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在式微中突围

　　从《创业史》中的徐改霞、《苍生》中的田保根，再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到城里去”是文学创作中并不新鲜的话题。近日，中国作协创研部、北大中文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等主办了主题为“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的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如今作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人物身上的传奇故事、坎坷经历，却很少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现实愿景，这就很难从文学作品中看到扎根乡村、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要想真正呈现生活场景、地域个性，还需要对生活细节进行艺术锤炼。

　　扎根现实，提升艺术掌控力

　　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一直在书写乡村，鲁迅书写了乡村的没落，当代很多作家也在关注这个问题。1985年，寻根文学兴起，成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发展的新突破，作家不再囿于民族文化心理的纵向开掘，而是通过横向借鉴国外文化，在两种文化的冲撞、融汇中互补共荣。“通过回顾文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1985年后中国文学获得了与世界文学对话、与现实对话的资质和资格。”评论家张清华表示。

　　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史诗般的叙事模式、宏大的结构逐渐被小叙事、小结构所代替。尽管这一时期产生了《白鹿原》等重要作品，但乡土小说式微明显。社会转型期恰恰为有抱负的作家提供了创作机遇，诸如“60后”先锋作家东西，就是用“80后”“90后”的网络语言，在其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书写了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进城故事。

　　看过那么多当代小说后，评论家陈晓明一直感到艺术含量不足。“一定要写长篇幅才能表现历史和现实吗？还是说作家的掌控力有待提高？”他发问。评论界一直在批评当代文学作家只擅长表达乡土经验，在表达城市经验的时候不够有力、不够自信。张清华认为，好作家不是模拟现实，作家不能按照生活的逻辑去描述、按照现实的合理性去堆积，而是按照戏剧冲突的合理性、人物命运的逻辑性、历史的前瞻性去描写、创造人物。如果莎士比亚只是“模拟”现实，不会写出《哈姆雷特》这样的戏剧杰作。

　　介入现实，锤炼生活细节

　　乡村田园的空间形态、色彩质感以及特有的生活方式，曾经是中国士人心目中的精神领地。作家的创造力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故乡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不仅有一种情感的依托，更有牢固的心灵联系，由此成为作家割不断的精神故乡，成为作家文学特质的重要维度。

　　为什么小说的震撼力在萎缩？评论家何向阳的回答是：因为小说介入现实生活的能力在下降。当前文学创作中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碎片式的文学表达样式，既与作家对乡村的现实状况了解不充分，难以支撑起对乡村全面、完整的书写有关，更是作家艺术上追求创新，对追求完整、全面的传统写法的反思。评论家李云雷举例说，就像看《篡改的命》，是在以外在视角来看人物；而在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则好像身处书中人物的情境、重温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

　　老一辈作家多有农村生活经验。在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地域区别早已被打破，乡土中国的风俗画不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神秘性。年青一代的乡土生活经验跟老一辈相比差异很大，以乡村为舞台、以乡村人物为主角的传统乡村题材文学作品已经很少了，如今的创作更多地体现在城乡交叉地带即城镇生活的描写上。城镇是一座文学的富矿，既包含乡村文化，也渗透着城市文化，在这种城乡交织地带，更可以折射出两种文化动态融汇的过程，并孕育出更好、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

　　超越现实，开拓一个“新世界”

　　从农耕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很多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乡土世界成为很多人寻找远去故土的精神纽带。城镇化过程中势必会导致乡村题材文学作品衰落，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城镇化作为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融汇，将使乡村文学以另一种形态存在、延续下去。面对城市的扩张，作家对城市历史发展、深层矛盾的认知方面缺乏理性认识和思考，普遍存在理论欠缺、思考浅薄、内容雷同等问题。

　　真正有力量的故事，应该包含着观念、语言，甚至认识论。平视乡村、正视矛盾是作家和评论家应有的心态。评论家杨庆祥表示，作家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同时提供了思路，所以，后来对这部小说评价非常高。目前的现实主义作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在现有社会关系与模式中去开拓出一个“新世界”。“如果作家不去想象一个新世界，那谁去？”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赵树理提供的远景有强大的历史和社会支撑。即使从文学想象出发，我们真的理解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吗？令批评家嚼了半天都嚼不完、嚼不尽兴的小说才是一部好作品。如果说，那么多批评家还不能完全奈何他，那他才是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