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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7月3日上午
地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层会议室
主持人：
《旷野无人》作者李兰妮媒体见面会，现在开始。
首先介绍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中国孤独症专家田惠平，评论专家李媚女士，《南方日报》媒体评论部主任陈志红女士，本书作者李兰妮女士。
首先请潘凯雄先生讲话。
潘凯雄：
各位早上好，首先代表出版社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本书发布会和记者见面会，也感谢李兰妮给我们奉献了这部好书，也感谢田惠平专家以及她的朋友，各个领域的专家，今天抽出时间来参加今天的见面会。
我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和基本看法，都写在书的侧面，都用文字表达了，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再重复。这个行为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个破例，我在社里工作了五年，从来没干过这个事，写序是因为这本书太特殊，对这个书的评价和基本看法，已经在序言里表达了。为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媒体和作者进行直接对话，留给我们的专家，所以我不会多占用大家的时间。
要补充两点是，这本书虽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虽然被中国作家协会列为重点作品之一，但是我想特别提醒各位媒体注意，本书基本不是一部文学作品，我为什么先要说这个呢？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专业的文学出版社，本书又被作家协会列入重点作品，我为什么认为它基本上不是一部文学作品呢，为什么又用文学搭边呢？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是这么看的，李兰妮是一个作家，目前的身份是深圳作协的常务副主席，还有什么官衔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在文学界有一点官衔。作者的作家身份，保证了这本书是很有文学品质的书。但是在我看来，这本书基本不是一个文学书，不要从一般的文学作品来报道它、宣传它、推广它。因为如果从这个角度说，那是大大地缩小了这本书的内涵和外延。
这是一部关注生命，关注人的精神健康的大书。它的意义、分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学作品。上个礼拜才把书递给大家，时间比较短，大家没有时间仔细看，如果各位有时间认真地看一下，应该会认同我这样一个基本评价和基本定位的。
为什么讲它的分量和意义超过了一般的文学作品呢？大家看书名就已经知道了，作者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这个抑郁症患者就坐在我旁边，这本书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我说得再白一点，实际上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关于抑郁症，我们了解多少？可能我们知道一点点或者知道一些消息、现象，知道崔永元抑郁整天睡不着觉，张国荣一抑郁哪天跳下去了，这种知识对大家来说，也许你们的知识比我丰富，至少我在接触这个稿子之前，对抑郁症的知识几乎是空白，或者了解的都是非常之皮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全球抑郁症发病率是10.4％，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每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中国的权威数字没查到，有几个数字不是特别权威，我就干脆没用，但是我想中国也是地球村的一份子，这样一个比例在中国应该差不多。之所以没有这个权威数据，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我们对这种精神疾病的关注、重视，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家对这方面的知识还是非常欠缺。得了这个病的人有两种情况，第一种还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第二种是知道得了抑郁症，由于各种原因，还忌讳说出口，还不承认自己是，还忌讳就医。就像李兰妮一开始一样，大家慢慢跟她熟了之后，就会了解抑郁症跟性格无关，她是疯疯癫癫、大大咧咧的，是性格很开朗的。一开始说她得抑郁，她周围的朋友说她会得抑郁症，全世界人都会得抑郁症了。这不是一个玩笑话，这个玩笑背后其实可以折射出我们对抑郁症的认识。
事实上，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发病率，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没有诊断或者没有暴露的在一个亿左右，这样一个庞大人群的精神健康，在我们奔小康的路上，在建设现代化的路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面对这么大一个群体人群的精神健康，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了解，还是这样一种水准，其实是很不应该的。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绝大多数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提高，人的生理健康已经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比如说大家比较注重保健、注重养生，有个小痛小痒还当一回事，中国的养生、保健的产业都比较发达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是社会进步，人的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方面。但是国民在注重自己生理健康的同时是不是关注到自己的精神健康，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中国社会继续朝着现代化前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随着都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会越来越凸现出来。就像20年前、30年前，讲养生、保健，在我们这里可能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那个时候讲温饱，当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开始讲第二个层面的问题，讲健康，但是现在讲的健康还仅仅是在生理层面的健康，那么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健康，是不是被我们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抑郁症是精神健康范畴的问题，但是精神健康这样一个问题更大一些，包括抑郁症，包括自闭、焦虑等等，这样一本书既是对抑郁症疾病的知识普及、希望的传播，同时从大背景来说，是关注中国人的精神健康。
这样一个意义，这样一个分量，而且书里写出的，都是作者的亲历。这样一部作品，显然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所能涵盖的。所以我一开始要提醒各位，大家千万不要当成一般的文学作品来评价、来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看这个书的时候，对抑郁症缺乏知识的了解，同时因为了解得很肤浅，在知之甚少的层面上，各位感觉就是恐怖。长时间的不能入睡，然后就跳下去，这是我们对它了解最多的两个点。当然这两个点也是目前临床诊断这个人是不是抑郁症患者的两个很重要的临床表现，于是给我们留下的就是恐怖。各位也坦率承认，得了抑郁症是很痛苦的，活着比死更难。但是这个人又活下来了，而且还活得特别好，她的这样一个经历给我们传递出另外一个信息，抑郁症很痛苦，但是是可以治疗的，可以疗救的，阳光是可以照到内心的。
包括后面书的封底用了钟南山院士的话，因为他有一个公共身份，虽然他是呼吸疾病的专家，但是他是公共身份是中华医学会的会长，他的身份有义务关注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健康。另外引用了崔永元的话，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我们相信这本书的品质，没有走一般商业化的道路，请这两位，就是来推荐这本书。钟南山院士这样一段话是《南方日报》在做这本书宣传的时候，他们的媒体专门去采访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钟南山院士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就这本书而言的；崔永元的这段话是在给国外引进版的书写的序。这本书对抑郁症患者、包括非抑郁症患者来说，读了能对抑郁症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而不仅仅停留在皮毛，诉诸简单的恐怖。
第三，因为我前面首先讲了抑郁症确实很恐怖，所以对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经历不断地再回首，对这个作者、作家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艰难、痛苦的选择，最后做成了这书，又是一个很坚强的选择、勇敢的选择。我知道李兰妮写这本书的艰难，其实是酝酿了很长时间，去年4月份在深圳文博会上签约，她给我看了局部的样章，当时我对抑郁症的知识也是一片空白，所以看了一两章以后，还看不出缘由来。大家也知道，那个场合该做秀也得做秀，该签就签了，以后一直没有联系。到春节前把稿子给我了，后来就看，我是终审。刚开始的两章看得还有一点零乱，越往后看就越震撼了。她是在一种痛苦的状态下写作，虽然我当时对这种疾病缺乏了解，但也知道写作的艰难，尽管作者非常职业，但是我也很残酷地让她修改。实际上是再回首，再一次折磨自己，再一次把伤口重新撕开来，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最终完成了，非常认真地完成了，非常好地完成了。这些具体的评价，我建议由第三方来传递，这其实是很艰难的事情，因为语言在这个时候总是很贫乏的。我相信大家只要认真读了这本书，一定会跟我产生类似的，或者产生比我更强烈的感觉。
包括这书的两位责编，她们的阅读也是一样的感觉。刚开始第一遍看的时候，还不太明白，当细读了之后，人就彻底进去了。
对这个书的整体评价，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一对大家表示感谢，第二是在写作之外补充这两点认识。再一次感谢大家，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媒体朋友和作者、专家、责任编辑，大家有一个面对面的互动，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跟大家几位交流的，大家畅所欲言。谢谢大家！
李兰妮：
我本来想最后说。为什么请田惠平和李媚给我完成后记，这里都有我的打算和想法，因为我觉得对抑郁症的关注和对这种疾病的述说，不仅仅应该由我李兰妮来做，而应该是我开一个头。书的后记是开放式的后记，我从她们的后记中又得到了很多启示。我觉得我们对中国人的精神健康，或者是全世界人们对人类精神层面的关注，应该能够和谐地接力下去，所以我今天也请了她们二位来。因为在我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跟她们交谈过，我跟她们讲，我并不想写一个文学作品，最早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病例”，因为人们对这方面的知识懂得很少很少。得这个病的人其实很多，却不愿意出来说。所以有精神疾患的人，包括抑郁症患者，他都没有在社会上真正发出他的声音。我为这一点感到遗憾。
我当时心想写这书很好，自救救人，但是没想到写到二分之一的时候，我自己重新抑郁复发，几乎写不完，很多回我都跟我的两位朋友说，我说我不行了，很多后事都交代了。
今天我首先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这种感谢很具体，因为他们直接给我激励，鼓励我写下去，而且把它认真地完成。我特别感谢潘凯雄。我这个人不喜欢说感谢的话，我曾经托我的朋友说，潘凯雄谢谢你，因为我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看到这本书。因为我写到后面三分之一的时候已经疯狂了，不断地自残，不断地抽自己的血，半夜站在雨夜16楼的天台上，我那个时候很明白为什么抑郁症病人不能发出声音来。好在我有很多好朋友，这里的田惠平、李媚，后来的刘志、杨柳、潘凯雄，对我不断的支持。在自救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辅助疗法，需要这种环境。陈志红是著名的评论家，又是文学博士，她的散文本身也写得非常漂亮，又是《南方日报》文体中心的主任，在这方面她给我做认知治疗，我们就可以互动。你们也知道广州作家中其实不少人有轻度的抑郁倾向，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识，早点自救、互救，最后就可能避免自杀事件。所以我这本书，也是写给这些人。
我别感谢责编把这句话提出来放在封底，我曾经引用过特雷莎修女领诺贝尔奖时候的话，她说我领这个奖是代表那些病人、穷人和孤独的人。我想这本书，不是给一般意义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因为中国很多人哪怕有多少亿，但实际上精神上是一个“穷人”，当他有这种精神疾病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不知道怎么自救，也不知道怎么求救，或者即使他呼救也没有人怎么知道去帮助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他当到总统、首相，还是什么亲王、王子，他患上了抑郁症，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穷人、病人，另外也是一个彻底孤独的人。
我为什么感激人民文学出版社呢？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愿意出这本书，我当时出这本书的时候，人文社说这本书报重点选题吧，我说我太个人化了，不会有人愿意看的。后来作家协会也很关注。写的过程中，我觉得找科技出版社出吗？不可能，文学出版社吗？我觉得我写的时候就不是拿它当文学作品来写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历。为什么取名精神档案，我想精神病例好像不容易表达，而其我后来逐渐认识到。其实我1986年已经开始有抑郁的记录，我1988年得癌症的时候，我就反复地存在着癌症、抑郁症的反复。后来李媚问我，她说兰妮，你是这么好的人，但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大的灾难降临在你身上。因为我所看到的中译本写到外国的抑郁症的时候，抑郁症患者经常问，我不知道癌症是什么滋味，但是我们想，我们在最抑郁的时候，它可能比癌症还要恐怖吧。从目前来说，已经翻译过来的抑郁症的书里，癌症和抑郁症双料身份的作者，我不敢说唯一，但可能是极少的，有没有其他的，我还不知道。
潘凯雄：
我们见诸文字的，双料身份的作家，李兰妮是第一个。
李兰妮：
6月深圳有一个市民大讲堂，要我去讲抑郁症、讲作家的精神档案，我当时以为没有人来看，都谈养生，人家怎么对抑郁感兴趣呢？进去一看，有电视录播，也有宣传部的官员在，报告厅300多人上上下下都坐得满满的，墙边还站了一圈，楼上的台阶上都有人。连我们宣传部的人都说，没想到会这么爆棚，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
我讲，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抑郁症方面最基本的知识，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滞后的。我很感激《南方日报》在4月20号的时候就发了四个专版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做得非常棒，我也很想听一听陈志红她谈谈她当时是怎么想的。她的这四个版出来以后，很震撼，包括钟南山最后跟我通电话，我并不认识他，但是要摘他的这个话，他说国外对抑郁心理方面的研究，是占这个国家整个学科研究的前二三位的，但是中国是严重滞后的。就连钟南山都说不出百分之百具体的数字，说中国抑郁症比例是多少，但是我看过报纸上，报纸上说印度是12.8％，还不是说印度的穷人，印度由于高速发展，大都市里有些非常有钱的人，但是得抑郁症的比例是12.8％。还有德国、英国、瑞士的专家说，越是大城市，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成年人重度抑郁的比例越高，在我们的癌症病人、心血管病人、心梗、脑中风、糖尿病还有酗酒、吸毒的人里头，很多病人的根是抑郁症，而且有些死亡不是死于癌症，不是死于脑中风和心血梗，其实是死于抑郁症，只不过大家不知道。
英国的心理学家和德国的心理学家讲，抑郁达到极致的时候只有两个通道，一个通道就是杀人，另一个通道就是自杀，一个对外一个对内释放。所以人们常常觉得很奇怪，这个人看起来很正常，比如像张国荣等其他人，上个星期还开了会，但是自杀了，名人自杀人们知道，但是有多少不是名人自杀的那些人，死了就白死了，人们不知道他是抑郁而死。但是自杀的人里面，80％是存在着抑郁症的。这个常识，其实老百姓都不知道，包括我们的知识分子里头，知道的少而又少。潘凯雄曾经跟我打电话说，这是生命的呼喊、呐喊，但是我写到最后，是我灵魂的嚎叫，我觉得这不是我写的，是那些死去的抑郁症病人，是死去的精神疾患的人从来没发出过声音，其实他们求救，人家没有听见，他们伸手要求人们救援，人家看不见。广东省曾经有一个专门搞防止自杀的心理热线的负责人，他是义务做，做了九年以后，他抑郁了，他要自杀的那一天，他不知道给四个还是六个朋友打过电话，说我觉得不太好，我的心情有点不对，你们有没有时间来跟我聊一聊。但是那些朋友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常识，都告诉说没空，然后就了断了。我觉得他的这四个朋友，他们一辈子都会觉得非常内疚，而且我觉得他们会存在一种抑郁的症状。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向你呼救？只不过你听不见、也看不见。
我要谢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我个人感谢，我觉得我在这里可以代表全世界的既患癌症又患抑郁症精神疾患的人，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感谢。（鞠躬）！
我还要感谢，原来他们叫我来，我真的很害怕，英国的病理学家讲过，抑郁症病人有一个问题，不能够回到原来，他本来就钻牛角尖，喜欢冥思苦想，一旦落入某个想法中的时候，他会复发、爆发，他会被吞没，如果拽不出来，他会死的。
我曾经看地震救灾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好心，以为那些孩子、包括死去亲人的人，让他们说出来，让他们回忆，以为他们说出来了就好了，其实不是的，我在那里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残忍。因为其实他们麻木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自己心理在做治疗，他需要一个空间，他需要时间，他不是说他就能说出来，而不能说的时候，不给他空间和时间，那时候让他说的话，他会疯的。而且他本来可以不死，但是这个伤痕可以让他在痛定思痛之后选择死亡。
我们要具备这方面的常识，另外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现在在中国，很多人不知道抑郁症是分两种，有生理的抑郁症，也有心理的。心理只要看心理咨询师，但生理的病理的必须吃药，必须是要专科的精神科医生介入，给他化学药物。抑郁症患者抵抗灾害的时候已经很坚强了，他们认为我已经够坚强了，我已经比你坚强得多了，你没有资格再叫我坚强了，而且我无法更坚强了，你还叫我坚强，我就只有跳楼了，因为我别无选择。
在国外，心理科的医生是没有处方权的，只有心理疏导的作用。但是精神病学家，精神科医生是有处方权的。有个新西兰很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就不肯吃药，用尽所有心理学的方法，辅助方法都用尽了，过了一年以后他要崩溃了，他只好告诉心理科医生说，我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了。然后那个心理科医生说，是啊，早就叫你吃药了。他放声大哭，他觉得自己很失败，自己这么著名的心理学家，居然不能拯救自己，还有什么脸拯救别人。后来等他吃了药以后好了以后，再来看得病的这些病人的时候，他就很懂得心理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要去看精神专科，一定要去吃药。这时候，他对病人的沟通和交流，他的观念就转变了，而且他更懂得应该怎么去疗救这些人。
你们都是公众人士，中国的这些启蒙的东西是要靠你们发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请求大家。我原来说很怕看到人，听说要开这个会，我在深圳的家里头，我一紧张就胃痛。我现在都在吃抑郁症的药，我每天要吃赛乐特、奇比特，还有癌症的优甲乐，我吃了很多药以后在深圳的家里发呆的时候，韩小蕙打了电话说媒体的朋友都是好朋友，都是在帮助抑郁症病人的，不要怕他们，我们来就是为了给抑郁症病人发出声音的。所以我就来了。刚才她还抱着我说，兰妮你要很坚强地面对。所以我咧着嘴，我微笑，起码我活着。所以我对媒体的朋友，包括深圳也派媒体来了，所以我跟大家鞠一个躬！（鞠躬）
谢谢大家。我相信这些专家朋友，这些姐妹们多讲一讲。
田惠平：
先说一下，其实我并不是抑郁症的专家，如果是专家的话，我在我的生活中20多年一直遭遇着一个问题，就是我儿子得了自闭症或者叫孤独症，我看兰妮这本书，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如果这个生活中遭遇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跟周围人说得清楚，而社会常识的理解，一般除了给你增加更多的打击、压力甚至是伤害之外，他们来自好心的刀子让你更难去躲避。我就讲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当时惊了一身冷汗，我后来见到兰妮，我说是不是想跟你说这样的话，想开点吧，凡事想开点就好了。我当时惊了一身冷汗，出自于这样一种无知的常识，我们对别人说出一些所谓的宽慰、劝阻的，或者我们认为是在帮助的话，比如说包括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是美丽的、对生命的尊重无论如何应该帮助他延长去存在，也对自己说，这是我做人的标准，这是我的道德，很多东西都在里面支撑着。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她在一点一点地颠覆我的许多常识。所以关于抑郁症，我跟很多我所生活的社会的人一样，我是零。
李兰妮的这本书让我很震撼，我不光对待李兰妮。我跟大家讲一个细节，12月份到深圳的时候，兰妮买了很多水果，我吃水果，我把水果刀放在茶几的下面，她说这个刀不能放在这里，我看到之后会做一些事情，我说我把水果刀放进冰箱了，我怕她找水果刀找不到。因此我在学习，和一个身边有特点的人在生活，我20多年面对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的自闭症儿童和自闭症的成年人，这种学习需要知识的帮助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知识。
关于这本书，我要去呼喊、呐喊，我觉得这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写出来的，首先不是所有的癌症患者都一定是抑郁症，不是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经历过癌症，同时也不是一个癌症和抑郁症患者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作家、记者。我觉得是很多命运导致写这本书。这个书出来是天时地利人和，地利指的是兰妮，同时是癌症和抑郁症患者，她本人又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家。我那次跟她说，我说兰妮，你这本书出来之前，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但是我看了这本书，我知道你一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果她不集于这些角色在一起的话，这本书不一定能够产生。
不幸的是李兰妮得的是抑郁症，如果她得的是自闭症就好了，别人周围的人怎么看待她，怎么对待她，说的话怎么不爱听，或者那些东西怎么像刀子一样，她不管，她不知道。因为我真的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这么想，还不如得自闭症呢。
但是我看了她写的这本书，我同时又在想，幸好是抑郁症，因为什么？对自闭症的研究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个自闭症患者把自己究竟怎么想的。
我曾经看她的初稿的时候，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说上帝无情让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士，同时既是癌症又是抑郁症患者，但是我觉得上帝有眼，如果苦难注定是人生的一部分的话，让兰妮承接，世界反而因此多了一番美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苦难变成美丽、变得有价值，兰妮在努力，我觉得她做得有价值。所以最后，我还是要把我全部的敬意、谢意，送给我们美丽的李兰妮！
主持人：
我们发行部有几位女同志看这个书，她们说看得很痛苦。我跟办公室的女同志说，我说你们如果自己看了这么难受，就先把书放下来，确实感受到一个抑郁症患者在生命期间的这种痛苦，而且在看书的过程中，还不断地反省自己，我是不是有点抑郁症，后来还好。我觉得得抑郁症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李兰妮能够把这种痛苦写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李兰妮：
我接着你的话说，我最后几乎表达不出来了，我几乎疯狂了，我只说了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就像堰塞湖似的要砸下来了。最后怎么办呢？我就拿着瑞士军刀就在自己脖子上比划，瑞士军刀是最好的，我说试一试，实在承受不住了，就让它这个血喷薄而出吧。我比划了半天，感觉瑞士军刀又不是很好，最后是谁救了我呢？李媚到深圳来跟我讲，她说兰妮你不要焦虑，你只写了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不要写了，你应该让每个人来写那十分之九，因为每个人都有要说的。
李媚：
在兰妮写作的过程中，在她的病复发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你的身边有没有人。她说身边没有人，我就特别紧张，如果身边有人，哪怕是一个陌生人，我就会觉得这里面会稍微的安慰一点。我之所以有这种心理，我是觉得恐怕是在每一个人面对这种绝境的时候，他者特别重要。其实今天媒体这么多人在这里，我其实也是希望，兰妮已经用她自己生命的经历写了这本书，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很好地去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他者。不管你自己能尽到多少，但是你的存在，只要你在，我觉得就非常重要，就很好。
前段时间我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学生，他也是属于有抑郁症的，有一点点严重吧，兰妮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给他系主任打电话，系主任觉得没事，艺术家就是这样子的，一定会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他的内心一定是这样。我说不是，你一定要让他去看病，他要找精神科的医生看病，一定要治疗的。但是在他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是这样，反而他那种反常的表达和他的那种困境，是一个具有天赋的艺术家所必须的。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面很难过。我上课的时候跟这个学生说，我要和他谈一次，他们都认为找精神科的医生看医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大家都很不愿意迈出这一步。我给兰妮发短信问她，如果用食物治疗，或者用其它的物理治疗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她说吃香蕉吃巧克力，晒太阳，我说你去吃香蕉吃巧克力晒太阳，我说你努力，明年我再来上课，你好了的话，我就送给你一张大师的原作。他是很崇拜大师的原作的。
在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在大学，在知识分子当中，我们对抑郁症真的是特别不理智，而且我们内心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不愿意把自己的弱点公之于众的心理。坦诚，这是兰妮这本书最有价值的东西，把东西坦白出来给所有人看。而且我们也真正从她的身上看到，生命真的是一个奇迹，我跟兰妮说，我说你的书出来了，你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人，接下来的见证就是用你的健康做见证，使自己健康地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见证，这也是我对兰妮最大的祝福。你接下去就是用你的这一刻来做见证，让所有人看到你健康快乐的活着，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主持人：
李兰妮前些日子抑郁症还发作了，有一个念头要跳楼，而且当时不是由自己来控制的。
李兰妮：
对，失去控制。我曾经觉得我等不到了，最早觉得既然国人对这些方面不了解、不理解，出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当时留了遗嘱，我说这本书给田惠平，因为在这方面，我是绝对相信她的，她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说她们两个合作，我死了帮我出书。
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让我很惊喜，拿到这本书以后，刘稚和杨柳加班加点尽快做出来。其实我写完书以后处于死亡状态，一方面我要活着，就像李媚说的，我活着要做见证，我就是能够走出来，而且我就是要破去这种重盅，我要做出一种我要战胜它的见证，而且是让人们看到抑郁症其实不可怕，它是可以治愈。而且即使不能治愈，你也能够活得有价值，活出一种新的气象出来。
我在市民大讲堂讲，其实抑郁症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退到旷野，不见人只见神，旷野无人却有灵，而你在那里反思，进行一些精神梳理的时候，你就明白，你今后该怎么活。所以我以前虽然写作也获过这个奖那个奖，但是写《旷野无人》，我不再追求什么，我是很接近潜意识的。我到精神科，他们强调不要伪饰，最接近你的潜意识，我这个书就是这样子的，不讲究其它。生命的灵有多强在这里支撑，死亡的灵就有多强在纠缠，就是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似的。
因为潘凯雄说书快出来了，让我坚持住。如果我理智能控制，大脑神经能控制躯体，那我就觉得我当然要支持。但是那天争斗太厉害了，我后记里头说到，就梦到一群人给一堆东西，让我赶快跳楼，赶快去死。我又觉得不对啊，这个绳子怎么没有重量。我在行走着，忽然想到我如果上吊了，我怎么又跳楼呢，如果跳楼怎么上吊呢，后来我就醒了。后来我想不对劲，这证明在我的精神中，生命的灵和死亡的灵还在继续征战，你想告诉世人是能够走出来的，那我就要在这个地方，让你做不了这个见证。我那天突然的，半小时之前好好的，突然有这种幻觉的声音，其实你不用到16楼去跳，因为我住12楼，只要几秒钟就会有这种声音，只要几秒钟，推开窗户跳就行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要警惕，这个时候突然失控了。后来我还问潘凯雄，这叫不叫抽羊角风，就像大地震的抖，最后倒在地板上，爬沙发都爬不上去。抖得哪儿都痉挛，醒了以后，我的小狗在我面前看着我。我醒来以后觉得很疲惫，这个过程又没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就祷告，告诉自己，我就不死，我就是要活下来，而且我有这么多朋友帮助我。我这些朋友，我今天来的这些朋友，他们到关键的时候都会帮助我。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我们会为你祷告，让你健康地活着。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朋友们的理解，没有他们为我撑着，我过不来，我早就死了。
陈志红：
我今天来是两重身份，作为李兰妮二十多年的朋友，一直看着她二十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她以她的那种顽强、韧劲，怎么样渐渐地走出来，现在还正在经历，还没有完全地走出来。今天参加这个，首先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觉得她出了这么一本书，是非常值得祝贺的。
第二，我也是一个做媒体的人，我们在南方是一个区域媒体。我们这个专题做出来以后，我们都没有想到反应那么强烈。因为抑郁症病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社会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确实是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我是看了不到三分之一，我都觉得读不下去，就非常累，也非常沉重。而且我们还是在过了两三个月以后，有一个晚上拿起来看。看完了以后觉得，这本书，我们要超越一个个案的特殊性，要进入一个更广大的范围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媒体的，要从这个个案做一些延伸，这种延伸不光是关注抑郁症这么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同时我们要关注整个社会，关注整个社会的健康，人的这种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李兰妮这本书给我们社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很重要的奉献。我想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拿出四个版面做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我们编辑部收到的电话无数，其中有一个最让我吃惊的，就是一个女生，她说真的，请你们把李兰妮的电话告诉我，我真的希望你们救助我。所以我们感觉到，到底这个社会有多少人，不光是抑郁患者，有多少精神疾患的人，他不一定真的完全是一个精神病人，可能她的心理状态正在进行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单位，大到社会，小到单位，再小到家庭，再要到我们周围的朋友，如果我们有这种认识、常识的话，我们可以避免多少不幸或者避免多少悲剧。
现在都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最终是要落地的，我们搞媒体的人都知道，谈任何一个大的东西，它还是要归到一个具象上。我们讲这本书，谈李兰妮，最终媒体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要做到，看到这个东西才感到，如果我是领导者，我会反省是不是尽到了一种应该有的作为领导者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家长，我是否做到了对我周围的亲人的这么一种关怀、了解，我作为朋友，我是不是又做到了。我希望我们的媒体，能够起这样一个作用。首都二十几家媒体今天都来了，我们作为一个南方的区域媒体，特别希望这本书在北京发出自己的呼吁和声音，我想这真正是对整个社会，包括对我们整个民族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时间会证明这本书的价值。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就是李兰妮写了一本好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好书，所有在座的媒体朋友们，也有幸能够宣传这本好书，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
今天看到李兰妮很健康、很好地跟大家见面，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实际上抑郁症，咱们说了半天要预防，还是可以战胜的，还是可以预防的，而且对精神的关注、对社会的关注，大家都重视起来之后，对抑郁症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记者：
抑郁症是很痛苦的，我想问你写作时是怎么想的，这本书写完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写？
李兰妮：
我当时觉得写这本书是绝唱了。写到后面三分之一不是我自己写，我不知道是什么灵在写，我觉得很害怕，不是我想写，真的是一种命运的选择，我写的时候很怕电脑，我钻到沙发的底下，钻到那里面逃避，我钻到衣柜里头，我一想到这个就很抑郁，我就自己抽自己的血，我太想自杀了，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能自杀。手背、脚背的血，就让它流着。我总觉得有一种灵，就是要弄死你，就是要杀了你。最后我觉得没有办法，我就站在天台，而且一定是半夜下雨的时候，下面的树都在摇晃，但是这时候就会觉得树都在欢呼，“下来吧下来吧”。楼下电缆的盖，我觉得是在那里笑，地在张个嘴在笑，“下来吧下来吧”，是一种幻觉。
我自己进行了药物治疗，其它还有很多辅助疗法，可以多种方法治疗，另外美国著名的剧作家，纽约很有名的先锋派剧作家，伊丽莎白，他就没法写出来，他像小孩子画画一样，画得有一点稚气，很笨拙的画。但是他有一句话，阅读关于别人的抑郁症，实际上对抑郁症病人是一种治疗。
我那时候觉得，一个是为什么要写出来。
人家知道我好了，抑郁症复原以后，无数的人问我，无数的人求救，无数的人问这个是不是，我孩子、我朋友等等，这里头不分社会阶层的，也有大企业家，也有官员，但是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就是大中学生的自杀，我所住的校园里头，每年都有大学生跳楼自杀，每年也都有青年的三四十岁的副教授或者教授自杀。前年曾经一所大学里头，连着跳了五个学生，最后都不报道了。
后来给我看病的医生跟我讲，其实不仅学生自杀，心理医生也自杀，我有一个同事一星期以前还说我们一定要救这些人，我们要多救一个是一个，一个星期以后他就自杀了，这很影响我们的心理。后来我就觉得是啊，我翻遍书架想求救，想看看怎么办的时候，没有一本是真正讲得比较接近真实的，所以我觉得上帝既然让我又得癌症，又得抑郁症，还不死，还是一个写作的人，而且又是在深圳这种风口浪尖的地方，那不是我是谁呢？我就是得完成这个使命，每一个人活在世上都是应该有他的使命。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对我的磨炼，它让我认识这个领域，认识了以后，我要先发出哪怕是微弱的声音，让人们关注到这一点。哪怕是亿万富翁，哪怕当得多么大的官，心理不和谐，就享受不到物质和精神的快乐！比如说希特勒，其实他实际上就有精神上的狂躁症。人们又不了解，这样子的话，不断地发生杀人、自杀等等行为。而要解决问题，不是说今天多增加一万块钱，给他的福利多么多么好，那都是扬汤止沸，不行的。必须是在根上注重人精神的和谐，人精神的健康。
记者：
以您的经历，您对抑郁症患者有什么建议？
李兰妮：
要看精神专科的医生，而且精神专科的医生的素质也不一样，这个医生第一是专科的，而且你信任他，其实每个病人都有一个直觉，比如说我去找你，我发现你这个专科医生盲目得不得了，你就在应付我，田惠平说所有的东西你都知道，给我乱开药，我本能地不信任你。我去找他，发现他很尊重我，然后是真心想帮助我，说不定他没有你有名气，但是找对了医生，对抑郁症的治愈就成功了一半。
记者：
有辅助疗法吗？
李兰妮：
有很多辅助疗法，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吃药，就是要吃香蕉，光照疗法，晒太阳，另外吃深海鱼，还有维生素B1、B6，还有写认知日记、做认知疗法，还有宠物疗法，我有空就读圣经。
还有就是好朋友之间，我的负面思维，我给她倾诉。我觉得你看我觉得我很没用，又得这个又得那个，我现在活着是一个负数，为什么父母、儿女都留不住她，因为他觉得他的存在给父母和儿女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所以这种东西挡不住。有些人说想想你儿女，想想你父母，这些东西挡不住抑郁症病人，反而增添了他的愿望。他正站着，要不要跳的时候，你跟他说想想你的儿女、想想你的爹妈，他想想是啊，我存在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我不如死了，死了那也就算了，你这么一说他就跳下去了。
记者：
你是怎么想起写这本书？
李兰妮：
我重病的时候做认知治疗，之前就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兰妮你一定要活下来等等。我做了认知治疗真的有用，一年当中我在精神可以的情况下，作为病人就写了166天的认知日记，我就关在电脑里了。2005年以后，好了，很多认识的朋友都来问我，我说多麻烦啊，我就告诉人家怎么写认知日记。后来有人说你是作家，你得告诉人家，你那时候写认知日记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就写随笔。我写出来之后觉得不行，中国太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了，我看了这么多十几个国家的精神病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和抑郁症病人写的书，我把他的精华部分都划下来，因为抑郁症病人看书都很难，他不可能看完这本书，就把精华经典的认知连接上去，我发现我不是这个时候抑郁，我是很小的时候就抑郁了。我把我过去原生态的文字连接上去。后来看连接也不行，人家觉得莫名其妙，这三部分让人家怎么读呢。我把每一篇日记连接完了以后，我的补白做一个说明，这样子就比较好说。这样也好，很多人都写散文，但是真正打动人的散文为什么越来越少呢？我觉得散文必须有一种创新，不但是文体的创新，还应该是他对世界的认识，价值观的问题，他从精神角度切下去，包括他的形式方面，他都应该有所创新。我说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散文，但就是全部弄上去，你说叫创新也行，叫什么都行。后来潘凯雄说，只好新造一个词，叫超文本吧。
记者：
刚才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抑郁症，有没有现在明显的症状？
李兰妮：
三大指标。
主持人：
第一个严重失眠15天以上，第二对什么事情都毫无兴趣，第三个就是有自杀的念头。
李兰妮：
而且连续15天，一定晚睡，早醒，醒了再也睡不着。我那个时候即使吃安眠药，我两点多钟睡，但是四点一刻一定醒，醒了以后一定睡不着，是一个抑郁指标，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了。
记者：
这是非常严重的时候，那之前呢？
李兰妮：
我有一个朋友，挺闹的，突然改变不愿意见人，自己躲在屋子里头，不愿意出来见朋友，也不愿意接电话，好像消失了似的，这个时候就有抑郁倾向了。这个时候他说，走到哪个屋子里头想，这个屋子里的窗户够不够大，我要从这里跳下去好不好啊，就是有这种乱想的念头。
记者：
之前是不知道自己有抑郁症是吗？
李兰妮：
我现在还有一个朋友，和陈志红也很熟的，跟我是最熟的朋友。我的癌症判我死了，我弟弟没人管，我说我把我弟交给你了，我死了之后，你当他的姐姐。连这么熟的一个人，她都跟我说，李兰妮你有一个鬼抑郁症啊，你要抑郁了，全世界的人都抑郁了。因为人们不知道有生理、病理方面的抑郁，总以为都是心理的，知道我心里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但是不了解你的人，说李兰妮你得抑郁肯定是心眼太狭隘了，要想开一点，是不是觉得在深圳没发财想不通了，看到人家当官觉得怎么怎么着了。最后说你不要太计较，你肯定很计较嘛。我当时心想，XXX，因为抑郁和愤怒是连在一起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后来我忏悔，我不能够这样子，这个恶念也是有罪的，我这样想也不好，他不懂，我不能跟他这么计较。我是因为自己懂得心理疗救，没懂的，这样说不是更要他死吗。他说本来不计较，我本来够坚强，你还这样子往我头上泼脏水。还有一些人死了，人家首先就会说，这个人第一肯定有财物问题，第二肯定有男女问题，第三没准有艾滋病，第四没准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才会死，要不然好好的，有吃有喝，有儿有女的干吗要死掉。人死了，还给他泼脏水，这是让我最痛心的。这是灵魂的嚎叫，不是我在写，是死去的冤魂，是他们在嚎叫，他们在那里不甘心，他们在那里，死了都不瞑目，都要求让我说，李兰妮你要替我们平反伸冤。
记者：
这么一本书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心理负面影响？
田惠平：
从行为模式上来说，其实压力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带给她的压力其实要比他们带给我们的压力要大得多。现在的行为干预、心理干预有一个根本的原则，不是说要把你都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如果一心想我一定把李兰妮变成跟我一样的，我这么想不是很好吗，我看着窗子从来不想跳下去，干吗跳下去，跳下去多不好啊。如果变成这样的话，就堵死了。
我要先回到零点，先了解你，最终发生改变的是障碍者群体，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障碍，是他周围的社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生存的空间和生命的力量。很多时候，对于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病，我们首先是一种排斥，这种排斥表现在哪里，先关注他能活多久，能不能变得正常，变得跟我们一样，然后是担心，担心他会不会影响我们，他对我们会造成什么，这就是排斥的根本体现。在基督教里面有一句话，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病人，会有残疾人，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社会还要改变什么。所以我回答问题的思路在于，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她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带来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自己，这是社会的改变，这是有他们存在的价值。
李兰妮：
我也回答你。阅读关于别人的抑郁症，第一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而是造福于他。因为在西方世界，人们对关于精神疾患，现在研究的学科非常靠前，他们认为，每个人的一生中，或早或迟，都会发生抑郁时期。有些人不用吃药就可以走出来，有些人就走不出来。这样的时候具备这种常识，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作为病人的亲属、朋友、同事，你们具备了这种基本常识的话，你就能够早点拯救他们，因为钟南山说了，早期的预防比后期的治疗要重要得多。另外，你如果连这个基本知识都不敢看，怕影响自己的心理的话，那命运会惩罚你，很可能你身边的人会强烈的抑郁爆发，搅得你家庭不安宁、单位不安宁，造成社会动乱。多少人着很孝顺，然后连杀几个人，这时候人们觉得怎么回事，怎么看不出来。什么叫看不见，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反思自己，真正对社会，尽没尽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另外每一个人都要在社会或者是静下心来，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旷野来反思，我有没有勇气，有没有这种责任来对下一代的精神健康尽到知识性方面的责任。不拥有这个的话，我觉得中国再发展，在精神上都是虚弱的。国力是以精神健康为基础的。
我参观过中国的快速反应部队，每个快速反应部队的连一级都有心理治疗师，都配备这个，为什么？要真正强国富民，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都不敢面对，就不配为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
记者：
这种病理生理心理有没有联系？
李兰妮：
有些人抗压能力特别强。我的癌症做过三次开刀，五次化疗，但是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也没有找人求救，就是扛着。人类远古的时候，发现猛兽了，肾上腺素会爆发出来，会爆发出力量来抵抗。但是现代人永远惶惶不可终日，永远有不确定的因素、不确定的危险出现，于是神经总处于抵抗强敌的过程中，生理方面的消耗不做化学的补充，怎么行，就像那个心理医生，怎么可能靠心理治疗去救自己呢，救不了，这就是病理层面方面发生问题了。
记者：
病理的抑郁症不一定经过一个心理过程的？
李兰妮：
有很多因素，还有成长的因素。没有一个定论，绝不是单一的，但是现在国外研究这些方面最好的，像德国派、英国派，都不能拿出一个正式的定论。但是社会高速度发展，信息化、包括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抑郁，另外是强烈的焦虑也会转化成为抑郁症，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记者：
这是一个精神病例，得了抑郁症的人看了这个书会有那些帮助？
李兰妮：
我碰到过很多轻度和重度的病人，他们通过人和我打电话，我都会告诉他们，因为我自己看书，看国外翻译的书的时候，我不看前面也不看后面，首先翻到那一章该怎么办，该吃什么药，先把自己的辅助治疗用上，我每天想办法一定要散步40分钟，一定要在户外有氧运动。再就是这个书里讲的，其实每一个抑郁症病人，他都不一样。里面举的例子，有一个人得了抑郁症不肯吃药，是一个爱尔兰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到快要崩溃了去吃药，但是吃了15天以后，医生告诉他，这个药对他不起作用，要换一种药，那一天他感觉世界末日到了。为什么希望媒体宣传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药不是你吃了就行。我有一个前辈吃百优解，很好啊，吃了之后很好，但是全身起满了红疙瘩，医生说你必须换药，但是你不具备这些知识的话，就会走很多弯路。
记者：
你是一个病人，现在还有抑郁的病症的发作，如果读者把你当做一个医生，是不是对你的角色理解上有偏差。
李兰妮：
病人找我，一般我都会让他们看精神科的专科，我的飞机一落地，一打开手机短信，就接到深圳三个病人的家属给我打电话，就在我开会的路上，有一个病人跟我说，我有一个孩子不去看病，我怎么办，我只好跟他讲，一定要深圳北大医院找哪个博士，因为不可能说我来拯救他们，我的责任是让大家第一关注这个事情，第二是求政府、媒体，都正确地来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就像钟南山说的，政府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钟南山是中国医学会会长，他这么说。再是大家都有这个知识，比如你看了这个书，你知道我走的弯路，知道治疗过程，还有哪些陷井，你有同学，或者你有亲戚有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告诉他们，你们就可以成为心理治疗方面提供线索的人。这样的话，他就会去找专科的精神科医生，这样子他会少走很多弯路。
记者：
这本书发行了、出版了，是不是有很多的媒体打电话，还有很多陌生的病人也会试着联系你。
李兰妮：
所以就不要公布我的电话。我们广州有一个女作家，在广东很多人知道她的，先是脚走不了路，也是看遍了以后，发现实际上不是脚的问题，是抑郁症。她好了以后，发现太多抑郁症病人了，但是她又怕所有的人找上她，让她又抑郁爆发，就化名在《羊城晚报》上写文章，然后跟记者说保护我，不要最后一爆发我也完蛋了。第一是化名，写了2000字。后来告诉我说，发了报纸那2000字，在那四天里头，那个栏目专门有一个记者接达给她的电话，然后就把给她看病医生的电话号码和医院的地址告诉了编辑部，所有的编辑部的人专门接电话接了四天，说到哪个医院找哪个医生。
主持人：
我看了这个书，我觉得受益匪浅。因为最粗浅的知道了一些抑郁症的基本症状，而且最粗浅地知道了可以自己来进行检测的方法，可以看看周围的人是不是有这种症状，而且也可以粗浅地知道，如果周围的人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给他们最好的建议是什么，让他们去做哪些治疗。李兰妮得到了非常正式的治疗，非常好的治疗，今天健康地跟大家见面，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更多的人更好地帮助，最后还要谢谢李兰妮！
韩小蕙：
这本书不是文字写的，是血和泪写的。我对这本书的认识是，这是一本世界性的书，代表了中国在精神疾患这方面上升的水平，我不敢说最高水平，我不够专业。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跟世界对话的，而且这本书会在世界几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是我的认识。我个人觉得人人都有抑郁的倾向，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天天在想怎么死，我用什么方式死，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里头都会有这种阶段，所以你写出来会拯救很多人。
主持人：
时间不早了，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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