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作品研讨会举行

　　“在诗歌中盛放一个西部”

　　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作品研讨会举行

　　甘肃诗歌有着天然的地理历史文化优势，但这一优势也在漫长的时空中被逐渐消耗。今天的诗人们在同时面对全球化的写作环境和西部的地域标签时，如何继承，如何发展，如何融合创新，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

　　9月26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文艺报》、《文学报》、甘肃省文联主办，甘肃省文学院、甘肃省八骏文艺人才研究会承办的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作品研讨会在兰州市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连辑出席会议并讲话。邵明、徐可、王登渤、沈苇、马新朝、朱零、汪剑钊、梁晓明、李少君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诗评家参加研讨会。研讨会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国诗人河西走廊精准扶贫文化采风团”的成员，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出发，对武威、张掖、敦煌等地进行深入采访。

　　诗歌八骏：丰富多样的个性表达

　　甘肃文学八骏“三年一轮换”，今年3月21日，古马、离离、李继宗、郭晓琦、于贵锋、扎西才让、包苞、李满强8位诗人从18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组成了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方阵，接力领跑文学陇军。

　　新鲜、年轻、本土、基层，本次推举出的八位甘肃诗人创作风格各异，在写作上各具特色。有评论家概括：古马善于以有写无，以精炼的意象来营造一种野趣与禅境，在留白效果上的运用可谓是匠心独具；　离离的作品多是质朴与真诚，不做更多渲染，以真情打动读者；　于贵锋的诗歌文本里则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美学，“乡村的挽歌”与“城市的欲望”对峙，“感性的抒情”与“理性的批判”斗争，极具后现代性；郭晓琦则更愿意做一个朴实、本真、情感饱满的民间歌手，在广阔的现实大地上缓慢行走；藏族诗人扎西才让，因生活在“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遍布境内，藏族、汉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共存，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宗教文化处处渗透”的甘南，作品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层次和独特的地理个性。

　　“在他们的作品中，你能找到活的、多样性的表达；能找到乡土经验，也能找到城市经验；能找到古意深沉的传统美学，也能找到现代主义的思构方式；有直面现实的关怀，也有超脱现实的洒脱；有感性主义的拖泥带水，也有冷峻理性关照下的语言节制；有日常化的隐喻，也有尤为精妙的语词铸造。将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看，能发现丰富的东西。这种丰富性，也是甘肃诗歌的整体样态。”青年评论家唐翰存这样概括本届甘肃诗歌八骏的艺术面貌。

　　西部：继承还是反抗

　　无论是首届八骏还是本届八骏，在对诗人的创作特点进行分析时，地域是他们无法避免的一个词语。“甘肃诗歌中的地域意识比较浓郁，字里行间往往盛放着一个西部，或显在、或潜在的西部。这种对地域性的倚重，在全球化日益消灭地域差别的今天，也有其特殊价值。这些诗歌让我们想到，写作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人与时代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各种主义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后者可能更原始、更长久、也更深沉。乡土和地域因素在诗歌中体现的正是这种深沉的诗学张力。”唐翰存分析。

　　“地域文化不仅为诗人提供了文化心理结构与营养资源，也成为他们持守诗歌阵地的精神力量与支撑，并使他们的诗歌与中国内地及东南沿海诗歌迥异。其中最为不同之处，便是诗人的本土化与民族化特色。”诗评家张玉玲的评价，适用于两届甘肃诗歌八骏。

　　“西部”“地域”这些标志性的词语，可以成就一个区域内的诗人的写作，却同时带给他们巨大的约束———地理历史文化中的意象，早已被透支、掏空，达到了泛滥的地步，是继承、发展、反抗，还是视而不见，绕道而行？这个问题摆在如今的甘肃诗人面前。加之西方美学东渐，大量民刊崛起，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地球成了平地，读者随时可以阅读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诗人的作品，并从中汲取营养。地域性仿佛已经不重要，诗人可以选择任何一条道路前行。甘肃诗人，或者说西部的诗人，又该进行什么样的选择？

　　在“西部”这个笼统的概念之下，更多诗人和诗评家对诗人个体的发展拥有期待：地理诗学只是一个起点，使人们需要往更深入的方向前进，寻求内在力量的支撑。这同样也是诗人在创作时的清醒认识。“‘西部’是一顶帽子而已。摘掉它，人还是人，诗还是诗。诗涉及地域性，但地域性也无需去贴标签，在一个地方生长的人，他的血液和文字中不可能没有这个地方的自然、地理、文化。而无论或隐或显的地域性，都是一种背景，都在时光中化为一种气息，渗透进个体生命，成为生命的转基因。”“八骏”之一于贵锋的想法或许代表了大部分诗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