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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复旦兮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1月13日19:05 作者:王安忆

  我见王振义教授,是在向明中学校庆日上。

  向明中学位居瑞金路。从大门进去,经过操场、教学楼,一直到底,是礼堂。这礼堂是与相邻的上海社科院共用,那时候,我们是称为“党校”。据说,最初,向明中学与“党校”本是一体,为震旦大学,后来从中划开,一分为二。很奇怪地,不知地理空间如何隔断而又打通,那“党校”的大院竟然到了我们后弄的墙边。我们的弄口是在与瑞金路垂直相交的淮海中路上,弄口西侧的街心花园后头是一所小学校,东侧是一排商铺,商铺背面又是另一所中学。在这城市的西区,密匝匝的民居商铺中间,就拥簇着这么多学校。无论哪里,都听得见上下课的铃声,早晨升旗的国歌,广播体操的音乐,尤其是下午二三时许眼保健操的音乐,在白昼的闲静中,悠扬而起,有一种温馨的怅惘。

  就像方才说的,“党校”的大院与我们后弄一墙之隔,后弄是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地方。总是下午三四点时分,学校已放学,大人又还未下班,是管束松弛的一刻。太阳呢,刚好转到后弄里,却没有下去,就停在那一堵墙头上。墙上长着无名的杂草,被太阳照得毛茸茸,亮晶晶。如果是晚上,在二楼或者三楼,楼梯拐弯处的后窗里,看得见墙那边,不知是属“党校”,还是向明中学的高楼顶上,有一座石雕,大约是圣母与圣子。是出于某种创作风格,还是长年日蚀风侵,那雕像似乎是粗拙的,轮廓模糊,但夜幕却将它们衬托得清晰起来。在这宽阔沉静的背景之下,它们显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令人生出寂然的心情。

  在我们的街区里,孩子们都向往进入向明中学,它是好学生们报考中学的第一志愿。每逢中考结束,小学生们依考试成绩步入各个中学,人生中第一次阶级划分便来临了。我觉得处于城市西部,在上世纪初的半殖民历史中成型的商业区,坊间对这所法国教会出身的中学抱着一种迷信。那些城市边缘的市级重点中学,好是好,却不是那种好。怎么说?是好学校,但未必称得上名校,而向明中学,无疑出身名门,有着好家世。保守的市民阶层的偏见,狭隘是狭隘了,却显出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认识,认识到它的洋务运动历史。随着历史的变迁,这所名校已经改变许多,还将继续改变它的面目以及内心。当我们还在小学校里,就听说,向明中学开始强调学生的家庭成分,工农出身的子女得到特别垂青。并不清楚是降低分数线,还是其他优惠,总之,消除阶级差别在一所中学里正面提出。然而,这街区的保守主义观念并没有就此纠正,人们一如既往追崇它,只是竞争更加激烈,因出身成分也成为条件之一。然后,就到了1966年,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业生搁浅在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直延宕到下一年的冬季,按照居住地段,俗称“划块块”,分进各个中学。所有的差异都消弭了,不仅阶级出身,还有学业能力,可是也没有如愿换来平等的观念。分进向明中学的孩子以及家长兴高采烈,甚至喜极而泣,另一些则沮丧不已。

  那一天,校庆的午宴上,唯有我是在这个阶段上进入向明中学的校友。校史在这一个当口断裂了,是突然发生,更可能是事情发展到一定时候所必然的结果。当我们入学时,学校已经历一年半的革命狂飙,操场上的沙粒很久没有铺设;露出灰白的地面,玻璃窗打破了未顾得上补;大字报被日晒雨淋糊了墨迹,又破成丝丝缕缕;上几届毕业生处在等待中,不知何去何从,却已从少年长成青年,无聊地在空地上站成一簇一簇,神情落寞且又欲望萌动……我们最多的功课就是大游行和听报告,坐在教室里,拉线广播传来大礼堂的集会声。那大礼堂在印象中相当灰暗,水泥地上漾起凉森的灰尘气味,大喇叭的混响震动空气,嗡嗡地响。后来又来了工宣队,穿着蓝布棉大衣,操苏北口音,流水线的劳动磨损了表情,看上去彼此相像,在教室里来回巡查。曾有过几次复课的企图,英语课学的是“Long LiveChairman Mao”,代数课则是“有理数”,每一回都停留在此,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所以,我都羞惭于承认是向明中学的校友,这实在是对名校的亵渎。校友会的午宴上,还记得有梅兰芳的公子梅葆玖先生。每个人都代表着学校的某一个辉煌时期,我则是那最不堪的。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延续下来,为每个人分配不同的角色,就看你的运气和造化。

  我恰巧是坐在王振义教授身边。主人为在座者互相介绍,当介绍到王教授,罗列各种身份,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终身教授,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等,最后说道:王教授是陈竺的老师!这时,王教授略补充了一点解释,意思大约是他称不上是陈竺的老师,只是在某些课程上作了传教。我注意到他的态度很平和,并不是要避攀附之嫌,刻意而为清高,而只是出于一种科学的精神,凡事都要客观精确。同时,我也体会到在正大的学术与学府中,师承关系的严格性。

  我与王教授相邻而坐,他并未因我这个背时的校友而不屑之,也不因为我向他提出的外行问题而不耐之。我们相处得很好,谈了许多,有时是与大家一并的话题,有时只是我与王教授。许多闲言闲语都记不得了,也无须记得,就像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早上好》中的故事所描述,人们所说大部分是废话,但就是这些废话,构成人处身其中的生活。然而,王教授与我的闲话中有一些是我一直记得的,那就是当座上人们谈及中医,产生分歧,有人主张,有人不以为然,王教授没有介入争议,显然,他不是那种热衷慷慨陈词的雄辩家。静静听一会,他对我说,中医有两个极优的长处,一是它的理论,具有辩证的精神;二是它的药,是合乎自然之道,建立于仿生的基础上。他的原话许并不是这样,由于理解的问题,转述会有谬误,而我永远不会忘却的是,当王教授与我说这些的时候,心中所领略到的医学的乐趣。它不单是一门行业,或者说技能,而是与哲学、自然、人道,融会贯通,包含着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文艺复兴中所发扬辉映,造福人类的科学之光。

  我与王教授谋面在一所老校的庆典上,其中真的隐藏着一种象征,象征着知识、教育、传承、进步。虽然是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进的学校,但还是在历史的衔接上。只要历史在,任何一种邂逅,终会有结果。我满怀感激之情。

2010年11月1日上海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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