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中外学者 共瞻儒学发展的未来

——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昨在深落幕

　　昨天傍晚，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深圳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会议中，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12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围绕“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的主题，从近30年来儒学发展的实践入手，立足当代、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儒学的当下境遇、发展与问题，以及未来走向，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前瞻性研究。

　　据会议承办方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介绍，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学界颇有知名度，早在1990年，由台湾《鹅湖》杂志社与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主办的新儒学大会就在台北召开，此后曾在香港、武汉和济南召开过。本次大会得以在深圳大学文山湖畔举行，是由于一直以来深圳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深圳大学在国学研究上获得的认可。

　　100余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5位当代大儒的主题演讲，15个单元的专题讨论，让本次大会成为一次名副其实的高峰论坛、儒学盛宴。

　　蔡仁厚：儒家研究要“返本开新”

　　博大精深的儒学文化源远流长，资源丰富。它与当下中国文化的建设与现实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这是儒学以及广大百姓都极为关心的问题。

　　来自台湾东吴大学的蔡仁厚，是当代新儒家巨擘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作为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蔡仁厚认为，如果在儒学研究中不返回本源处、根源处，不返回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传统深处与高处，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没有根基、文化创造也就没有扎实基石；我们自身便无从安立。所谓“返本开新”，即返回本源处、根源处，开出新路径、新境界。蔡仁厚说，“无根无本，何以自立？自己不立，又何能立人？”

　　只固守传统也会导致僵化，只有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挖掘阐释出新的路径与境界，传统才是活的，才生机勃勃。蔡仁厚认为，在儒学研究中，返本开新是一个基本方法和立场，返回中华文化的本源处，才能接续文化薪火，疏通源头活水，当下的文化才有生命力、才有创新力、才能汇成巨流。他说：“不开新，则无路，固步自封，哪来前途？无路可走，只有死亡。”

　　蔡仁厚称，“返本开新”是一项基本共识与方法，合乎儒家所坚持的中庸之道。在儒学研究中，就是坚持“首常以应变”的理念，即：坚守常道而又求变求创新。不坚守常道，随波逐流而不能扎根深处。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比如孝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适性，可作儒学中的常道，儒学研究，必然应以对这些核心价值的肯定为基本立足点。但是这些基本常道，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应以具体的生活情境为落实土壤，所以，在坚守的同时亦应求创新，对这些基本的核心价值做出适应当下的新诠释、新解读。

　　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儒学的全球普及化，其“儒学三期说”与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的深入探究影响深远。在杜维明看来，中国哲学已经走出拿来主义的认同危机中，开始形成自信。当前，有一批在国外受了良好西哲训练的学者回国并转向研究中国哲学，其中有研究存在哲学、现象学、心灵学的，纷纷扎根各大高校；而就大陆儒学研究而言，正呈现动力最大、人才最多、议题最丰富、碰撞最激烈的态势。他相信其“健康状态”会日益进步，再有十年时间，从道、学、政各个领域都会不乏有潜力的研究者。

　　郭齐勇：儒家人文精神可救治现代人

　　当今社会，宗教与信仰成为一门显学。要开拓儒学发展的新领域，发挥儒学发展对当下社会的意义，儒学的宗教性以及信仰问题是一个值得不断审视的话题。来自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的思考即是从儒学的信仰话题切入。

　　对儒学的信仰，显然不是作为一门学科的信仰，而是说对其作为某种价值指导或生活方式、生命方向的肯信。围绕此话题，成中英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建立对儒学的信仰。一是基于知识的信仰，就是说儒学是基于睿智出发的知性学问，比如《大学》讲“格物致知”等都可以算作儒学的知识性维度，可从这个维度出发来建立对儒学的肯认信仰。除了基于知识的信仰以外，儒学还有另一个维度将我们带到信仰的境遇，那就是儒学对天的信仰。这一个层面的信仰可称“潜在的信仰”。

　　成中英教授认为，今天的儒学研究，可以围绕着上述两个维度，从“睿智”与“信念”上着力发挥，用以建立一个实事求是与与时俱进的儒学所包含的知识与价值体系。

　　儒家学说向来讲究知行合一，在当下社会发展中，新儒学该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多年来，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郭齐勇积极探讨中西方容隐制度，并多次与人就儒家的“亲亲相隐”观念展开讨论。在刑诉法大修中，“大义灭亲”让位“亲亲相隐”更与其多年的努力有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郭齐勇表示，先儒说过，人情与情面不同，大抵人情是公，情面是私。其实，人情是人的真情实感，是人的真实处境及其相应的情感，它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在郭齐勇看来，我们往往习惯于过去的一些做法，过多关注办案效率，而忽略了保障公民亲属容隐权的重要性。相信未来我国修法，亲属容隐的范围与程度将更为扩大，更为彻底，更有实际意义。在防范腐败的同时，还是要保护人情，这是可以和公共理性、法治建设达成一致的。否则，公共理性、法治建设也无从谈起，没有真情实感的公共理性和法治建设会迅速被工具化或者虚无化，社会冷漠离心，看似公正，其实是没有人性的。有关情理与法理的问题——合情合理才是好法，良法绝不悖人情。

　　郭齐勇认为，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会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

　　杜维明：“仁义礼智信”或将成为普世价值

　　如果将“返本开新”算作对自身传统的基本态度，那么，对待其他文明传统，我们的态度又当如何？蔡仁厚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要发展，最忌闭门造车，要敞开心灵，充分重视外来传统与文化，要将外面的文化与自身传统做一个会通。所谓“会通中外”，即将自身固有的传统与外来文化做一个融会贯通。以开阔的心灵、以对中华文明的扎实自信，迎接外来优秀文明的洗礼。

　　“全球化”是当下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来自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的刘述先教授将话题聚焦“对全球在地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认为全球化与在地化之间表面看是对立两极，其实相辅相成。刘述先参加了很多次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对话与宗教对话，他认为，这样的全球伦理要具体落实，不能用抽象普遍的概念打高空，而要通过在地的传统文化展示具体的普遍性。他认为，新儒家需吸纳西方的逻辑与经验科学，开拓客观的学统。

　　当代的儒学研究，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对西方哲学有足够重视，对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有充分的了解，并在这种了解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华文明作有机的比对与衡量，取其所长补己所短。

　　杜维明认为，儒家思想不再只是书斋命题，其蕴含的智慧没有国界疆域。深圳以交响乐的形式创作大型儒家文化合唱《人文颂》，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演出是一个创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人文主义，正是吸收了新儒学的思想。

　　就儒学对世界的贡献而言，杜维明相信，21世纪的社会将是全球性的，这就需要有一套世界公民的信念和世界公民的语言，而儒学就是这样的语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不可能提供世界语言，基督教一定是让人相信上帝，而佛教徒必须要相信来世，然后它们才能有关注地球等人类共同困境的超越性。儒家文化就不同，不需要有特殊的信仰。儒家有这样一种气魄，它可以和所有宗教对话，但是儒家绝不会认为世界语言只有儒家。

　　20世纪，人类逐渐展开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平等、个人尊严等。在杜维明看来，这些人类共同价值，如果不能与扎根于儒家的核心价值对话，极有可能会异化为非价值，这些人类共同价值要朝前走，必须有儒家价值的补充——自由之外要有正义；理性背后要有同情和慈悲；权利之外要有责任；博爱要发展出社群之间的融合。虽然凡俗的人文主义能消解理性主义，但在凡俗的人文主义之外，更需要精神性的人文主义，而儒家能提供丰富的源头。儒家学说的丰富性和精神人文性使其能成为世界哲学的原创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都有成为21世纪普遍价值的潜力，而21世纪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世界公民的全球性社会中，儒家文化能提供一套公民语言和公民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