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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中国同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8月19日10:38 作者:叶辛

  当国庆60周年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临近的时候,我的眼前不断地浮现出已经逝去的那些大庆之年的情形。那真是颇有意味的。

  国庆10周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可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热烈情景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挤在欢乐的人群中贪婪地观看大游行,我坐在第一排兴致勃勃地观看晚会节目,记得正是那一天,我挨得那么近地看到别具风采的新疆舞蹈。到了放焰火的时刻,我怀着急切期盼的心情仰望着盛开在夜空中的礼花。那一年,我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文学,虽说只读三年级,因为识字早,我已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许多小说。我们这一代人青少年时期都读过的《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烈火金钢》《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品。像许多男孩子一样,我们热衷于讨论着这些小说中“战斗”的场面和革命的经历。也是在那些日子里,盖达尔的小说深深地吸引了我。

  国庆20周年的时候,我已是贵州山乡里的一个知青。过节那几天,正是秋日里难得的晴天。寨子上宣布,为抢节气,收获成熟了的庄稼,一律不放假,坚持出工劳动,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行动,庆祝国庆20周年。那天,从清晨到傍晚,我和农民们一起,整整收割了一天的水稻,把一担担尚未干透的谷子,从田坝上挑回晒谷坪上。大约是队长听了我们几个知青一整天的唠叨,在太阳落坡之前,总算让我们几个男女知青提前收工了。也许是从一天繁重的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也许是想到回去后总算可以杀鸡、煮面条打一顿“牙祭”过节了,走回寨子的路上,我感到这一天的晚霞格外美丽,双脚伸在清凉的溪水里洗去泥巴,也觉得格外舒适。这是插队落户的第一年,栖居山乡,整天沉浸于农事的劳作之中,翻来覆去读的,就是我下乡时带去的那几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在当时,这些都属于禁书。幸好,无论是山寨上的农民,还是周围的知青,他们都只认为我是一个“书呆子”,谁都不曾去打“小报告”。

  国庆30周年的时候,我仍生活在那个叫“砂锅寨”的地方。不过我已和文学交上了朋友,创作上初试锋芒。我的身份仍是知青,却已出版了最早的三本书:《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和《岩鹰》。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已在全国上映,除了在省城里演了多场,它竟然还在我插队落户的山乡拉起白色的幕布给老乡们放了一场,这让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贵州作协在10月把我调去当多少年里产生的第一个专业作家,我在完成了长篇小说《风凛冽》的创作之后,又脱稿了《蹉跎岁月》,我的孩子也即将出生。但我无意沉浸在这一片喜悦之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重新出版的大量书籍,有“文革”之前出版过的,也有新翻译进来的,还有无数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们创作的。从切身的经历中,我深知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我珍惜命运赐予我的这一珍贵的时期,以后的好些年里,我夜以继日地写着,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写下来。所幸的是,那些年写出的作品,几乎都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已在省城贵阳当了几年居民。也许是步入了不惑之年,生活在内地省城,到了过节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故乡上海。恰巧又逢我母亲患了眼疾,她盼望着我这个“游子”返乡。我正式向贵州提出了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一边一次一次地去找领导,申述调归的理由,一边我在家中构思着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根据省城生活的体验,我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与《眩目的云彩》。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和同时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们一起回顾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程,思考着又一个十年的路子该怎么走。不论是传统的作家还是前卫的作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国的文学还需要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局面。

  似乎只是眨个眼的时间,国庆50周年就到了。正是在50周年时,我决定要把断断续续写了几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华都》写出来,这部书该是对百年上海情感的一个提炼,该是我们这代人对已逝岁月的一个诠释。记得是“十一”之夜,徐家汇广场汇聚着足有十万人之多,我和已是大学生的孩子站在人群中,观赏着满天怒放的礼花,心里说,我也50岁了,得赶快把这部书写出来。

  不知不觉地,新中国60周年华诞来到了我们跟前。

  哦,新中国的60年,这是一个回首和憧憬的时刻。回顾60年沧桑,喜看60年巨变,展望辉煌前景,中国的文学事业,一定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辛勤耕耘之下,昂首阔步地迈向未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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