切丑陋和罪恶，因为它们无耻地中伤了我心中的善良与淳朴。很多时候，我都几乎忍不住想跳将起来，咬牙切齿地冲上前去，恶狠狠地撕掉那些遮掩在丑陋和罪恶之上的华丽面具，使劲掴上几个耳光，继而付诸于一切极其污秽与恶毒的语言。然而这一切，掩饰得了自己那原本的渺小吗？
试想，任何一个顶着“作家”桂冠的人，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广阔的胸怀，没有对民族、时代与社会义不容辞的担当，所写的文字触及不了人类的灵魂，不能为社会的改良与时代的进步发挥出积极作用，那么他的文章哪怕卖得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与战斗性的，而且也终将会在他创作生涯的半路上夭折，继而被世人烙上“消极写作”或是“名利写作”的黯然印记。
这不是时代变了，而是文学的使命从来就不曾变过。这正如“萧红精神”，根本就是中国文坛上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