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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是个绝不简单的小说家，近年来他抛出的一系列中短篇创作奠定了他的个人风格，而最近一组新知青题材小说，似已标志着他迈入了国内重量级作家的行列。
这些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在深度上——特别是在人性挖掘的深度上——把许多陷入原生态泥沼难于自拔的作家甩在了身后。他掌握了属于他的观察与叙述的独特视角，写出那些诡秘、饶有情趣、富于寓意的文字，自己则隐在作品背后发出嘿嘿的笑声。
现在看来，以往的知青文学发育得不算很充分（“文革”题材创作也是如此），多局限于社会性情绪的宣泄、政治性情绪的寄生，知青形象也大都为牺牲者和殉道者，只有到了王松，才开始对知识青年自身的复杂人性进行冷静认真的剖析。
恶作剧在他的知青小说里成为层出不穷的情节来源，使作品获得充沛的活力。应该说，这大致符合那一代人的部分历史记忆。“文革”和“下乡”对于那一代人并非全是灾难，“文革”中旅游式的“串联”、“下乡”后的偷鸡摸狗和调皮捣蛋，至今仍是老知青们津津乐道的趣事，给他们晦暗的生命历程留下一抹青春期躁动与反叛的鲜亮色彩。
几乎每篇作品里都有受害的动物形象，知识青年插到生产队里以后，它们便遇到了村里的天敌。《双驴记》中，黑六黑七两只驴不断遭到马杰的整治和暗算，他的鞭梢落在它们身上只是一个点，而且专抽它们身上要害的腿腋窝；《哭麦》中，杨鸣们抄了田鼠的家，断了它们的生路，还操纵起田鼠之间惨烈的厮杀，围观取乐；《葵花引》中，小椿将蜂蜜抹在牛鼻子上，使蜂去蜇那牛，迫牛遁下池塘，又在岸上操弹弓击射，直使牛闷死在塘里。显然，这些知青性情中有难于被今人接受的恶的一面，使人要去想这种恶是如何被浇灌起来的。
王松笔下的知青多属于被动下乡，如《我们的故事》里伊冰蓉的母亲就坚决不肯让女儿插队，学校老师再三登门做工作，她当众喝下敌敌畏以死对抗，却没有改变女儿的去向。伊冰蓉到了村里，又遇到生产队长的纠缠，还赤身裸体地被队长带人“捉奸”，结果也喝下敌敌畏去见了母亲。所以，作者描写的那批青年（主要是男青年），下乡之初就孕育了恶作剧的种子。这些城市长大的青年迁居到乡村，和社员一道挣工分吃饭，又缺乏一定的政治觉悟，难免走邪门歪道，发挥聪明才智弄吃弄喝。他们善使弹弓，会玩炸药，懂点物理化学，对付起家禽牲畜更有一套，使村里人头疼，也加剧了农民与知青间的紧张关系。《哭麦》里，知青们为了逃避麦收之苦，也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装神弄鬼，直使全村麦子颗粒无收，他们却兴高采烈，反映了这些穿着学生装的人从未真正融入乡土社会，思想感情上和农民仍然两回事。作者结构的这种情境构成了小说的基调，形成俳谐的张力，又实在是耐人寻味。
这群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是并非所有贫下中农都能成为他们的楷模，就造成了概念上的误会，这种误会能引出可惧的后果。《我们的故事》里，知青初到杨窝村时，贫农杨六畜为他们上了第一堂阶级教育课，恰好是这个经常充满义愤地连说几个“压迫”的杨六畜，后来一门心思要搞到一个女知青做老婆，还主导了捉奸事件，害死了女知青伊冰蓉。《哭麦》里，村民孙羊倌明知知青们日子不好过，不加怜惜，反而常常教唆他的羊溜进知青集体户偷吃干草。公社主任张茂和大队主任张全两个表面上做再教育工作，暗中却利用上调知青的权力想把一只青花瓷壶弄到手。《葵花引》中的何书记和治保主任魏土改，竟怀疑知青大椿强奸了母牛，组织大会进行批判，导致大椿死于非命。在这类事情上，当地农民对知青的再教育属于反面教育，不大容易教出好的学生。倘如学生要较真，后果就严重了。
其实，知识青年本来是该受些再教育，他们中一部分人红卫兵出身，喝狼奶长大，实施斗争哲学而不大懂仁爱之意，在村里不服气农民，又处于弱势，遂常将矛头对住那些动物们。那不仅出于青春期的发泄、对现有秩序的反叛，也源自人性中萌生的恶；他们需要捉弄那些对比他们更弱小的生灵获得内心的欢愉和心理上的优越，具体的生存环境诱发了卑劣的情欲。王松的深刻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同情知青的遭遇，而是冷峻地拷问和解剖他们的灵魂，识别他们自身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这在以前的知青小说创作中是很少见到的。尤其在《葵花引》中，王松把时光推延到世纪末叶，作品里出现了一位已成为外国公司董事长的路秋矢，此人属知青一代，回国考察项目返归乡里，他大腹便便，挥金如土，仍沾满粗鄙陋习，竟不忘沿途随意用弹弓击杀村里家禽，对当年仇人的女儿采取恶意的报复。这个形象的塑造饱蕴寓意，作者想在他身上去追究的，不光是过去一些知青的作为，还有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一辈子的性格特征、难以清洗干净的畸形灵魂，一种时代环境留下的印记。
王松对知青人性的挖掘，甚至深入到借助兽性的折射。在他小说里，我们看到，村里那些和知青接触过的动物们，性情也发生着改变。其中有《双驴记》中的黑六和黑七——两头驴出身于地主家，因而被定为黑六类和黑七类。面对知青马杰的虐待，黑六先是失去生育能力，后被马杰砍下头颅；黑七从旁将一切看在眼里，此后默默向马杰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报复，几乎在烈火中与马杰同归于尽。这驴写得神了些，但在阶级斗争环境下，它却显得比人更有人性。又有《哭麦》中的那只唤作黄毛的山羊，它先是被知青们迷倒，后被恶作剧地强迫吞吃死田鼠，此后改变了天性，拒绝再吃青草和白菜，开始嗜血，充满激情地寻找吞食鼠类，也学会了玩弄比它更弱小的动物，直至知青们为它贴上一张真实的狼皮。王松更通过兽性的异化，反衬了人性的异化，化验出空气里毒素的浸染。
尽管如此，王松却始终以轻松诙谐的语调讲述他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使读者不易立即觉察内容的沉重，一切都在趣事轶闻的回味中行进，又使人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这就是王松的方式。读王松容易使我们想起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他小说中一些知青形象也正若“病态的花朵”。他们的恶作剧是恶的，也是美的，因为这些恶行既有邪恶的一面，又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复杂的现代之美。
王松的新知青小说为重新认识和开掘知青题材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实际上，知青题材是非常特殊的、无可重复的现代文学题材。上千万城市学生注销户籍，下放农村，集体转变为农民身份，并准备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是人类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社会实验。无论这一实验成功与否，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个体生命体验以及他们与普通农民间构成的奇特联系，对于考察刻画具体人性都具有难得的文学价值。上山下乡运动可区别为前后期，知识青年内部也可区别为不同类型，王松小说着重描写了后知青时代里一群身不由己卷入运动，浑浑噩噩挥洒年华，苦中取乐，自觉不自觉对抗命运的知青的经验。此外，还有许多城市青年是怀着理想主义激情奔赴乡村，在社会底层经受了严酷的锻炼，比较真切地了解了农民的疾苦，与良善质朴的农民打成一片，获取了难得的人生历练，这些知青的阅历和体验同样非同寻常，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正由于如此，知青题材至今仍是一个说不清、写不尽、不过时的题材。这一题材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变革的和非常态的时代为中国文学留下的宝贵遗产。王松在这一题材领域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探索，是走在正途上，也使他的创作左右逢源，充满丰富的异趣和传奇色彩。那个时代已久远，而历史的沉淀与升华刚刚开始。在文学性描述中，过去现实中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皆升华为艺术之花。（胡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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