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思想，是时代走向开放与文明的产物，也是社会实现繁荣与发展的标志。因为“人本”思想的内涵和主旨，始终都是体恤人、关爱人、尊重人、解放人，并积极创造条件，以使人不断地得到欣悦、满足、提升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否具有“人本”思想，就与其创作的成败得失关系极为密切了。
　　柯岩不仅是一个具有“人本”思想的作家，而且把对“人”的关爱和救赎奉为她至高的文学追求。
　　柯岩的“人本”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层面，即“人民”与“人”。
　　纵观柯岩的文学创作历程及其每一部作品的精神导向与美学追求，我们庶几均可以“人民”与“人”这样两个大的社会单元来作表述和概括。柯岩的作品之所以生动、感人、诚挚而清朴，并每每都能在读者中引起轰动，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在文学界引起重视，在舆论上获得好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始终把“人民”装在心中，把“人”萦于笔下，把文学作为对人民和“人”的认知诠解与精神奉献。柯岩说：“文学是灵魂的事业，热爱文学，首先要热爱生活，热爱人民。”
　　柯岩所言，不仅在一系列创作谈中凸显了人民和“人”与文学之关系的旨要，而且以众多具体的作品内容将这种关系推向了实践化和对象化的认识层次与美学高度，从而使我们体悟到柯岩的以人民和“人”为核心的文学观念与创作道路，从一开始就不是空泛的概念和迷茫的意向，而是从对文学的认识和创作的实践中逐渐积累、凝结、淬炼和提升出来的一种创作经验与文学信念。正是由于有这一极可宝贵的创作经验和文学信念作为砥石和引擎，才使柯岩得以在不无泥淖与雾障的文学生涯和创作道路上，始终方向明确、步履矫健、激情洋溢、笔锋果敢。不但频有佳作问世，而且更以文学为纽带而与人民、与社会、与生活、与时代，以至与整个世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热烈的感应。
　　“人”，在社会生活范畴中，是人民的个体化、个性化和个别化；但在文艺作品中，“人”则是人民的艺术化、典型化和具象化。所以，作为作家的柯岩，其对人民之关爱和观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一种基本方式，无疑是她的作品，尤其是她以巨大的热情和新蹊而娴稔的艺术手法所描绘和塑造的大量时代英豪与艺术典范，以及她所赋予他们的极其鲜明而饱满的社会内涵与时代精神、性格特征与民族气质、丰赡心愫与纯正道德。
　　以写戏、写诗名世的柯岩，为什么在进入新时期之后转而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散文、小说乃至影视作品呢？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就是这些文学样式更可直面现实生活和真实人生，更能把文学的焦点和炽点对准人和显化人，也更能纾解、释放和表露作者对人及其生活和命运、变革和创新、奋斗和进取的焦虑、关切、同情与支持。特别是通过对他们的深度理解和高度观照，不但有利于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生活的主流与时代的本质，而且还更能促使进一步发掘、萃聚和表现潜存于生活底层和人性底蕴之中的真、善、美。
　　在以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作为描写对象的《船长》《东方的明珠》《美的追求者》《奇异的书简》《希望在哪里》《葡萄承认》《女人的魅力》《我的朋友马明文》《快活神仙》《国画大师李可染》《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等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真诚，是忠贞，是奋斗，是强韧，是纯情，是执著，是勇毅，是奉献，是圣洁的心灵、高尚的人生和不屈的精神，更是对历史的眷顾、对未来的憧憬、对美与爱的生死相许和不懈追求。那位既“精通自己业务”，又“善于驾驭大海”，且“在国际远航线上有着很高威望”的汉川号船长贝汉廷（《船长》）；那位以巧夺天工的民族传统技艺，将《五牡丹》和《三猫图》绣得出神入化的苏州刺绣研究所副总工艺师李娥英（《东方的明珠》）；那位在“造化无极”的艺术天籁中为生活创造美，而自己却既称“蒲公小狐堪为友”，又“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美的追求者》）；那位虽背负生活的重压，而却仍能以“干一行精一行”的强韧精神为生活和事业开辟了希望之路的中学教师刘瑞峰（《希望在哪里》）；那位虽因锐志创新而成为“争议人物”，但自己却不争不辩，只求“葡萄承认”便已心满意足的农技女青年王惠珠（《葡萄承认》）；那位虽以“女强人”闻达于世，但却具有着“无论是花容月貌，还是豆蔻年华都不能与之比拟的魅力”“无论是升降荣辱，甚或是青春已逝都不能夺走的魅力”的时代创业者张静（《女人的魅力》）；那位虽被人尊为艺术“天骄”，但自己却声言“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并坚信‘爱，是艺术的起点’”的当代绘画大师李可染（《国画大师李可染》）；那位虽然嘴碎、爱絮叨，但却在危难时刻和紧急关头，又能像好心婆婆似地处处护着主人的家庭保姆马明文（《我的朋友马明文》）等，这一个一个世间赤子、时代英豪、民族模范、改革先锋们的高尚品格与开拓勇气、爱国情怀与进取精神、宽广襟抱与创新能力，该是多么地感动人和激励人呵！特别是那具有着无与伦比、不可言喻之姿采美、心灵美和德行美的国母宋庆龄，其言、其行、其德、其业，都足以熠照千秋、炳辉永恒，给后世和后代留下了绵绵的思慕与不泯的记忆。
　　柯岩知道，美，是与“真”和“善”相关连的，是“真”和“善”的表现形态与转换结果。以“人”为介体和载体的生活之美与时代之美，永远都是   智与道德的结合、表象与本质的统一、过程与结果的变绎。柯岩对“美”的发掘和表现，总是自觉地从这个基本点上出发，最后又笃定要落脚在这个基本点上的。如她在《总司令换房子》中，当写到在战地宿营时警卫员给朱总司令号了一间老乡家的正房，朱总司令知此情况后却命令立即换房。为什么？总司令的理由竟然是：“正房是长辈住的，而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呀！”就这样一个微小的、自然的、完全不经意的言语和举动，其所凸显的却是朱总司令那一颗金子般闪亮的心及其所给予残酷生活的天籁之美。
　　对“美”的发现和表现、礼赞和追求，无疑是“人本”思想之内涵的至高与至淳境界。若要达臻这个境界，就不但须在最初的基础上起步，然后循序渐进，逐一攀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必然要遭遇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的曲折与斗争，因为在“美”的生成和实现过程中常常会有“丑”的抑制和阻障，“美”只有在以强力冲决和克服了这种抑制和阻障之后，才能形成与发展。
　　柯岩在其作品中，尤其是在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不但有勇气、有魄力提出重大的时代命题，而且有胆识、有能力通过艺术形式和美学评判而予以回答和解决。作者在用她的笔为我们揭开生活与生命的创痛的同时，又用她的心为疗治这创痛而开出有效的药方。柯岩不仅常常把她作品中的主人公设计为青少年或青少年工作者，而且更常常将其描写的对象聚落在社会弱势群体上。像《寻找回来的世界》中的于倩倩，《他乡明月》中的朵拉和紫薇，《红蜻蜓》中的杜嵋等；像《CA俱乐部》中那既不幸患癌而又强力抗癌的异常社会群体等。柯岩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在其作品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同时，她本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青少年的知心师友和危难人群的至诚伙伴。
　　文学，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中，首先和始终都必须高扬“人本”思想的旗帜。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柯岩不仅走在了前面，而且走出了经验，走出了矫健的步伐和丰饶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