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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我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日子。可以说,1977年以前是我的“前生”，1978年改革开放使我获得“新生”。改革开放30年是我“新生”30岁。我怀着感激之情参加这个纪念活动。
我只上了四年小学就参军当了文工团员，在环境熏陶下，业余读书和学习写作。新中国成立初，因为在《文艺报》上发了几篇小文章，得到“进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机会。在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文学作品后，写好作品回报人民成了我的人生理想。为了深入生活，毕业后我到建筑工地做了基层干部，发表了几篇反映建筑工人的小文，反映尚可，就鼓励自己继续努力。1956年写了篇《在悬崖上》引来一片掌声，但没高兴多久，我于1957年被划为“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右派分子”，从此在难以描述的状态下劳动了20年。20年间除了写检讨和思想汇报没再动过笔。“文化大革命”后期，造反派认为我“认罪态度和劳动表现较好”，宣布对我“宽大处理”，在摘掉右派帽子同时令我“提前退休”。那年我40岁出头，能以正常人走向尽头，已别无所求了。
帽子摘掉了，也不用上班了，但还受到派出所、居委会等“关注”，既然有退休费可保吃饭，我就希望到乡下找一小块土地，盖一间草房，在房前屋后栽瓜种菜安度晚年。这就是最后的愿望了。
存书已在抄家中抄走，又没余钱订报，我就每天一早起来进公园，边从扩音喇叭中听新闻边打太极拳。有天在新闻广播中听到了陈毅同志去世的消息！我小时就在新四军军部当兵，和军长有不少接触。他对我们这些小兵很关爱、呵护。他去世的消息一下使我惊呆了。我上街买了份报纸边读边哭，无人和我来往，满心悲痛无处倾诉。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找出几张旧纸，把对陈军长的思念写在纸上。想起什么写什么，没头没尾，写完就一篇篇压在被子下。有时自己翻出来含泪读读，作为怀念，心说：这是我今生最后动笔了。
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了！文艺的春天又来了！“四人帮”被打倒后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文艺界会议，我的老战友茹志鹃大姐来北京开会，到我家看我时我给她看了我写的作品。因为有很多事是和她一起经历的，她看了非常激动，立即叫我改成小说。我问：“报刊上不准发表我的文字已经多年了。我改小说做什么？”她说：“你改了寄给我，发表出来再说，如有问题，我就说对你不了解，审查失误，错误我承担。”就这样我冒险把这些文字改成了小说，由编辑部替我取名为《我们的军长》，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了出来。让我更为惊喜的是，在编辑审阅我的小说的这段时间，邓小平同志英明领导我党敲响了改革开放的晨钟，吹响了中国新时期的冲锋号角。《我们的军长》发表后不仅得到了肯定，而且在中国作协、《人民文学》举办的数十年来的第一次小说评奖中，和刘心武的《班主任》、周立波的《湘江之战》并列一等奖。在消失了20多年后，我看到“邓友梅”这三字又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时，热泪一下喷涌了出来！那时获奖不像今天人们认为的只是拿个奖状，领点资金。那时以获奖人身份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对我来说是获得新生命的证书。
几乎同时，王蒙、邵燕祥、刘绍棠、从维熙、陆文夫、高晓生等当年曾共同奋斗又共同消失的朋友都纷纷亮出自己的新作了。历史的教训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到此为止呢还是继续写下去呢？前生为了一篇小说作了20多年另类，好容易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再因一篇文章打下去，可就没有20年熬头了！不写呢，又觉得没有尽到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小平同志领导党推动改革开放不就是出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吗？没有改革开放我怎能获得新生？不用自己的写作服务于改革开放，我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思考再三，决定豁出去了，冒着性命也要为党的新方针新路线尽一点力量。于是就接着写了下去。我的《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烟壶》，加上《我们的军长》，连续5年获得了“全国中短篇小说奖”。
正在我充满信心、争取上进之际，出于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调我到作协从事对外联络工作。服从组织决定，是一个党员的起码义务。但一旦担任起行政职务，必定会影响我的写作发展。很多朋友真诚地劝我谢绝这个任命，但我考虑再三，认为第二次生命既是党给我的，我就要服从党的决定，在关键时刻不能以个人得失为选择，从此我就转入了为作家服务的工作行列。坦白地说，虽然我写作水平不高，我的写作也有不少遗憾，我在行政工作上的成绩也不佳，但我不后悔。因为我忠诚地执行了党员誓言，尽了我能尽的责任。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再次真诚地感谢小平同志，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相信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文学会在祖国建设的大路上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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