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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四川的时候，距离“5·12地震”的日子已经一个半月了。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永远不会真正明白，什么是灾难的可怕，什么是救灾的艰苦，什么是爱心的力量，什么是未来的希望……
因为平时工作的性质，我以前很少有机会走进这样的山区。灾后的四川“一日三雨”，我们的行程经常都是冒雨进行的。一路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当地的很多群众要走上四五个小时的山路，才能来看我们的演出。与灾难留下的痕迹相反的是，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伸出的都是热情的双手，看到的都是质朴的笑脸，得到的都是举着米酒、载歌载舞的欢迎。看到“中央电视台”的字样，当地的群众都认为是中央来人了。好多姑娘给我们送来手绣的“平安鞋垫”，我回来后数过了，那些鞋垫够我用一辈子的。还有好多大婶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厚布，里面装着满满的热气腾腾的煮鸡蛋，一把一把地塞到我们手里。我想，当年红军长征路过这里，大抵也就是这样的情形了吧。捧着他们塞进手里那沉甸甸、热乎乎的情意，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觉得自己能回报他们的实在是太少了。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的生命价值就体现在舞台上。灾区的舞台，是从做主持人以来最特别的。在藏乡的时候，舞台就是一条倾斜的马路，从群山之间穿过通往天际。住在路两旁的老乡，把自己的家腾出来给我们当休息室。原以为自己什么样的舞台都站过了，可这藏乡的斜马路又给了我一个人生的第一次经历。这个舞台没有灯光，没有舞美，但是却有最热情的观众和最让人感动的掌声。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一名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在经历了这次灾区行之后，我才发现事实远不止如此。
在五天的慰问演出中，我们条件最好的舞台就是流动大篷车，我们所经历过的最盛大的一次演出是在雅安的石棉中学。石棉中学的院墙已经没有了，但是它仍是附近保存最完好的学校，很多当地的孩子都到这里借读。我们的休息室就是学校操场边的简易房，演出的那天，由于湿热，我们的头上都起了疹子。没想到，操场上聚集的观众竟然有四万人之多。当我第一个站到舞台上的时候，突然看到远处，舞台的正对面，跟楼体一样高的巨型标语：“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当那几个鲜红的大字与我的视线平行的时候，有那么几秒钟，我怔在原地，那种冲击力远远胜过了灾难本身带给人的刺激。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感谢了。当羌族村子的村长带着村民，赶了四五个小时的山路来看我们演出时，握着我们的手，第一句冲出口的也是这样一句话：“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这里的人民在遭受重创之后，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感谢，这一颗颗感恩的心，就足以让人动容。而他们面对我们，一群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喊出的感谢竟然是“党中央！国务院！”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的代表，身上所担负的分量到底是怎样的呢？在灾区，在每一个老百姓的心里，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甚至也不是中央电视台，而是整个国家和全体同胞的惦念和关怀，是每一个百姓心底的依靠和归宿！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全心全意地俯首甘为孺子牛呢！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话筒，但是我是党和人民的话筒，这就注定了它所具有的神圣职责。我要把自己所能创造的欢乐，带给灾区的每一个人；我要把这里的苦难、团结和希望，告诉给每一个关心这里的人们；我要真正做到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我能做的只有这些，所以，我有什么理由不全力以赴！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一级播音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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