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睁了眼看现实(陈晓明)

余华近照

《兄弟》 余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25年，鲁迅写下一则短文《论睁了眼看》。先生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70多年后，也就是1998年，他的浙江同乡余华谈起自己重读鲁迅的感受，结论是“鲁迅是伟大的作家”。余华认为，“我读鲁迅读得太晚了”，但是“他仍然会对我今后的生活、阅读和写作产生影响，我觉得他时刻都会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支持我”。(参见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那时，余华已经出版了《活着》和《许三官卖血记》。是年，《活着》已经卖出了8万册，《许三官卖血记》正在走俏。余华显然是从转向现实的创作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广阔前景，此时读鲁迅当然有可能更加坚定了自己转向现实的信念。然十年磨剑，2005年余华出版长篇小说《兄弟》，以写实性笔法表现现实，读者与批评界却毁誉参半。2013年，余华出版《第七天》，对中国当今现实的表现更加直接尖锐，但读者似乎并不齐声叫好，而是发出更多的质疑声：如此把新闻里的现实热点事件汇集在一起，余华的小说艺术究竟体现在何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余华是先锋派，那时的先锋派之所以引起部分批评家的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根源在于中国80年代后期文学面临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深受苏俄影响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失效；另一方面，欧美现代派大量作品及思潮涌进中国文坛。先锋派注重形式和语言的手法风格，无疑提升了中国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余华那时单刀直入，并不在乎什么历史或现实，他只想面对文学说话，只想表达他的文学感受。

　　其实那时正有一批人，马原、残雪、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他们在莫言和贾平凹的身后要发动他们自己的革命。他们确实没有知青一代人的创伤记忆，也没有莫言、贾平凹那样的乡村经验，这两拨人其实都有现实感，但余华这批人没有。那时的他们只有文学感，那时的文学感强大到可以穿透现实，可以拆解现实。

　　看看余华在1987年发表的《一九八六年》，其故事讲述了“文革”后一对母女为了眼下新组建家庭的平静，她们没有认领街上游荡的疯子亲人。“历史教师”这个颇具匠心的象征，可以见出当年27岁的余华写作的才情有多高。已经变成疯子的“历史教师”不断在自己身上重演刑罚，一刀刀砍下去，目的是唤醒自己的记忆。历史的记忆是如此难以唤醒，它本来是需要良知和勇气，但在这里却变成疯子需要用刀用力砍切自己的身体。身体的极度伤痛才能唤起他疯掉以前的记忆，也就是在他几乎接近真相时，他把自己的身体也摧毁得差不多了，在早晨阳光升起的时刻，疯子死去了。疯子无人认领，但是生活归于平静。人们从其他疯子身边走过，仿佛与己无关。

　　那个时期的余华对历史现实无疑有他的独到而深刻的表现，令人惊异的是，他刻意在叙述和对人性以及对人物的精神心理状态方面下功夫，但触碰到历史与现实一点都不浅显，几乎是令人震惊。可以直接说，历史、现实以及人性，只是他叙述的副产品，但却并不简陋。这究竟是因为文学的形式探索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变革，它足以携带强大的穿透力瓦解旧有的既定的关于历史、现实与人性的表达；还是说新的艺术形式有能力展现出生活世界的另一侧面，新的艺术形式发现了历史和现实。如果此说成立，也依然要看到是时代期待文学变革的历史语境在起作用，这样的语境一旦崩塌(事实上在90年代初就崩塌了)，文学的形式变革的冲击力就被严重削减，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上世纪90年代初，先锋派这种说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这不是先锋派的过错，是时势使然，是世风日下，是机会主义盛行。

　　多年过去了，余华二度出版新作。一次是隐蔽了十年之久出版厚重的《兄弟》，又一次是隐匿七八年之后出版简练的《第七天》，这两部作品都有他睁开眼看现实的惊奇感受。余华此番以如此精练的小说形式来表现当今现实，他几乎直接就要握住现实本质，并且很自信地就要揭示出现实的真相。但是，余华呈现现实的方式还是受到诸多质疑。实际上，这部小说的叙述艺术简洁、清晰、准确，汉语小说少有能做到这么干净利落的，因为他太急于睁开眼看现实，也是太相信现实的能量，现实被呈现为一连串的赤裸裸的事实。这使得小说的叙述艺术并没有全部协调贯彻：在接近现实的进程中，它的叙述是富有艺术才情的；在呈现现实的时候，他就干脆和现实直接等同起来。像余华这样曾经富有形式感的作家，现在更愿意相信直接表现现实就能让小说产生力量——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睁着眼看现实，既是一种渴望，又是一个文学的难题。

　　固然，鲁迅多年前就说要“睁了眼看”，对于当今中国文学来说，无疑还是要睁了眼看。余华作出的努力不管其方式完美与否，其方向无疑有可贵之处。睁着“文学的眼”发现现实——这是当今汉语文学的难题，也是汉语文学再次更新的契机。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