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前提(刘绪源)

　　几年前，有位儿童文学界的朋友和我聊起某外国作家，可能提了个什么问题吧，我一时兴起，写了长长的电邮发过去。后来她很不好意思，觉得浪费了我的时间。当时我还在主持文汇报副刊“笔会”的编务，确是忙，但我告诉她，这是“谈艺”啊，能谈谈艺术，是多么快乐的事！

　　我说的是真话，不仅谈艺，谈理论问题，如能真正深入探讨，那也是快乐的。现在这种谈论已变得非常难得，作家聚会，似以谈文谈艺为耻，所以有些饭局的话题，往往非常无聊。周围都是文化人，而可谈的其实并不很多。但学斌先生是能够与之畅谈的一位，不仅谈艺，也能与之“说理”。他对创作和理论都有兴趣，小说和评论都写，理论研究也颇有心得，在儿童文学的“幽默”与“游戏精神”上有过认真的发掘，近年则对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课题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他在出版社工作时编过外国儿童文学的系列丛书，现在虽然离开了出版单位，这种阅读和研究的兴趣仍在。对中外的成人文学，他也是关注的，并不像那些除了儿童文学便一无所知的儿童文学家。所以，和他聊天的天地还是很广的。他还有一个特点是善思，也敢于作出自己的判断，所以，议事议人，每每一语中的，那几个字的评价，常常是经得起咀嚼的。要是平时没有认真想过，这样的话是说不出的。而人的深浅，一是看平时积累(包括阅读和经验)，再就是看平时想得多不多了，临时的即兴发挥，虽然也重要，但毕竟不能全凭这一端。更有一点难能可贵处，是学斌既有自己的想法，又能认真听取他人的想法，既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敢争论，不妥协，却又不会伤和气。他还从善如流，一旦发现自己思路上有问题，便纠正自己的观点，有机会时还向你坦承自己思考的不周。如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也会执著地想下去，时不时向你提出他的新想法。这一切的关键，是他把不同意见的争论，真正视为学术之争，目的是要找到更可靠的认识，而不是为了逞强争胜。

　　写到这里，不禁记起一件上海文坛的掌故来，此事现在知道的人已不多了。1946年12月6日，黄裳先生在他所编的《文汇报》文教版上发了一篇对李广田(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访问记，这是自发来稿，作者自称是李的学生。文中对“抗战戏剧”及后来的“国统区”戏剧作了不屑一顾的评价。《文汇报》是进步报刊，这类言论影响很大，因而，12月18日，另一进步报刊《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上发表了署名“一卒”的文章，对此文提出反驳。当时“夜光杯”的编辑正是戏剧家吴祖光，一卒文中又提到了吴的名剧《风雪夜归人》，黄裳怀疑此文就是吴祖光自己所写，于是在12月24日的《文汇报》上又发了署名“白及”的读者来信，此信其实是黄裳自己写的。但当初始作俑的访问记确实有问题，李广田先生亲自来信，声明访问记中的观点是错的，他同意一卒的观点，并请编者以后不要轻易发表这位学生的文章。黄裳先生四面楚歌了，便在12月29日的版面上以编者名义发了四百多字的《一个结束》，抄录了李广田的来信，表示了作为编者的歉意。本来事情可以结束了，最感人的是当时《文汇报》的主笔柯灵，竟不同意就此结束，他在12月30日的文教版上发了一篇《且慢“结束”——为吴祖光先生辩诬》，一千五百字，态度凛然，完全站在吴祖光一边，毫无为本报护短的意思。他批评本报，尤其是白及的《小杂感》，认为此文只是一味攻击，“并不是坦荡的追求真理的态度”。黄裳当年27岁，吴祖光也才29岁，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柯灵先生可说是他们的前辈，他的话一下子抓住了要害。

　　这样看来，文人之逞强好胜，真是自古皆然。但现在，又确有了“于今为烈”之势，这与经济社会的人心浮躁有关，与普遍的学风变坏有关，也与网络骂战日益泛滥有关。原因多多，但只要记住柯灵先生一句“坦荡的追求真理的态度”，则什么原因都可破解。学斌先生是保持了这一态度的，这就非常可贵。我想，不仅他现在所取得的成就与此有关，这还将保证他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有了这态度，人就成为了开放的人，而不再封闭于一己的狭小的天地，这不正是做学问的最重要的前提吗？学斌之能思，能辩，能坚持，能自省，就都与此有关。

　　(《审美的侧影》，李学斌/著，接力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