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潜与反思中前行——2007年度文学批评印象

　　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就一直饱受诟病，但我们看到，文学批评却并不是如许多媒体所抱怨的那样正一步步走向堕落，相反，“转型”中的当代文学批评虽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那种荣耀与地位，但在理性沉潜与自我反思中它前行的脚步却是越来越坚定。无论是对文学现场的参与和介入能力，还是对理论热点与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亦或对于当代作家作品的阐析能力，今天的文学批评都有了令人欣喜的提高。这一点，在200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一、自主性的追求：文学批评品格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
　　随着整个社会人文环境与人文氛围的变化，当下的文学批评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如何顺应新形势的发展，重振文学批评的雄风、捍卫文学批评的品格，是中国当代批评界近些年来一直在思考与反思的问题。在2007年的中国评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现状及自身局限的反思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许玉庆的论文《终结?错位?原创》（《文艺评论》2007、6）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学终结说”、理论错位、原创性缺失等几个问题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与分析。毕光明的《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文艺评论》2007、5）则对中国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批评的得失进行了认真的剖析，辩证地总结了“纯文学”批评的意义与局限。金健人的《文学研究正在越来越远离文学吗》（《浙江大学学报》2007、1）则从文学研究远离文学本身的现象入手，讨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困窘。不仅如此，在对文学批评现状进行整体总结和反思的同时，许多批评家还把对当代文学批评的考察深入到了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的层面，力求从更深的层次上探讨文学批评的本质内涵与现代品格。这方面，南帆的《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8）、温儒敏的《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2007、7）可为代表。南帆的论文对于文学批评中本质主义思维的传统、内涵及其局限进行了认真的辩析，并从与文化研究关系的对比中，指出了文学批评超越自身的可能性。温儒敏的论文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中一种以西方汉学家研究视角和成果作为对中国文学判断依据的“汉学心态”的尖锐反思，他的意见足以引起我们对当下文学研究中一种错误偏向的警醒。与温儒敏的文章相呼应，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栾梅健以及南京大学的王彬彬等学者也都在《文艺报》、《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了一系论文，对李欧梵、王德威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在中国不正常“走红”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此外，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反思中，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也是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在今天，当代文学能否写史以及当代文学是否有“经典”和大师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较大的分歧。事实上，对比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性是一个摆在批评界面前的迫切而重大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有没有经典是无需讨论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近60的历史没有经典是根本无法支撑的。问题是批评家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一部作品的经典性？在许多批评家，身体力行地以“年选”等　　方式进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实践的同时，关于经典以及经典标准的讨论也在逐步推进。徐兆寿的《论伟大文学的标准》（《小说评论》2007、4）和李建军《经典的律则》（《小说评论》2007、5）都算得上是此方面引人注目的文章，虽然他们的观点有其自身的偏颇，但他们对于“经典”的呼唤以及对于经典的现代性内涵的探讨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2007年中国批评界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反思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都开辟了“重回八十年代”以及“新时期文学反思”的专门栏目，许多批评家都从不同层面开始了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经验的总结。李扬的《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1）从方法论和指导思想上明确了“重返八十年代”的思路。周晓风的《新时期文学的未完成性》（《文艺争鸣》2007、6）从“未完成性”角度提出了关于“新时期文学”时间跨度的新认识，某种意义上推进了文学界对于所谓“新时期”“后新时期”等概念的讨论。王琳的《新时期文学的知识分子神话是如何“炼”成的》（《文艺争鸣》2007、12）从独特的视角反思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知识分子神话，并从认识论角度呈现了重新评价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可能性。罗义华的《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理论误区与经典问题》（《文艺争鸣》2007、6）对学术界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诸多理论误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梳理，其关于经典问题的思考也很有启发性。杨庆祥的《“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6）全面回顾了80年代“主体性”问题讨论的意义，并对“主体论”之于中国新时期文学建构的复杂性进行了多维度的讨论，较有说服力地揭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贺桂梅的《“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7、2）也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她全面讨论了中国“文学性”问题的由来，对其“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尤见功力。而陈晓明的《遗忘与召回：现代传统与当代作家》（《当代作家评论》2007、6）则更是一篇全面讨论现代传统与当代文学关系的重头文章，当代作家之于现代传统的问题，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资源的挖掘，又更是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路径的一种反思，对于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败得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在中国都因为缺乏“学术性”而受到某种程度的轻视。但实际上，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基础，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是作家和读者之间桥梁。近年来，批评界对于文学批评自主性品格的认识日趋深化，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理解也更为成熟。在2007年的文学批评中，这方面的思考更是值得重视。张炯的《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观念与方法问题》（《文艺争鸣》2007、12）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与认识水平上对当代文学史的观念与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突破提供了新视野。程光炜的《历史阐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7）、《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文艺研究》2007、5）两篇论文较系统地揭示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分歧与问题，其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而昌切的《再审当代文学》（《文艺研究》2007、5）、乔焕江《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和现实观》（《文艺评论》2007、1）以及吴俊的《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概说”》（《文艺争鸣》2007、2）也多从不同层面切入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代表了批评界对于“当代文学学科”问题认识的新收获。
　　
　　二、拒绝失语：文学前沿、理论前沿和现实问题敏感而迅急的反应
　　关于当代文学批评，所谓“缺席”、“失语”的指责曾经一度非常刺耳。一方面，我们承认确实有许多作家、作品没有得到批评界及时的评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指责实际上隐含着对于批评的某种误解和乌托帮式的想象。事实上，批评家不可能对所有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发言，也有着从不同趣味和观念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选择的权利。但不管怎么说，批评界这些年来对文学现场的介入能力，对于各种前沿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反应能力，应该说是有很大提高的。就200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而言，我觉得，批评界至少对下述几个问题的讨论是非常迅急而富有成效的：
　　其一，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们不太认同“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我们觉得，一个文学范畴的提出应该有其质的规定性，而“新世纪文学”更多的则是“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其内涵的规定性尚未有效彰显出来。如果一定要使用这个概念，我们倾向于宽泛地使用它，而不是严格地界定它。从《文艺争鸣》杂志提出“新世纪文学”概念以来，文学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而在2007年度，这种讨论已经开始超越单纯的概念层面，切入到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领域。雷达的《论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7、2）正面回答了他对“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认识，并触及了这个概念的合法性问题。陈思和的《新世纪文学的学科含义》（《文艺争鸣》2007、12）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肯定了“新世纪文学”的合法性及其学科意义。而周维东的《新世纪文学研究：如何面对“文学性”》（《文艺评论》2007、2）、雷达的《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概观》（（《小说评论》2007、1））、《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解放日报》2007、1、21）等文章则从各个具体的层面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成绩以及研究方法问题，丰富和充实了新世纪文学的内涵。
　　其二，“底层叙事”与中国经验的问题。近些年来，有关农民工进城、打工文学等底层叙事问题日益引起文学界的关注。2007年扬州大学曾与《文学评论》等联合专门召开过一个“乡下人进城”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文艺争鸣》、《文艺报》等也都开辟专栏讨论底层叙事问题，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论文。张学军的《矿难题材小说的人文关怀》（（《小说评论》2007、2期））重点讨论矿难小说存在的问题及其精神向度。贺绍俊的《意义、价值和蜕变——关于打工文学以及王十月的写作》（《扬子江评论》2007、6）以打工作家王十月为例分析了打工文学的意义、价值和限度。他的另一篇文章《底层写作中的“新国民性”》（《文学评论》2007、2）从国民性的视角对底层写作的思想价值与文化价值进行了有深度的开掘，延续了对现代文学史上国民性传统的思考。孟繁华的《“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文艺争鸣》2007、6）以及施战军的《“进城”：文学视角的挪移和城市主体的强化》（《扬子江评论》2007、6）则从理论层面剖析了“乡下人进城”和“底层写作”中的文学视角、主体身份问题。而杨健平的《有关底层话题论争的几点思考》（《文艺评论》2007、4）和摩罗的《文学应该怎样面对底层精神文化》（《文艺争鸣》2007、8）进一步把对“底层写作”的思考推进到了文化和精神层面，体现了对“底层写作”思维方式的某种转变。与上述论文对底层写作的正面肯定不同，洪治纲的《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10）以及陈应松、李云雷的《“底层叙事”中的艺术问题》（《上海文学》2007、11）则主要反思了底层写作中的“叙事焦虑”和“艺术问题”。而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尤为重要的。我们以为，文学其实并没有等级，文学具有普泛性，文学并不因为其题材的特殊性和作家身份的特殊性而具有价值，“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等等概念的出现，有着某种把对象绝对化和神圣化的倾向，也有着重蹈“题材决定论”覆辙的危险，需要引起文学界足够的重视。
　　与底层叙事相关，“中国经验”也是文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经验”与“中国形象”的讨论某种意义上是对“全球化”和东方主义理论的一种回应，它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中国经验确实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资源，如何认识这种资源的复杂性，如何总结中国经验的内涵，是一个需要文学界认真思考的课题；另一方面，“中国经验”的强调又具有某种乌托帮性，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变体，它的危险在于：中国经验的过度强调有时可能恰恰是对文学共通性魅力和普适性价值的反动。应该说，中国批评界对此问题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芳草》杂志2007年开辟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汪政等的《中国问题意识与民族叙事伦理》（《芳草》2007年第2期）、李云雷的《如何生产中国的形象》（《上海文学》2007、8）以及张清华的《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文艺争鸣》2007、10）等都做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其三，对网络、“80后”等新兴文学现象的关注。时代的瞬息万变造就了文学变幻不定的品格。当下文学的组织、生产、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这些新变化、新现象做出及时而准确的阐释也是当今批评界的责任。200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在这方面同样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欧阳友权的《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1）对网络、数字媒介之于中国文学的革命性意义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很好地总结了数字化时代中国文学转型的新特征。孔庆东的《博客，当代文学的新文体》（《文艺争鸣》2007、4）对当今影响深远的文学“博客”进行了学理性的探讨，从文体角度分析了博客的意义与价值。江冰的《论“80后”文学》（《天津师大学报》2007、3）对“80后”作家的类型、风格、写作姿态进行了认真剖析，对其代表性作家和作品进行了细致研究，显示了批评界把“80后”文学学理化、正典化的努力。此外，吴福辉的《关于都市、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上海师大学报》2007、2）对于当代都市文学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雷鸣的《当代生态报告文学创作中几个问题的省思》（《文艺评论》2007、6）对于“生态文学”热中的“题材单质趋同”“文学魅性缺失”等深层问题的反思、马伟业的《透视世纪之交的狼文学》（《文艺评论》2007、5）对于一系列以“狼”为对象的小说的局限性的分析、杨剑龙等《轰动后的思索与反思——“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三人谈》对于顾彬“惊世骇俗”的“垃圾”理论的反驳与辨析、黄发有的《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改制》（《南方文坛》2007、5）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处境与改革前景的讨论、房伟的《文化按摩：在没有侠客的江湖——二十一世纪中国语境下〈武林外传〉的影像世界》（《南方文坛》2007、5）对风靡全国的电视剧《武林外传》饶有趣味的阐释都显示了当代批评家对于中国当代前沿问题的敏感，并以与众不同的识见证明了文学批评的力量。

　　三、“知人识文”：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化
　　关于文学批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看重批评的理论性与宏观性，有的看重批评的感悟性与审美性。但根本来说，批评离不开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与阐释，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一切从文本出发应该是其批评的出发点，而对文学作品的感悟、阐释与判断能力是其立身之本。200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在作家作品方面下的功夫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首先，从作家研究方面来看，2007年中国批评界对新生代作家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当代文坛》杂志的“文坛关注”、《小说评论》和《文艺争鸣》杂志的“新小说家专栏”以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都发表了大量研究新生代作家的论文。不仅对新生代作家的整体研究与判断日益客观与理性，而且对代表性的新生代作家的研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吴义勤的《自由与局限――中国新生代小说家论》（《文学评论》2007、5）是一篇对新生代作家的命名、背景、生活伦理、叙事伦理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长文，代表了批评界把新生代作家研究纳入文学史研究框架的最新学术努力。个案研究方面，邵燕君的《徐步向前——徐则臣小说简论》（《当代文坛》2007、6）、房伟等的《贴着地面飞翔——艾伟小说论》（《当代文坛》2007、2）、阎晶明的《金仁顺近期小说解读》（《文艺争鸣》2007、6）、谢有顺的《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南方文坛》2007、4）等论文对新生代青年作家的研究既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又有深度的理论概括，显示了批评界对新生代作家的高度与水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批评界对魏微、盛可以、陈希我、石舒清、毕飞宇、晓苏、张悦然、韩寒、春树、李洱等青年作家也都有大量深刻而精到的阐释与评论，新生代作家某种意义已经进入了文学批评的中心地带，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文学界的充分确认。
　　新生代作家之外，批评界对卓有成就的中年作家的反思性研究在200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中也很引人注目。《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在这方面的努力尤其突出。该杂志很有魄力地在2007年拿出整期的版面专门研究当代文坛的诸多代表性作家，比如王蒙、王安忆、阎连科、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等就都曾享受过这种待遇，这种多位评论家、多篇文章对某一作家集中进行研究的方式非常有助于揭示作家的复杂性、多维性、经典性与局限性，达到了对一个作家进行总结性研究的高度。而《文艺争鸣》杂志的“作家百论”专栏对李佩甫、汪曾祺、北岛、张洁等作家的研究也很有成效。在我看来，程光炜的《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3）、何言宏《王安忆的精神局限》(《钟山》2007、5)对王安忆的文学史意义和“精神局限”的反思性研究、郜元宝的《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南方文坛》2007、1）对于铁凝之于“革命文学”的美学谱系和道德谱系的研究、李建军的《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南方文坛》2007、3）对于路遥的重新“发现”、
　　季红真的《论汪曾祺散文文体与文章学传统》（《文学评论》2007、2）对汪曾祺文体与“文章学传统”的阐析，都代表了当代作家研究的水平，其立论的尖锐，论证的充分，逻辑的严谨，都足见中国当代批评功力的提高。
　　其次，从文本研究角度来看，经典文本和新的重要文本在2007年的批评界都得到了深入而有深度的关注。就前者而言，《南方文坛》的“重读经典”栏目、《当代作家评论》的“作家作品研究”、《文艺争鸣》的“作品百论”栏目均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经典文本研究论文。陈忠实的《白鹿原》、阎连科的《受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经典小说都在新的理论视角和审美高度上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就后者而言，2007年度以及近年来出版的一些重要的、引起广泛争议和关注的长篇小说新作也得到了及时的评论与研讨。王蒙的《青狐》、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高兴》、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河》、孙慧芬的《吉宽的马车》等作品可以说都得到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反复研究。这方面，王尧的《“思想事件”的修辞》（《当代作家评论》2007、3）对于《启蒙时代》的解读、施战军的《人文魅性与现代革命交缠的史诗》（《文艺争鸣》2007、4）对《圣天门口》的解析、丁帆的＜＜碧奴＞：一次瑰丽闪光的叙述转换＞（《文艺争鸣》2007、4）以及吴义勤的《“戴着镣铐跳舞”——评苏童的长篇新作〈碧奴〉》（《南方文坛》2007、3）对于《碧奴》的研究堪为代表。
　　这里，还想特别提一下评论界对于余华《兄弟》的评论。《兄弟》从出版到现在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褒者视其为经典杰作，贬者视其为垃圾与“失败之作”。在《兄弟》的评论中，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色彩较重，这既与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影响有关，也是文学研究中极端化思维和“反应过度”所带来的后果。实际上，对于《兄弟》，“辩护”也好，批判也好，很多时候我们多不是在文学的意义上来谈论它的。面对这样的文本，回到文学，回到文本，回到学理，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文艺争鸣》2007年2期所开辟的《兄弟》讨论会专辑我觉得就很重要。陈思和、张新颖、栾梅健、张业松等对《兄弟》的评论虽然观点各有不同，我们也并不赞成他们的某些说法，但是其学理的态度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陈思和的《我对＜兄弟＞的解读》把《兄弟》放在文学史和中外文学的传统中来观照，立论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此外，在文体研究方面，在2007年的文学批评格局中，散文、诗歌的研究也非常活跃。无论是对散文、诗歌整体态势的总结，还是对于散文、诗歌个案的剖析都涌现了一批有份量的论文。谢有顺的《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文学评论》2007、1）、吴思敬的《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文学评论》2007、4）等都以深刻、独到的见地令人关注。
　　当然，200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远不是上述几个方面所能概括的，我们所讲的只能是一个粗浅的印象。总的来说，批评既不像人们所宣称的那么糟，也不会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完美。许多严肃的批评者，始终兢兢业业地坚守在文学批评的第一线，在文学批评之路上，他们的步伐坚定而从容，他们的反思严苛而深刻。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