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世界的生活奥义(李鲁平)

——评冉正万的长篇小说《银鱼来》

　　冉正万最近几年不仅创作、发表的作品数量突出，而且作品的质量和影响也格外突出。他的不少中短篇视觉独特，如《大哥》、《纸摩托》等，对黔北山区的历史与现实的艺术再现令人难忘。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洗骨记》就引起评论界关注，其后的长篇《进城》获得“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而长篇新作《银鱼来》则以崭新的面貌让评论界为之一惊。这些成绩证明了冉正万的创作实力和潜力，可以说，冉正万的小说创作正在走向成熟和自觉。

　　毫无疑问，《银鱼来》是一部奇特的作品。作品里面的确有一些巴蜀文化的元素，一些细节与巫文化密切相关。比如，孙国帮在范若昌的大老婆坟上插三根竹签。比如作品中对蟒蛇的死、土地庙的由来等等的描写。但我的阅读感受中《银鱼来》还不是一部表现地域文化的作品，或者说不是一部完全的聚焦地域文化的作品。我认为，这个作品表现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智慧。作品观照的地域是贵州北部绵延的崇山峻岭，在小说中，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作家的目光敏锐而细腻地深入这个世界中的村落社会和家族宗祠，通过极富表现力的叙述，我们发现，作家在探究一个血缘家族是靠什么维持的，它在历史的风云诡谲中是如何支撑自己以致于稳定和谐地发展的。这正是《银鱼来》的魅力，即揭示一个封闭世界的生活奥义。

　　对于一个传统乡村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维持、支撑它的基础当然血缘，但，除血缘以外还需要什么？我认为可能还需要一种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智慧，这是一种独特的表面看似平淡、内藏深意的智慧，堪称“奥义”。《银鱼来》便再现了相对封闭的西南深山村寨中的日常生活智慧和处世哲学，也就是四牙坝男人都懂得的“奥义”。因为这种奥义、这种智慧过于微妙，都深藏在日常的交往、生活背后，与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机融汇在一起，所以要表现“奥义”是很难的，但我觉得作家做得非常成功。

　　比如，范若奎在暗杀红军的途中，诱骗孙国帮留下银鱼，并要他帮忙，许诺八块大洋买下他的银鱼。但事后范若奎却要孙国帮还回八块大洋。在范若奎找孙国帮讨要八个大洋失败后，他打死了孙国帮家里的鸡和鹅。孙国帮对这件事的处理就体现了这一“奥义”。他把鸡肉做好后，以家里不清净、咨询范若昌请哪位先生来安神的名义(此处的安神当然有巫文化的意味)，把范若昌接到家里来，然后把范若奎阻止他去贵阳，许诺买下银鱼，威逼他杀害红军，反过来又强迫还钱的过程全部告诉了既是兄长又是族长的范若昌。意味深长的是，孙国帮既没有批评范若奎，也没有要求范若昌去教训范若奎。这个细节是四牙坝人日常生活智慧的典型体现。孙国帮不是告状和申诉，他公开的理由是为了安神、是咨询范若昌，是一副谦虚、内敛、卑微的姿态。孙国帮没有直接地批评和辱骂，而是满脸的悲哀和满腹的懊丧。但孙国帮的行为的内涵，孙国帮和范若昌都明白，孙国帮既告了状、也申了诉，还羞辱了作为范若奎兄长的范若昌，并暗示他做族长不称职。这个咨询和请客所达到的目的是多重的，多义的。请客和咨询只是一个借口。

　　孙国帮这种迂回、曲折的表达，正是四牙坝的生活奥义。它远远超越了一般的交流和沟通技巧，而是一种深厚的传统和习惯。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能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源远流长。在春秋战国社会急剧动荡时期，为适应邦国之间的复杂斗争，最早的以游说为职业的说客便诞生了。这些集智谋、思想、手段、策略于一身的纵横家，或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或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或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鬼谷子、张仪、苏秦……一个接一个，英雄辈出，智慧和风采都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风云时代的游说大师的技巧虽然眼花缭乱，但含蓄、曲折、婉转的表达方式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容易被人接受，更重要的是，游说君王是风险极高的职业，君王的喜怒无常会让出言不慎的说客瞬间丧失性命。这种迂回曲折的交流方式因为诗歌的繁荣而更加深入社会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中，不直接陈述自己的观点，而是用诗歌来表达诉求的例子枚不胜举。古代对诗歌表现手法的总结，如赋、比、兴，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社会和民族迂回曲折表达观点的思维习惯的总结。这种不直接表达思想观念、不正面沟通和交流，依赖主体在多重意义和价值中的选择和猜测的经验，在《易经》中被发挥到极致，对《易经》的解读而形成的浩瀚思想长河，更是点点滴滴注入一个民族的血液。这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定势一直存在并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四牙坝的社会和生活中，这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处不在。例如，孙国帮真诚地向范若昌介绍贵阳的教会医院，动员他带儿子去看病。一方面表明他对家族的后代的关心和重视，另一方面，他的真实用意是要消耗范若昌的钱财。这两者都是真实的，客观的。很难对孙国帮这一行为作出真诚或虚伪的评判。这是这种行事方式精致之处。

　　那么这种精妙的生活奥义带给四牙坝乡村社会的是幸福、快乐、和谐吗？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奥义的价值究竟何在？就历史和我们的自身的感受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确曾经制造过幸福、快乐和和谐，但它带给我们的并不始终是这些正面的价值。《银鱼来》对此是谨慎、怀疑，甚至批判态度的。

　　在《银鱼来》虚构的历史时空中，范若昌与孙国帮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和算作恩怨的东西。他们不谋害对方的生命、不贪图对方的财产和女人，他们不会成为仇人和敌人，但也不会成为真正的血肉兄弟。准确地说，他们之间只是存在着一种隔膜、隔阂、芥蒂。这是乡村社会成年男人之间常有的现象。每个人都希望对方对自己真诚、对自己和盘托出，每个人又对对方保留。两个男人之间永远不可能达到推心置腹的交流和沟通。因此，每个男人都渴望洞察对方内心深处的想法和动机。

　　因此，我们可以说，范若昌和孙国帮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他们相处的方式，是对传统社会血缘宗族价值的怀疑。在四牙坝这一封闭的大山深处，血缘宗法纽带是非常强大的。小说中很多人物都说过，我们是一个祖婆婆的后代。在这句话概括了四牙坝的宗族凝聚力。孙国帮最先知道，虽然姓范的是族长，但姓范的也可能姓孙，姓孙的也可能姓范。范孙两族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了解了这一血缘深处的秘密，并未增加血缘的紧密关系，相反，孙国帮对族长范若昌更加怀疑，一方面族长的地位是祖先制定的，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也应该是族长，而不是长工，他更有能力当族长。他在每件事上都希望族长难堪，然后自己出面来处理，在显示自己的能力的同时，也体现自己对范若昌兄长的维护。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心和性格都无比强大的孙国帮，一个似乎仁义、公正、善良的范若昌。仁义善良的范若昌处在族长的地位上，行驶族长的权力，但并没有成为四牙坝真正的楷模和权威，他经营的其实是自己以及范家。而强大的孙国帮本可以更好地率领四牙坝在历史中前进，但他没有族长的地位和权力，因此，他志气孤独、勤奋、力大，也麻木、冷漠，他也只活自己的。他们用一种只能意会的处世哲学维持着两个男人、两个家族以及四牙坝的稳定。比如，范若昌敲锣的威信犹如军号，男女老少都要去拉鱼，连女人都不能例外，尽管范若昌的第一个老婆、尽管孙国帮的女儿花容都因为拉鱼而染病，悲惨地去世，范若昌、孙国帮都深知这一生产方式对女人的危害，但这两个极有权威的男人都没有改革、废除这一规矩，也没有女人抗拒。又如，银鱼的分配方式的公平，范若昌在四牙坝山民之间的调解人角色，四牙坝公共的山林的神圣、在战争来临时的高效的全民动员，等等，都凸显出这是一个血缘宗族的社会，而且看起来是纪律、宗法分明，社会秩序和谐的山寨。但，在美丽和谐的背后，在深入四牙坝的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时，很快我们就发现，牢固的血缘纽带经常被撕扯、被动摇、被怀疑。范若昌与孙国帮之间充满智慧的争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作家通过对孙国帮、范若昌几个宗族代表人物的刻画，淋漓地衬托出四牙坝生活奥义的虚伪的一面。比如，表面公正、正直、仁义的范若昌冷漠对待杨玉环。跟打女人的男人比，他是最好的男人，但他在儿子出生之后便不再搭理甚至不看一眼青春年少的杨玉环。他抄写地藏经，却冷酷地把杨玉环和孩子赶到一个山洞居住。比如，范若昌想要把唢呐匠赶出四牙坝，但唢呐匠七个傻儿子的生活却是个问题。因此，他觉得也许不赶出去更好。他两次找孙国帮商量处置唢呐匠的事情，但孙国帮没有在家，于是他庆幸自己没有结恶缘。作为族长，他表明了态度和立场，但又表现出了善良。这也是奥义的一个典型例子，但其中的关键是，范若昌的善良，居然是几次没有遇到孙国帮，没有找到可以商量的人而促成的。

　　范若昌的虚伪不仅表现在这里，还在处理范若奎暗杀红军的事上。他质问孙国帮为什么不阻止范若奎，显得无比严肃而沉重。事实上范若昌自己从没有责问范若奎。面对质问，孙国帮也无比智慧，他一方面指责范若奎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另一方面说红军是官家也剿灭的，不必担心。他替自己开脱，也隐藏了自己的心思，他帮助范若奎看似被迫，其实他也想得到八块大洋，想要买下黄滩那块地，为此他连女儿病危都舍不得花钱。两个人都极其虚假，但都通过一种生活奥义，把虚假掩饰了。

　　对四牙坝社会传统的奥义的负面价值并非没有人觉察，杨玉环就是自觉批判和抗拒四牙坝虚伪的生活奥义的人物之一。这个充满朝气、活力四射的女人，敢爱敢恨，她对四牙坝的感受最为理性。四牙坝在作品中是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深山村寨。但在杨玉环看来，这个地方的人文氛围却阴森、沉闷，还有，一切都依靠暗示。比如杨玉环需要自己理解暗示的能力，才能领悟范若昌在布置什么劳动，比如杨玉环“听见范若昌问胡大娘红薯栽完没有”，就明白范若昌在安排自己做什么农活。杨玉环敢于挑战孙国帮，并无情地揭露范若昌、孙国帮的虚伪、冷漠。她勇敢地走出范家大院，独自承担生活，而且也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她的存在和爱情是对四牙坝美好的注释，她的上吊是对四牙坝这个世外桃源的无情讽刺。

　　《银鱼来》也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令人欣喜的艺术才华，比如，对自然界的敏感，作品写到孙佑能跟父亲去贵阳卖银鱼的兴奋，“我要去贵阳了”，他连树梢上的小鸟都说了，小鸟回答“吁吁——噫，吱嘎吱嘎，几个蛋儿几个蛋儿”，湿漉漉的晨雾里飘荡着青草和野花的香味，树林、鸟雀、昆虫，全都高高兴兴。作品也表现出对汉语魅力的张扬，比如写溪流“宽阔出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写大嘴巴洞的水“大水彻骨的冰凉”，等等。

　　总之，《银鱼来》细腻生动揭示了山寨血缘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外在交往和内心交流，并以此演绎各个成员如何微妙地维持家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再现了封闭世界中农耕条件下复杂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无疑，小说中很多生活智慧和生存智慧并不需要道德审视，比如，鱼篓、刀法、草鞋、扁担等等日常生活技巧，这些描写丰富了黔北大山的社会风貌。但四牙坝人用于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生活奥义，这种来源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表面委婉、曲折、低调、自谦，但却暗藏极大的虚伪性，更重要的是这种需要靠领会暗示和曲意的方式，并不总是科学的、进步的、有效的方式。这种奥义所带有的含混、暗示、歧义、摇摆等特质，对社会的现代性发展的阻滞一直存在，而且在深层次的拷问中，这种奥义折射着一个民族判断和价值的模糊和犹豫，折射出一个民族面对矛盾冲突时的回避与胆怯。

　　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独立的不受挑战的生存哲学，在历史的潮流中，没有一种生活智慧和生活哲学能够坚定不移，能够独立地保全自己。走出封闭自我自足的世界，面向更大更复杂的世界，并与之建立起沟通，建立起适应范围更广泛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智慧，不仅是孙国帮和范若昌所需要的，也是四牙坝和大山深处山民都需要的，更是整个社会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