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从我父亲到我这一代，都是男丁的一线单传。在过去那个封建文化色彩还比较浓厚的重男轻女的年代，尤其是在农村，一个家庭的兴旺与否，大 多都是由男丁的数量与质量来决定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母为了生下我这个男孩，心情是多么执着与迫切。而我的出生，就在一个与我大一岁且同月所生的 哥哥夭折之后。那时，在众多偏僻落后的农村，“粮食关”的影响和后来全国整体好转的趋势比起来，都要缓慢得多。所以，只要一提及我那个夭折的哥哥，父亲就 会蛮不讲理而又暴跳如雷地狠劲责骂母亲，说是被她“弄死”的。不过还好，尽管初闻此事时我还年幼，但却还是比较明白事理，知道那并非母亲的过错。因为，我 也曾一度面对。而我能够得以存活，却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全靠祖宗先灵们的保佑，而是父亲把我从四川德阳老家毅然接到他身边及时救治所致。所以，父亲对 我家而言，他既是一位改变家庭命运的了不起的英雄，又是儿女们的救命恩人。
在我家，父母共生育过五个子女，其中就夭折了两个，而且都是在一岁多时被饥饿与疾病夺去了性命。第一个夭折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现 在推算起来，应该是死在一九五○年吧！第二个夭折的是我哥哥，死在一九七○年。所以，在幸存下来的三姐弟中，我既排行老幺，又是唯一的男丁。按照农村的风 俗，为了利于多病的男孩顺利存活，一般都会取个女孩名字。意思是名字取得贱一点，阎王爷就不会喜欢，就不会硬招了去。而我小时候的乳名就叫做“幺妹儿”， 小时候也大多穿的花衣服。这在我稍懂点事后，就成了一块极损颜面和自尊的丑事。在一九七八年到绵阳生活后，因为受了城市文明文化的熏染，但凡是谁再叫我的 乳名，哪怕是从老家远道而来的近亲，我都会马上拉下脸，立马走人，把别人搞得尴尬十足。而到了绵阳后，父亲就按当地的习惯，给我取了新的小名，叫做“幺娃 子”。这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做男人的尊严与名份，走起路说起话，腰身也挺得直了。而为了表达他们的疼爱，不少时候也叫我做“老幺”，这么一叫就无雨无改地 叫了几十年。就连现在我都年近不惑了，他们在人们面前叫我“张小刚”的姓名时，我都能感觉出他们的干涩拗口。
我的父亲，打小就随爷爷生活，为了糊口什么苦事危险事都干过，甚至爷儿俩迫于生计，后来还有我家后面那座叫做“癞疤寺”的小山上做过一段时间庙 祝。全国一解放，父亲就投身了革命，一九五○年到三十里外的罗江县警卫营去当了兵，第二年还差点去了上甘岭，随后就跟着部队全国到处无雨无阻、枪林弹雨地 跑着剿匪。据说，有次他一个人挎着冲锋枪、骑着马送信，半夜里走到罗江城外的一片树林时，看见前面垭口的路边有黑乎乎的人影，大声喝问之后，对方也不回 话。鉴于当时国内的敌特斗争形势还很严峻，他二话没说，操起冲锋枪就是一梭子打了过来。听到枪声，罗江城里的警卫部队立即倾城而出。后来才发现，那个黑乎 乎的人影，只是路边的一棵柏树……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提起父亲的这些英雄事，他就会一边大口地喝酒，一边神采飞扬地给大家讲起故事的始末，而且这么一讲就反反复复地讲了几十 年，尤其是在来了老家的亲戚后。我知道，在老家，父亲是难得的能干人，也是当地人眼里名气不小的汉子，上山打鸟，下河抓鱼，而且血气方刚，嫉恶如仇，不但 自己后来相继做了军人和警察，还把全家给弄进了城里。所以在家里，他说话声音总是很粗，脾气总是很大。
在我出生的一九七○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绵阳的一个劳改农场。他管过军犯，管过重刑犯，后来再就是普通刑事犯。当劳改农场换成劳教所后，他就 又管起了调皮捣蛋的劳教人员。据我所知，在他所管过的人中，极少有不服他的。特别是在我有个十二三岁后，平常闲暇无事就去找那些犯人或是劳教人员聊天。他 们都私下把我父亲尊称为“老人家”，安排做什么事也是跑得团团转，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尽管这些违法犯罪人员在骨子里，绝大多数都存有对现实社会的极度叛 逆和不同程度的暴虐，但他们都是男人，都是自以为是的“英雄豪杰”。而这样的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敬重与折服，主要就在于对方的“严”与“威”，说一不二， 斩钉截铁。按他们的话来说，就在于“是不是一条汉子”。就连有时，他们中有的人犯了自以为严重的错误而没有受到想像中的处罚时，也会倍感羞愧与悔恨地主动 跑去找到父亲，声泪俱下地检讨。这在后来的行业工作研究中，对于任何一个被管理者，除开按律办事之外，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服”这个字。
我到绵阳来，记得是在一九七七年，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末期，父亲也因为性情刚直而被安排到“学习班”接受“教育”。不过，据说后来又把我送回 老家去过，第二年才又到绵阳，所以我往往把自己到绵阳生活的时间界定为一九七八年。我之所以会两到绵阳，按父亲的话来说，是因为病重，如果再不弄他身边来 医治，恐怕小命就保不住了。而送我回老家，是因为二姐也是这么一副状况，而且当时的情况比起我来说更为严重。父亲当时的工资很微薄，不但一个人要拖养一大 家人，而且国家也只负责提供他一个人的供应粮，所以他实在没有能力把两个孩子都接到身边来既治病又抚养。
一说到我小时候患重病的事，我就会想起两个人，一个叫张开东，一个叫鲁水土。
张开东是我老家同一个村子的乡村医生。那时还是人民公社时期，村子都叫做大队。他平常都在大队的药房坐堂，要是夜里谁患了急病，就到他离大队不 远的家里去敲门问诊，而无论啥时候，他都是极为和善地接待求助的乡邻。我就经常在半夜里被母亲惊惶失措地背着，跑到他那里去看病。而每次去，都是在他家那 陈旧的木板门上又砸又喊，然后就会见到他撑着昏暗的煤油灯前来开门。而每次去，就都会提着大包小包用火纸包着的中药，回家后连夜用砂罐煎服。所以，至今我 对自己在老家的童年生活的回忆，随时都飘着一股淡然苦涩的中药味。
鲁水土是个军犯，是父亲当时工作的中队里的一名犯人卫生员。据说，他以前一名军医，因为犯了罪而来中队服刑后，表现虽然很好，但在犯人中却没有 医生的设置，所以他就只能做卫生员。他的名字我曾听父亲多次提起，但他的面容我的确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长得比较英武帅气。我对他的印象，有两件事：一是 父亲说他很多次在天不亮时就来给我抽饿血，然后再走三十多里山路拿到城里去化验，然后再把药捡回来给我医治；二是有次我高烧得很厉害，三天都没吃东西，他 就把家里给他带来的一块面包交给我吃，我至今都还记得自己当时躺在床上，神智不清地把枕边那块面包吮成渣沫，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添肚子里去，从而得以艰难存 活的情形。所以，在日后父亲一说“鲁水土是你的救命恩人”时，我就会不无信服和感激地点头。
就在我到绵阳没两年，二姐考上了初中，每天早上都要带着干粮走三十来里的山路去公社上学，晚上再摸黑走回来。由于当时按照政策，中学生也能吃上 每月27斤的供应粮，父亲就把二姐也接来了身边，到附近乡上的中学读书也只需要走八里路。在那时，由于大姐早已嫁去邻乡，家里就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零丁 地生活。好在没过多久，在一九八一年，我们就都按照政策把户口迁到了绵阳，一家人都挤在父亲中队上那并不宽绰的瓦房中。母亲来绵阳后，父亲就用从牙缝里抠 下来的钱，托熟人走后门从城里买了一台单缸洗衣机回来，又给周围中队的干部们打了招呼，于是母亲每天就用绳索套了，背着洗衣机到各中队去给犯人或是劳教人 员洗衣服挣钱补贴家用，后来又和其他家属一起去旁边一个本单位的面厂做挂面，再后来父亲干脆就给她办了个营业执照，在家里开起了小副食店。在那时，虽然生 活仍然不乏清贫，但从此开始了全家团聚的生活，而且也有了日子越过越好的感觉。而这最好的见证，就是二姐身上的衣服上的补丁越来越少，到最后居然再也找不 到半点补丁的踪迹，再后来就是经常让我借了照相机到房子周围的田埂上或是果园里，给她照了像臭美。那时我就已经向犯人学会了照像，而且还自己搞暗房冲洗， 也时常把照相机带去学校给同学们照像挣零花钱。
尽管我那时已再没得过什么大病，但身体却因小时候长期患病而一直较为瘦弱。虽然如此，我在除了具有多愁善感的柔弱性情之外，也常有刚直倔犟的时 候，由此也挨了不少打。在家里，父亲打我，我就能跑就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在学校，同学欺侮我，我就能打就打，即便是当时吃了亏，在事后也要找机会补回 来。就连我二姐也跟我打过架。那时我已经有十二三了，不知是为了什么事吵起来，气急之下就打开了，结果后来被她骑到身上，按在家门前那铺了不少碳渣的地上 好一阵子打。就连现在，这事我想起来都觉得是件很没脸面，怎么就输给了一个女人？不过好在从那以后，我和二姐就再没打过架，可能一是因为我长大了，没那么 好欺负了；二是我也认为与女人动手打架很是耻辱。现在我们虽然都子承父业，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但由于彼此的观点不同，只要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平常也少有兴 趣去谈论什么事。在我眼里，她的头脑是不尽成熟的，有时的观点还比较偏颇。所以，在她遇到我时，一般都会嘻皮笑脸地说话，但我也习惯性地虎着脸，有时心情 好了也会故事带着玩笑的意味去责问上她几句。于是，同事们见了就直是笑，说我是哥哥，她是妹妹。到了后来，在遇到有人问起来，我们也都这么说，说完之后大 家就好一阵子嘻哈，极少见地一起跟亲友们开玩笑。
我的二姐夫也出自农村，在部队搞了十多年的电子对抗，官至副营职，转业前在团里任作战指挥室主任，手底下有三四个参谋。他和二姐相识并交往起 来，是在一九八六年的时候。那时，在老山和者阴山的中越边境上，我国军队正和那个啃着中国大米、扛着中国援助的枪弹的忘恩负义的越南鬼子打仗。那是一天半 夜，听说又有批军列要经过绵阳，很多学生就自发组织前往火车站内与开赴前线的官兵们送别。大家虽然素不相识，但出于浓重的爱国情结与对军人的崇敬之情，学 生们就在有的在站台上拉起横幅，有的爬上火车拖板上那高大的军车，给军人们赠卡片，请他们签名，互留通讯地址。军车在站台停了大概十来分钟，补足了给养， 就在车轮缓缓启动之时，学生们都忍不住哭了起来，一边齐声哀痛地唱着《驼铃》，像是与亲人诀别。我和二姐进了站台后，在乱七八糟向军车上挤啊爬啊的学生们 中，就分头行动了。
直到两年后的一天下午，一个穿着朴素西装的青年男人在中队前的那个简易的停车坪下了车，被她领到家里来时，我们这才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原来， 他们一直都在通信。在一九八九年，二姐夫从部队上回来，和二姐在单位分配的一室一厨的简朴住房里，举行了婚礼。那天迎亲的汽车，只有父亲托了本城关系很好 的亲戚找来的一部面包车。而我在当天晚上亲友们闹洞房时，也一口气拍完了两个彩色胶卷，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过了两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随着外甥的 逐渐长大，我也以全家团聚和叶落归根的观念，做起了姐夫回归地方的思想工作。没过几年，觉得上职务升空间不是太大的二姐夫，经过多方考虑，终于转业回到绵 阳公安机关，做了一名基层警察，实现了与家人团聚的愿望。而日后，我们常在一起喝酒淡论他当初上老山作战时的事。他说，他们的无线干扰仪器车一般都在战场 的一线之后，每到一处就要和战士们一道，费尽力气把十多米高的天线扛着，安放到地势较高的山头上去。而最危险的一次，就是一枚炮弹落在离车五十米的地方爆 炸。我从他的影集里了解到，他在前线的那段时间，大多都是穿着背心短裤窝在猫耳朵里度过，吃的也是压缩饼干一类的干粮。近年来，随着喝酒聚谈的时候增多， 二姐夫和我也愈发亲密，如今俨然亲兄弟一般。在这里之所以说到二姐夫，主要原因不只是因为他家和我家住在同一条街，而且还因为同为德阳老乡，都是从农村中 拼打而出，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这个警察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母亲是个传统妇女，具有很多诸如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我和她在老家时，她一天都随社员们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挣工分，所干的活不亚于男 人。我至今都还记得有次半夜里生产队组织社员们去屋后的山半腰连夜收摘棉花的事。还有一次，就是生产队死了一条成年水牛，队里就组织起社员们逐户地分割， 而且那次也是在夜里。那年代，“吃”对谁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不然，一说起“粮食关”，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人马上想到到处饿死人的事？之所以会这样，除 了国家在当时勒紧裤腰带援救别国之外，主要原来还是在于那场长达三年的自然灾害。
我至今都还记得，那时只有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了，才会煮上一顿白米干饭，而平常一般都是南瓜熬玉米糊，或是稀米煮豆腐渣。我就吃过不知多少年的苕菜、南瓜花和苕母子。
苕菜是一种爬地生长的绿色藤类填物，主要用于长成之后收割了，用铡刀切成两三寸长后，在田间地头到处堆起个堆，发酵后施在田里作肥料。每在地里 成片的苕菜开花之前，队里就会组织人员集中采摘藤尖的嫩藤，然后再按大人5斤、小孩3斤进行分配。苕菜虽嫩，但却是剐油的。所谓剐油，就是会剐去肚子里的 油，而且越吃越潮。而所谓潮，就是特别想吃油荤。这东西尤其不能用来下酒，会醉得很厉害，严重了弄不好还会中毒。据说，父亲在有一年回老家时，就曾遇到过 一回，好在吃得少没什么大碍。
南瓜花，自是南瓜藤上开出的花。要摘时，就趁它刚一大开，就在靠近花蕊的前端摘去黄红色的花筒，而留下花蕊是为了它日后能结出果来。我南瓜花吃得少，也记不得煮在汤菜里是什么滋味了，只觉得花筒上有小毛刺，吃在嘴里一点都不舒服，而且咽起来也不那么顺畅。
苕母子，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做种的红苕块，埋在地里等长出苕藤后，就失去水份而逐渐干瘪了。留在地里也没什么用，村民们就把它从地里掏出来，而留 下已长成的藤，然后再放在竹制的背篓或是撮箕里，带回家去煮了吃。尽管它也没有多少水份和养份，但盛在碗里，嚼在嘴里，还是会有一股浅淡的甜味，不过却不 会像新鲜红苕那样容易化渣。
无论是苕菜，还是黄瓜花、苕母子，吃起来尽管没有多少营养，也不容易消化，但总是可以凑合着塞肚子的。不过虽然农村生活非常困苦，但村民们还是 比较好面子的。平常人丁兴旺、家境稍好点的，就常煮了白米干饭吃，有的还要端着串门到处显摆。而吃苕母子一类的人家，大多是躲在家里吃，即便是出去采摘， 也要趁午后太阳最为火辣的时候，以免被别人瞧见了讥笑。
在那时，每家的屋檐下都放着一个一米来高、上端开门约两尺的石头兑窝。那是用来椿喂猪用的油枯的。油枯，就是菜籽在烘烤、榨油之后所剩下的蒲团 似的硬饼。那东西在炼油的季节里，每个月各家都会分到几斤。往往在大人们握着长石杵在兑窝里舂油枯时，那味道一下子就飘得到处都是，蛮香的，直馋得小孩子 们围在边上，时不时地把舂得跳到外面地上的小块捡起来，送到嘴里，快活地咀嚼。有时大人看着心疼了，也会偶尔停下石杵，让小年幼的儿女们，从兑窝的里边捡 吃那么几小块。在那时，穷是一种光荣，所以在每次到学校上学报名时，我都会挺着胸口、不无荣耀地说自己家的成份是“贫农”。光荣倒是光荣了，不过肚子饿着 没有东西吃，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时，母亲就常和社员们长时间耗在公田里，也没法按时回家，给放学回家的我煮饭吃，我要么自己半生不熟地煮了吃，要么就从柜子里或是锅里刨上几口冷饭。我想，后来我在初中时就开始闹较为严重的胃病，应该也是打那时埋下的根吧！
到了如今，我尽管平时味口并不太好，食量也不大，不过以前那难缠的胃病却也早已无了踪影。而我也在经历了一场婚姻后，重拾起笔头，不但如痴如醉 地搞了三年网络文学，也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像模像样地弄了几个文学上的头衔，还出了本书。自此，我家祖上的文脉，总算是在隔了两代人后得以延续。在每次我们 全家回德阳市罗江县境内的那个不知名的山村里祭祖时，第一个要拜祭的就是一位清朝秀才的墓。据父亲说，那是他的爷爷，而且那时的秀才都是有官服的。于是， 我就对自家宗室里的这位文墨上的先辈肃然起敬起来。
望着这片或有碑或无碑的墓地，我想，或许这才是人类最终的归宿，沉静而肃穆。我逃不脱，我的家逃不脱，而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家也都逃不脱，而无论 这人与家，是否兴旺还是衰败。不过，无论是人或是家，到底还是应当从艰难中奋起，在浮华中沉寂，从而让那不无简短的墓志铭，不只是刻在清冷的石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