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并主办的长篇小说《在埃及说分手》（作者杨菁）研讨会于2008年11月6日在京举行。会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主编査振科主持。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作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并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李敬泽、李建军、陈福民、王干、叶梅、牛玉秋、吴秉杰、于青、傅谨、萧立军、胡平、丁道希、王山、陈松叶、张洪宇、李恩祥、沈梅、王珺等及相关嘉宾李晓强、杨真真和新闻媒体。
　　《在埃及说分手》是国内第一部以遥远而神秘的埃及作为背景的中国情爱小说，讲的是现代人在物质与精神、金钱与爱情之间徘徊挣扎的故事。某大学“校花”秦小曼闪电般嫁给了有着权势背景的京城著名公子苏玮，而她的几个大学女同学都还在“围城”外飘荡，暗暗羡慕秦小曼自天而降的豪华生活。但在一个春节前夕，秦小曼摆脱苏玮，捐出了昂贵的首饰，搭上了飞往埃及的航班，去追寻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男人……该书比较成功的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摆脱荣华富贵而不惜一切追寻爱情的秦小曼、电视台主持人范妮、畅销书作家费元元、时装设计师李越越以及“豪门”公子苏玮、秘密特工何以、神秘男人罗硕夫；其中埃及导游阿杜、乡村女教师占秀妹等，虽然着墨不多，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刻画的生动感人。作者在叙事结构和语言风格上，走的是“时尚”与“传统”糅合的路子，同时展示了令人神往的埃及尼罗河风光、古埃及辉煌的法老文化和触动心灵的宗教文化，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该书所涉及的人物和故事，较为深刻的表现了当代人在面对现代物质世界时的焦灼、痛苦和无奈，几个成功的“金领”丽人，却都缺乏起码的幸福感，使我们看到了所谓“成功”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在“神的伟大缺席的时代”，当“信仰”缺失时，当我们的心灵四处漂泊没有归属时，作者试图用文字构成的精神大厦来对抗现实世界这座废墟，试图用“信仰”、用“理想”、用“爱情”、用“英雄主义”来照亮人们内心的黑洞——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说：不能听凭这个世界坍塌下去，我们应当做点什么。
　　这或许就是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此次研讨会由湖北省天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军先生和北京朝堂艺术品中心总经理李晓强先生鼎力支持。
　　《在埃及说分手》的网络宣传由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全程网络媒体支持。

长篇小说《在埃及说分手》研讨会发言纪要

　　2008年11月6日，杨菁的长篇小说《在埃及说分手》在北京草场地艺术区都亚特画廊举行新书发布会与研讨会。会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主编査振科主持。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作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并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李敬泽、李建军、陈福民、王干、叶梅、牛玉秋、吴秉杰、于青、傅谨、萧立军、胡平、丁道希、王山、陈松叶、张洪宇、李恩祥、沈梅、王珺等及相关嘉宾李晓强、杨真真和新闻媒体。
　　首先，主持人査振科介绍与会人员，接着由傅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所所长、《戏曲研究》主编）介绍作者：
　　谢谢各位，很荣幸介绍杨菁,她是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副教授,很早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杨菁老师在教学的同时没有放弃写作，很多人在经历80、90年代以后当年的文学梦都已经慢慢灰飞湮灭，很多当年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后来都纷纷转到别的行业去做其他的事。可是我们看见奇怪的是杨菁那么多年一直还保持自己对文学的热爱，还是保持这样一种对文学写作的热情，现在来重新又拿起自己的笔来写小说。并在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欲望水城》。杨菁在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老师，近十几年来几乎每一届学生都对她有非常深刻的记忆。很坦诚的说咱们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的学生他们的基本素质不是特别的优秀，可是现在戏曲学院戏文系的学生之所以能够出一些有成就的学生，还有不少学生在毕业以后能在各个领域做出自己的突出成就，尤其在写作上有自己的可圈可点的部分，这跟很多老师尤其是杨菁老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曾经在戏文系当过系主任，觉得特别应该感激她。每一届学生现在心里边都是记着她的 。
　　杨菁是我们的同龄人，我们这一代人人生轨迹的改变大多是高考，但是杨菁人生轨迹的改变与爱情有莫大的关系。因此现在来看她写的这部爱情小说别有一番滋味，我真正对她有更深了解应该是看这部小说以后，我觉得我在读这部小说过程中就是一个真正了解她的过程。在同事过程中我们接触很多，在一定意义上说我觉得我是跟各位一起通过这个小说来真正探索她内心世界，去了解她对生活的思考。从这部小说里更清楚的看到她的人和很多很多的想法，以及她的内心深处平时我们所看不到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能为大家更多的介绍她，读过她的小说我相信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了解她，所以我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谢谢大家！
　　
　　中国戏曲学院外事办主任林一的代表宣王珺读埃及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官员海赞姆的贺信：
　　外事办主任下午突然开会不能来 但是我还是代表她来。这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埃及驻中国大使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重视，本来他们的文化总官员海赞姆先生应该出席这个研讨会。但是因为他也有重要公务所以不能来参加，但是他特地发来他的贺信，他希望我能在此转达给杨菁女士。我为大家读贺信内容：
　　
　　“我对杨菁女士新书《在埃及说分手》的成功出版发行表示祝贺！
　　我相信，中国和埃及这两个文明古国一定能在世界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交流活动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这本书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教育了我们大家作为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
　　最后我想对本书的作者杨菁女士说：我非常为你骄傲，并且祝你成功！”
　　
　　该书已列入中国戏曲学院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中国戏曲学院对外文化交流处正在与埃及大使馆联系，尽快将此书翻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发行。并于明年1月与埃及大使馆共同为这本书举办一次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欢迎大家参加。

　　
　　以下是专家学者的发言　　
　　牛玉秋（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这种环境很陌生，我们还很少在这样的环境里开会。首先觉得这确实是一本小说。我们作为专业读小说的人，看了太多太多读起来让人痛苦难受的小说，但是这部小说却是让人读起来愉悦的处于欣赏状态的小说。同时这部小说又非常有价值。那么我就根据我写了篇文章 讲一下，我认为它主要是讲了一个结束与分手的这样一个情爱故事。我们知道一般的爱情故事常常是这样结束的：于是公主和王子结婚了，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在埃及说分手》却反其道而行之，叙述了一个结束于分手的爱情故事。结束于幸福美满通常是对某种价值准则的肯定，结束与分崩离弃通常是对某种价值准则的批判与否定。当然，任何批判与否定都潜在着对价值观的的坐标与准则的作用。那么，《在埃及说分手》否定的是什么，肯定的是什么。从表层看，这部小说具有十分浓烈的时尚和世俗色彩，女主人公秦小曼和她的几个女朋友都是时尚中人，从事时尚职业穿用名牌衣物出入酒吧饭店。女主人公对人生道德的选择一开始也遵循流行的价值规范，但同时这部小说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女主人公秦小曼是集美女、淑女、处女于一身的一个人物形象，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女性形象的塑造，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意义的集中体现，这种对女性从外在观感到气质修养再到性贞操的全面而苛刻的要求正是男性中心文化的具体体现。对于女性的这种要求 在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是司空见惯的，发人深思的是在中国社会倡导男女平等近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这种陈腐落后的观点却以凶猛之势再度成为流行的社会价值观念。我曾经看过这样的小说，女主人公凭着对这种价值观念的服从和顺应，获得了惊人的价值财富和幸福美满的婚姻然而在这种价值观念中真的包含爱情幸福和婚姻美满的内容么?集美女淑女处女于一身的女性，在这种文化，也就是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真实地位到底怎么样？这部小说冷静的解开了华丽外表下丑陋的真相。秦小曼的婚后生活表明，即使是满足了男性中心文化这种苛刻要求的女性，充其量也不过是这种文化中的装饰品和生殖机器，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连第二性都算不上。女性只有满足和屈从这种从属和依附的地位，才能从男人那里得到他们恩赐的富足的物质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的女性，根本谈不上人格尊严和精神独立。纵观秦小曼的心路历程，当她最初把自己塑造成那样一个女性时，她不一定是自觉的，她只是在一种强大的文化观念的笼罩下，自觉不自觉的成长着，并进入了那个文化范畴。而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把女人的成长终止于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而是让秦小曼在婚后富足而空虚的生活中，逐步积累了一个女人如何成为自己的经验思想和支持并最终走向了与男性中心文化决裂的道路。在流行的生活场景中挑战流行的价值观念，这是这部小说独特的价值之所在。我们看惯了太多太多的在流行场景中宣扬流行的价值观念，而且这种流行观念常常是非常陈腐的非常落后的。随手就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说现在电视上正在演的所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本来是男人做下的孽，最后却把它弄成是你们女人在跟自己为难，这样的东西随手拈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而《在埃及说分手》，可以在流行的场景中挑战流行的价值观念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的；作者的冷静和清醒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么刚才听了介绍她的生活经历，我觉得应该说毫无意外没有什么奇怪的，本身她自己的生活道路给了她这样一种生活体验。当然《在埃及说分手》还有不够彻底的地方，比如说，秦小曼的出逃，还得基于她美色的这种男性的力量。但是我觉得能够清醒到这一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吴秉杰（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很多观点是非常深奥的，一个小说读下来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我稍微讲一下我的感受。第一个感受，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单纯的小说，小说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作为长篇的话可以向故事性思维发展，就是说篇幅越长对一个作家的故事性思维要求要高，通过故事形成一个人物关系然后不断深入或者在故事思维里边不断创新。这部小说给我的印象是感情非常充沛，一般小说如果说人物关系很复杂，就要有一个人物关系表，比如我们以前看古典文学。这个小说里的人物我脑袋里都能记住，三个女的吧比如说费元元，一个作家；包括刚才小牛说的男性心目中的一个楷模集美女淑女处女于一身的秦小曼。如果要向故事性方面发展我认为它可以写成一部比较极致的小说，但是她没这么写。小说的人物关系不复杂，感情基调开始就确立，感情丰富。大量中外古今的文艺作品隐藏着某种感情，比如一些中国的和外国的诗歌。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并不是往故事方面发展，它的知性就在于我认为是某一个社会阶层某一个文化群落的一种精神表达。但是为什么我没往女性主义那方面想，在这里面的两个正面的男性非常重要，一个叫“何以”，这个“何以”，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何以”，带有一丝神秘色彩，一个冷兵器一样的男子汉，是女性中间大家心目中的男子汉形象。第二我为什么没往那方面想，秦小曼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如果说从女权主义角度批判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这里边有个男人叫罗硕夫，硕夫，硕，大夫，男的意思。他对她在船上说的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整个小说给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能抛开权力和金钱的话，生活会变得很简单。”看到这里我就想到了，这个必须是知性小说，非常理想化的。我们怎么能抛得开权力和金钱呢？我们的生活怎么很简单，我们到时的生活可能寸步难行啊！权力的力，如果是这个权利的“利”话，我们更无法抛开了！我们这个权利是一定要保证的，一定要维护的。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由权力来支配我们人生，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理想的一句话。第二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我觉得这里边说就就像刚才小牛说的它是一种价值观的强调，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所以看了小说后觉得这里边确实有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东西。她为什么以埃及为背景？我觉得它是需要有人类文明的一个成果，人类文化精神的一个成果作为支撑，喝了尼罗河的水我就不会忘记埃及了，我不会忘记我们人类有这么一个文明的传统。当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书的名字都看不懂，为什么是在埃及说分手？现在我就看懂了，为什么在埃及说分手？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了。就像小牛说的，我要抛开权力和金钱，在名家力作里面我看这个话就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没法抛开，正因为这个小说是个知性的，理想性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埃及大使馆会发来这么一个贺信呢？我记得我们当初的时候在中国文学里面，国际背景开始很少，现在很多。关于国际体验的和场所，无非就是国外的，就是两条是线索，一定是她在埃及生活的经历，埃及的每一个景观都给她平移过来。文学都是有国际背景的，但是看她取的国际背景就不一样，不是物质生活的东西，而是要把国外的文明和我们现代化的一种精神作为参照，所以说这个小说在精神成就上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追求的。小说的两个线索非常单纯，一个就是婚姻，对爱情不忠实；另一个就是她经历了一次海外的出逃，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而这个洗礼的契机就是这个人她在这种精神环境中，她就有这样的精神要求。如果说换一个人，这几个人个个都是金领，都不是白领了，什么电视台的、畅销书作家等等。所以如果换一个小资产阶级，它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就不能代表小资本阶级的感受。小资产阶级的东西首先就是不需要抛开权利的东西，首先我要深沉，我要抓住权利，这个权利是我的，不能放弃的。这样我就感觉这本书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价值混乱或是多元的时代。就是说，我不能说只有我这个价值是合理的。价值，或者说是需求吧，所有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当我们处于这种层面的时候，比如说这里的大家都是大学毕业生，那么我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价值关系？我是不是能像秦小曼的说的，这个人并不是不爱她。小说中罗硕夫还有一句话我也印象很深，他说你不能认为苏玮是个坏人，他其实并不是最坏的。这个很不容易，她明明是要跟他分手的情况下他还提出这样的东西。那么涉及到我们，就该承认我们的世界中是有一种不同的价值需要，但是每一种价值需要它产生的时候都有它的合理性。现在关键问题是我们这个价值需要是有冲突的。穷人和富人、掌权或是没有权利的人， 掌权的人牢牢抓住，没权的就要争取权利。从这点来说，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她给了我们一个文化群落的概念，这个文化群落在我们的社会来说，他不是金领白领吧，但他是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的精神文化群落。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说过，如果上帝死了，人没有了，那么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没什么可惧怕的。但是他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很珍贵。
　　要分手了，这个东西对我们社会这样一个文化群落来说，广泛的说这个处境是比较好的，并不是很差。跟工人农民比，应该有什么追求，那么我们该考虑在什么情况什么状态下该与谁分手？我不能让她永远这么走。所以我在这个角度说这个小说还是很知性的一个小说，很理想主义的小说。罗硕夫开始有一点神秘感，是教育者，给她启发，告诉她人生该怎么看，怎么过才会会好一点。我这么看就是希望把他这个再扩大一点。这个小说是很有特点的，题目也比较好，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在埃及分手？后来看到后记就知道了，原来杨菁在埃及受到了很大触动，对她的创作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不断地出现让她不断地回忆，写下当时的种种情景。小说故事上虽然没有发展，但是感情上是有发展的，有她的一个价值。
　　现在女作家写作里边，或多或少都会牵扯到女性价值观的一些和男性的区别。它的意义在与更广泛的文化群落的表达，而且比较知性的、丰富的。作家很谦虚，说要写一些轻快地好玩的书就行了。很多故事人物印象很深，很真。如果我给她批评缺点的话，我觉得这几个人完全是在情绪化的交往。我觉得这部分还可以写得稍微丰富点，带给我们更为深广丰富的内容。这四位女性的细节上可以丰富很多。
　　
　　于青（新闻出版署出版管理司图书处处长）：
　　向老朋友杨菁祝贺又有一部新作品问世；向查总祝贺收获了好的作品。参加会仪的喜悦心情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口气看完小说，在“80后”之前的写作前辈里能有这么一部好玩、好看、轻松、融合了很多时尚元素的小说能够写出来，这是非常令人惊喜的。这说明在“80后”的作品里写的那些东西我们都能写，但是我们能写的“80后”不见得能写。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作品的分量。她的前部小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 欲望水城》，是非常有力度的有思想性文化性有厚度的一部作品。说实话我们以前在一起就是玩，没发现她身上这么有厚度的东西。这次看了这部小说后，感觉她的小说有一种“柔”是她比较少见的，女性的气息在小说中表达的淋漓尽致。那么从我所认识的作者本人来看，从她的写作修养到她的人生经历经验，这些都不是非常难得事情。尤其对杨菁来讲，她经历了许多生活上的事情，应该说她的人生经验比一般女性要老到些。用这样一种比较轻松地旅游的方式来衬托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娜拉出走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对她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应该说这部小说对她来讲只是一桶水里的一小部分，并没有运用她的人生经验和文学储藏的大部分，比起前部小说应该是更好看了。但是说句老实话，杨菁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没有比她的前部小说用更多的力，我觉得她可能是在一种比较愉悦的状态下写的这本小说，这是从作者角度来说。下面从作品角度来说，我觉得每个人看作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的感觉是新瓶装旧酒，虽然旧酒的成分可能从前是白酒现在是红葡萄酒，成分也有所改变，它的形式是很新的。但是，我觉得爱情这个元素无论什么时代大致是一样的。也许小说里娜拉出走的故事可能有点老套，但是因为里边有时代元素，主人公文化背景，作者蕴含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这个爱情故事就有了立体丰富感。也就是说虽然爱情结局是一样的，但是过程和细节给人带来不同的魅力。我认为， 因为杨菁的这个载体用的很聪明，所以小说引人入胜的再次讲述了爱情的魅力。小说的语言和情节都很流畅，是娴熟之作。总的来说杨菁这部小说的成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我更期望在这部时尚元素的充分演习之后，杨菁能有更深更美一个文学收获。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小说的可读性很强。契诃夫曾说过：小说不好读简直是犯罪。虽然我们现在对这个不很重视， 小说的基本品质都被放置在一边，在这点上这个小说很难能可贵。小说中几次提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她的小说悬念感、推进感、叙事性很强，虽然在社会观价值观等方面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在可读性方面还是提供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这本小说内在的意义空间、主题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于幸福、平等、尊严的小说，作者试图探讨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精神问题精神危机，也就是“怎么办”的问题。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对他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漠然置之，不去思考也不去回答他。我一再提到俄罗斯文学，在几位作家的作品中俄罗斯文学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和苏维埃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消极的文学形态。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成问题，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经验在于对社会问题时代痛苦的关注，有质疑怎么办和寻求答案的一种激情。我们这个社会是处在复杂转型期的社会，在成长中的不成熟的社会，文学在感受着社会的时代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同时带给我们惊醒觉醒走向成熟。回过来看这个小说，小说带有深深地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在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人内心里的严重危机，像幸福感。现在我们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社会，人们物质富足，却独独少了幸福感。中国人幸福指数较低，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小说就是要关注人的快乐幸福苦难，这才可能是伟大的小说。仅仅了解人的欲望，像王朔去调侃一通，显得很机智，但内心没有普遍的与我们内心相关的东西，这是一种小聪明，而非包含大情怀大智慧的东西。而且谈到信仰，小说一再涉及我们是否对个人幸福关注太多了。
　　70、80、90年代是社会的经济市场转型期，我们的个人主义是时代价值体现具有核心意义的一个价值支点。个人在社会中有合理空间，但是社会无论文化还是空间都应该有超越个人之上的东西。所以某些文章从社会角度来讲西方人富有后做什么和中国人富有后做什么，对这种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有些评价。我们的富有是提供了堕落的条件，人家富有是为别人去谋福利或服务。小说中费元元讲外国分析家分析中国情况：“中国的穷人从来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人，而中国的富人却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力量。”古代讲“为富不仁”，中国人的价值平衡结构是没有建立起来的，这与小说探讨的信仰问题是有关的。而且作者提出了这个痛苦的问题并且从多方面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信仰，信仰若被以虚假的名义或消极方式、被过度的引用时，信仰就失去了他的公信力，失去了他的力量感。我们谈信仰，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觉得很可笑，什么信仰真理是很可笑的。但实际上信仰是有血肉的，跟每个人都相关，跟每个人内心最温柔内在的东西密切关联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中国社会物质的丰富、经济的发展很重要，另一方面价值世界意义世界重建的问题依然很艰难。比如说文学，我们谈论文学，批评评奖，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个潜在的转换。80年代的获奖小说拿到90年代来是评不上奖的，而很多90年代的获奖小说拿到80年代去也是一样的。90年代非常好的小说比80年代的反思和批判的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一点也不差，根本就不能获奖。 因为时代的风气价值观所发生的改变，几乎不为我们所觉察的一种转换。这种转换很值得我们带着深深地忧虑去思考它，这不是小问题。在这种时候我读这部作品就恍然有种像在读80年代作品的感受。小说里边不仅仅写了中产阶级的体验和中产阶级女性的苦闷，而且中国社会巨大而潜在的被灰色帷幕遮盖的部分，高干阶层骄奢淫逸腐败堕落的生活，这里只是露出了冰山之一角，用隐隐约约的方式在写，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那些人的生活在制度的制约之外，在我们所能够看到和感受的世界之外，可以过非常奢华的生活。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乘军用飞机从北中国到南中国吃第一网的石斑鱼……从小说中我看到了中国当下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这里包含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好好研究阐释。小说中虽然还有许多问题， 但已包含着当下的文学情境里边的很可贵的部分。
　　
　　叶梅（《民族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评委）:
　　杨菁从事文学创作是从三十年前开始的。她走过一条充满爱和追求价值体现的道路，她个性率真，有时近乎于天真。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之后，最初常让人以为她不是循规蹈矩的作派，如何去教学生？但事实证明，她是一位十分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或许正因为她的率真和对文学的热爱，这两者，她从来没有因为生活而改变。
　　在她当老师期间，她接连写了好几部长篇小说，《欲望水城》、《在埃及说分手》以及一些中短篇，还有一部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也已经完成初稿。读完她新近出版的《在埃及说分手》以后，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杨菁的率真之外，其实她的内心还潜藏着许多痛苦。她的痛苦不是个人的，而是对时代及文化的某种忧思。《在埃及说分手》所描写的故事比较简单，没有复杂离奇怪的情节，但渗透了作者痛彻肺腑的感受，充满了对当下时代文明的拷问。
　　《在埃及说分手》里提到一句经典的话，指出目前的时代存在着“神的伟大的缺失”，工业化浪潮的不可阻挡，理想信念的严重幻灭，包括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挑战，使得人类心灵家园的残缺，以至发生种种心灵的危机，尤其体现在女性文化和道德评判上。杨菁对此深有感受，《在埃及说分手》里，女人们愤世嫉俗地说：“现在的文明是让女性吃亏的文明”，这里面包含了许多女性的痛楚和质问。小说刻划了四位女性，各自有着不同的遭际，但这些不同的感受其实都是一种共同的女性角度的感受。从不同意义上显示出女性在当下文明中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弱者的状态。即使女性甘于一种附从的姿态，但仍然在某种时候连第二性的位置也难以保证，甚至连做一个装饰品的准备都做好了，但是仍然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埃及说分手》里国色天香的女主人公秦小曼，在选择幸福时的命运就是如此。
　　杨菁通过《在埃及说分手》的思考是耐人寻味的，我们这个时代究竟缺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表面看起来是女性的问题，实际上牵扯的问题非常复杂。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追问，显然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书中描写的人物罗硕夫一直作为解惑者的形象出现，虽然他的解惑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小说提出的问题发人深思。
　　《在埃及说分手》的价值还在于对多种文化的比较，人物活动和思考的主要线路的背景是在埃及，埃及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代表着目前残存的宝贵的古老文明。传统文明对今天的时代究竟有多少意味，作家的衷情明显可见。同时埃及文化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当下的文化有什么差别和联想，作家进行了有意的探求。中国文学如何进一步具有世界眼光，从农业文明背景下的写作向现代文明背景下的过渡及思考，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处境。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杨菁对两种文化的比较和探索，当然还不是已经成熟，甚至有让人感觉生硬的成份，但这样的比较，这一步走出来就十分不易。
　　杨菁通过《在埃及说分手》还想表达一种大众意识，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想写一本好玩的好看的书。”纯文学如何贴近大众、真正成为广泛的读物，而非象牙塔里的喃喃自语，是改变所谓文学边缘化唯一的途径。她过去的写作一直在“纯文学”的范围里，而眼下有意将自己的姿态深入到读者的感受中去，而不仅仅是自我欣赏，这使她的写作具备了当代文学的自觉。事实上，《在埃及说分手》的文笔在很多处表现非常优美、语言精致，远远区别于所谓通俗文学。
　　让人心存遣憾的是，不是通篇都很考究，有些地方也略显随意，特别是大量的对话中，表现有时懈怠。同时，作为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故事结构似还可以进一步铺展，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稍显平实。但总的来说，杨菁的创作通过这部长篇有了很大的突破，而对于女性命运的关照，放在世界文化的比较中，更使这部著作显出特别的意义。
　　
　　
　　
　　王干（《中华文学选刊》主编）：
　　从简单角度来说，这部小说是“50后”挑战“80后”的一个小说。“80后”能写的我们“50后”能不能写，我们“50后”能写的“80后”能不能写。看到小说的第一感受就是，“80后”的东西我们也能写，但是我们“50后”的东西“70、80后”写不出来。这部小说基本上是用时尚元素包装起来的追问古老问题的问题小说，这是我的定位。什么问题呢？追问爱情。首先是想了很多办法，第一，在时空上做了手脚，把空间放在国内国外，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讨论爱情问题；第二，在时间上做文章，各种时间切面交汇在一起；第三，通过四个女性不同的命运来思考这个问题。 爱情问题是非常古老的文学主题， 爱情的思考， 传统思考爱情是追求纯洁，真正的爱情。那她这个角度是追问性的问题，因为爱情首先是要有男有女才有爱情，男女在性别当中出于什么比例，如何配置，怎样组合，她还不是仅仅要讲一个女权主义问题，她还是把爱情的追问放到性别问题进行思考。性别问题、爱情问题……并且继续到了人类的精神价值。因为爱情不是一个“身体”问题，身体是有限的，写来写去就是那些器官，写来写去没什么意思；生活是无限的，爱情最终不是身体的问题，而是精神问题。由于精神的匮乏缺失，导致爱情的软弱和苍白缺陷，没有精神支柱爱情就变成欲望。所以杨菁这部小说从性的问题谈到精神，最后谈到信仰，用一个时尚的角度思索古老的问题。 就题目来说，选择埃及是非常有深意的，把爱情放到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思考。所以我觉得这是部问题小说。生活中爱情出现了问题，所以要思考这个问题，小说要解决怎么办是从来解决不好的。她只需要提出疑问，为什么？而不是解决怎么办。所以这部小说是“为什么”的小说。50年代的人写80年的时尚中间仍有断层，但也说明了作者心态非常的年轻。“80后”只思考怎么生活而不思考为什么生活， 这是两者间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 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谢谢大家！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和杨菁认识很久，但小说第一次看。拿到小说冒出疑问：为什么在埃及说分手？从题目看无疑是一个很时尚的小说。为什么不是在中国农村说分手？似乎是钻牛角尖的提问。但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带有太强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各种眼花缭乱的时尚的、灿烂的、绚丽的但背后又隐藏着空虚腐朽的各种元素综合在一起，让人们无所适从的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大杂烩时代里，又孕育着生机。杨菁用一个时尚的结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写作是我非常赞成的。这样一种提问方式，大家都在想怎么办？今天我们大家有一种普遍的没有出路的感觉，这感觉似乎跟我们这个时代有点背道而驰，每个人的内心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生活。杨菁的小说通过设置这样四个角色、这样的结构，通过设置四个人不同遭遇、微妙的分裂以及等等提出了我们时代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空虚与时代的问题，通过这样一个载体背后还是衬托了人生意义问题。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还是很重要的问题，不论变了多少时代，人生的空虚和意义的问题还会落在每个人身上，就这个问题的追问还是很辛苦的也、是徒劳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和人生的意义还是建立在这种徒劳的追求上。 杨菁虽然用了很多时尚的元素，但还是让我想到了80年代的《方舟》，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追寻什么，有没有意义，这是一个老话题。比如关于爱情，有没有爱，怎么爱，小说里秦小曼得到这样良好的结局又怎么样。注意一个细节：当她宣布她要去巴黎结婚时其他三个女人五雷轰顶百感交集。所以我们今天理解爱情究竟是在原点的关键意义还是在现实基础上理解，都是不够到位的。杨菁把物质条件和社会现状都能考虑进来，但最终这种丰厚的物质仍没有解决她的问题。
　　这是在21世纪对20世纪80年代老问题、并且是不可能结束的问题的一个重新思考， 还是有关精神和欲望的象征性的质询。我们是不可能回避欲望的，今天这个时代是欲望的时代， 欲望被抬到很高的指数，不论我们生活多么富足，欲望是不会满足的。杨菁的这个小说对这个问题，写秦小曼的出走莫名的饥渴，但实际上苏玮对她的不满是因为她太安静了，她这种生活正是其他三个女性所不能达到的生活高度。潜藏的欲望是怎样被这个时代所归顺、引导，  杨菁的写作中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时代的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在小说中是落了俗套的，却也是无可奈何。小说特别好看，小说不是艰涩艰深才是好小说，小说写得好看并不必然就不是好小说。像杨菁用这样一个时尚的好看的去思考质疑这些问题，不论是伟大的爱情还是卑微的欲望，无论伟大还是卑微欲望也好理念也好，杨菁写出了我们的一个底线，无论你是高尚的、标榜伟大的、阴暗的，她都写到了，这是很难得的。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
　　进这个屋就发现一帮中年人在谈论爱情，这简直就是个观念艺术行为。对小说我赞同刚才福民的分析，他引用了建军的关于世界观的看法，我也同意。我就是想为什么要在埃及说分手，而不是在门头沟说分手，（众笑）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事。
　　头一个理由，在门头沟说不出分手。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世界观中，我们都牢牢都受制在这里，我们都身处其中，有时候我们甚至在叙述中都不能够抵抗和质疑现实的强大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定要把人派到埃及或欧洲去，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说，有了一个转身的余地，这个时候我可以忽然重新对生活做出选择，向往一下重新选择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在埃及说分手》这本书的写法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唤起性，但同时它也在反面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人的根本性的某种体系，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小说面对各种可能性。实际上有时我们的某些思路需要调整，要面对现实，写现实，反映我们的一些焦虑，我们都身处在泥潭之中，只有蛤蟆才对泥潭感兴趣。人的能力就在于能够在身处泥潭之中还有一个幻想的……想象对自己的可能性……我们一直在向往天空。有时我们过度焦灼现实，过度和现实逼近，在这过程中逐渐丧失了想象的能力，这时我们就需要插上翅膀，然后才能更有力的反抗现实，和现实中拘谨和限制我们东西产生对抗。
　　    关于欲望和人生意义在作品中体现的力量不是很大，我感兴趣的在书的异国背景，这是我们当今生活的一部分，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让自我意识逐步的精细化，逐步的完善。实际上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个处境里，从我们民族精神和历史的发展来讲，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我们这些年来的小说的创作有一个趋势，异国背景异国风情，这种表现越来越多。尤其是“80后”的写作，比如张悦然。这是我们文学创作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中国人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确立一个自己的定位，这本身就是精细化的过程。时尚与非时尚的话题把有些东西界定为时尚的东西，对生活进行一种毫无道理的分级，有些东西是不时尚的但也许它就更真实。在这里，尽管杨菁是50年代生人，但是我很喜欢她这种对生活一视同仁的态度。我们现在缺的是对丰富繁杂生活的强烈的胃口，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要善于消化和处理庞杂的生活经验，这是非常稀少和珍贵的能力。我对草场地艺术区充满惊奇，尤其是都亚特画廊。草场地艺术区都市的边缘化和艺术的前卫性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艺术和时尚往往混在混杂在一起，不能分开去谈。我们把时尚元素运用到艺术创作中，不能为了追求好看而故意强调时尚元素。但是杨菁很好的把时尚元素传奇化的运用到小说中，反映了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
　　
　　肖立军（《中国作家》副主编）：
　　小说很有新意。80年代杨菁就写了一个小说《滴泪泉》，表现了她很好的文学创造能力，语言优美，有很强的小说调度能力，写起来从容不迫，《在埃及说分手》这部小说保持了她的一贯艺术特色。每年出版的小说有一千多部，但能够让人看下去的很少。这本书写的是女性婚姻的情和爱，通过时尚华丽的生活形式表现了物质时代人的精神层面的茫然感。我当时给杨菁出了一个“馊”主意，希望她在出版量非常大的现在这个社会里，能够写一本让人很想看又具有颠覆精神的书。我希望她寻找一个震撼点，但是没很到位。
　　中国社会三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家也肯定受到很大影响。但要把这种生活提炼写到小说中是比较困难的，大多数人在创作中的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但是杨菁严肃的对待创作这个问题，希望杨菁在今后的创作中保持这种年轻的心态和探索的精神，找到好T台之后还要找到有冲击力的东西在我们的创作过程重要体现出来。
　　
　　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
　　小说写得很浪漫，从人物名字就透视作者的情调。作者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者。前半部分就表现了作者的创作趋势，作品是典型女性写作，男性化更趋向于情节。而女性化更趋向心绪心理。作者主要写女性心理，这是女性色彩非常强的作品。主题是比较普通的， 但是作者将之推向了极致。作品中秦小曼和苏玮是中国的极品男人和极品女人，但是这样的人也出现了婚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到普通人婚变的可能性将更高。三个女友都没有结婚，一个结了还要离，这就反映了某些困惑。中国爱情的缺失，里边还有信仰和精神的问题，包括比如说：中西方文化传统婚姻观念和婚姻生活的不同。西方人的婚姻有一个宣誓的经过，双方对彼此都有不离不弃的誓言，成为一种责任，有一种神圣的东西在里边。他认为再和其他女人发生关系是不道德的而且违反上帝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家庭比西方开放社会还脆弱的的关键，而不在于欲望化；欲望化不过是它的一个催化剂。到埃及说分手似乎是为了得到一点什么，但是作者似乎没有从这方面去走，就是说最后问题没有解决。但是现实就是如此，问题不一定非要解决。前段时间去湖南参加阎真《因为女人》这本书的研讨会。小说引起了很大争议，两本书的主题很接近。他提出女人趁着漂亮要赶紧结婚，不然就失去男人宠爱爱情就完了，认为这是生理学的问题。研讨会上很多女性都激烈反对其思想主题。而两本书的区别就在于作者性别不同，或许女性写这样的题材更适合一些。阎真这么站在女性立场为女性呼吁的男人是很少的，却受到女性的抨击，阎真当时非常尴尬。所以说这个题材的处理并不简单，两性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相同，很多女性并不认为欲望对她们的爱情有很大影响。80年代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爱情观，他们跟五六十年代的人观念不同但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变。书中罗硕夫和秦小曼的关系写的很好，打破了作品过于单纯的调子。两人似乎暧昧的关系使得秦小曼这个人物并不是完全传统的人物。何以并没有经常出现，常出现的是罗硕夫，这个处理很好，这点写出了传统女人的另外的现代色彩。 但是秦小曼的爱情也并不是完全传统的，她就没有自己的欲望么？她当初和苏玮的结合是欲望化时代的产物，二者各有所求，掺杂权力和物质的因素，因此秦小曼不能完全责怪苏玮。他们当时的结合也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也无可非议。真正的爱情还是发生在穷人中，当然也不是说富人中完全没有，但是少。秦小曼和苏玮的爱情本来就有一定的危险性，夫妻间的紧张关系还应再展开写，增加一点复杂性。
　　
　　傅谨：
　　谈谈关于这个小说的感想。这是很有意思的爱情小说。但是要是细想，这又不仅仅是一个爱情小说。我吧它看成说“觉悟”的小说，非常有意义、非常独特。独特有意义在于埃及的古老、神秘、纯粹、简单。这种古老、神秘、纯粹、简单为小说提供了一个背景。如果仅仅写这几个方面而不是为了主人公出逃的需要，这个背景也可以放到西藏。如果放在西藏， 这个小说也会很好看。为什么会想到西藏？因为大家刚才说到宗教。小说的后面让我想到杨菁跟我说过的一个故事，一个朋友独自一人到西藏旅游，背着满腹的问题心事跑到寺庙，跟一个小喇嘛倾诉内心的苦痛。小喇嘛一直默默听着，最后轻轻说了一句话：“佛说：放下”，她听完后泪流满面。我每次想到这个“佛说：放下”的故事我也是心有余悸。如果联系到杨菁的这个小说，这部小说也在说“放下”，怎样放下世俗生活中这些本来以为很重要的、本来以为似乎摆脱不了的东西，她觉得她应该“放下”。可是小说如果仅仅在说一般意义下的“放下”，那它就不是特别感动人。我认为“放下”不是虚无，不是完全的空虚。如果“放下”就意味虚无就是空虚，那么人生就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另外一个人物秦小曼的丈夫苏玮他也放下了，他什么都能放得下，可恰恰就是因为他太放得下了，因此苏玮在这里成为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没意义的人。秦小曼之所以让人心动就是因为她能放下所有，唯独没有放下的那就是爱情。像作者这样能热爱生活相信爱情的人我想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和秦小曼这样一个形象。她慢慢悟到所有生活中的这些荣华富贵，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唯有心灵里那一点东西放不下，那就是爱情，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追求。这样一个人她可以放下所有别的东西，唯独放不下的就是她要追求她的人生，追求她自己的生活包括身体。小说里秦小曼有自己的欲望，可是她心里边真正的需求被唤醒的，在何以那里被唤醒了，而这恰恰就是让她感动让她觉得无比珍贵的东西。那么有了这个历练，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觉悟”。我老是在想这个小说“觉悟”的是什么，“觉悟”就是放下可以放下的、应该放下的东西，同时保持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份真心，相信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得到什么东西，知道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就是因为生活里有可以舍得有舍不下的东西这样一种信念在。埃及这个地方在小说里焕发了独特价值，很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小说真正值得我们细心去读、细心去咀嚼。正是这种“觉悟”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说一个50年代的人，她应该写出一个和80年代的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应该写出这种对人生的“觉悟”，只有真正经历了这种生活的沧桑之后才能感受得到。
　　
　　丁道希（中国文联研究员、文艺评论家）：
　　我们的老朋友金宏达（研究员、现当代文学资深学者）、何志云（浙江艺术学院院长、文学评论家）因故没来出席研讨会，特意发来短信，对未能来参加研讨会表示歉意，对杨菁的小说《在埃及说分手》的出版表示祝贺，并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杨菁：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乡杨军、闫小敏和小强，在画廊开小说研讨会，在法国是很有艺术品味的，在中国不知是不是首次，但肯定很少，因而又是“时尚”的吧。更感谢大家的发言。有一点我想强调，我们老说“50后”“80后”，我觉得我们能不能不要刻意把这个差距拉大。我每年都在不断地看学生的作品，从“60后”到“90后”，我和学生们沟通得很好，并没有那么多的障碍。人类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是和年龄没有关系的。早生三十年晚生三十年能改变我们基本的东西吗？包括对时尚的看法。常年和学生在一起，沉浸在年轻的心态中，这大概就是我对生活的感悟和在写作中可以跨越年龄和代沟的原因之一。关于信仰，有一句话我以前看过，印象深刻，“西方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中国是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目前中国就是这个状况。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也去了埃及，在到处旅行游访的过程中，我想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只能这样吗？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我们的“教堂”在哪里？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思考，我们这一代人，这种思考已经融入血液中，剥离不出去了。我再次感谢专家们的发言，对我的确有很大的触动。谢谢我的老乡和朋友，谢谢我的责编和文化艺术出版社！
　　
　　査振科：专家们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肯定，我也很高兴我们社推出了这样一本好书，同时也希望这本书在市场上有很好的销路！谢谢大家！

　　（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郑飞、戏文系本科生张夏菁根据会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