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评论》杂志联合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常熟理工学院等高校文学研究机构,近日在江苏常熟举办了“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作品研讨会”,国内外数十位文学评论家参加,他们从不同侧面品评贾平凹的小说创作。
关注社会 直面现实
贾平凹新作《带灯》今年1月出版,短短半年销量近100万册。
《带灯》叙述了一位充满文艺青年情调的女大学生萤,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机关供职,负责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因为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自己改名为“带灯”,寓意萤火虫在黑暗中自带一盏灯,发光发亮。
《带灯》40万字,从一个中国乡镇的角度,折射出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剧变。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帆认为,《带灯》写出了最基层政府和现世农村中,最原生态的、最毛茸茸的一种生活状态,作品充满了对农民、农耕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反思。他说:“这种反思如果不提上日程,尤其在西部发展当中,就会出大问题。”
“时下,不少文学作品写了民不聊生,而《带灯》却写出了官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这更加深刻地表达出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碰撞之下底层民众,包括基层干部的阵痛。”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分析了“带灯”这个女主人公的形象与寓意:她非常真实、美好,又让人觉得非常悲伤。“正如作品封底所说,‘带灯’也可以看作是给无边黑夜里边一点微弱的光明,给无边的苦难一点点慰藉,对无边罪孽的一点点救赎。”张清华说,“在关注苦难现实之外,还给人以希望,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应有姿态。”
“我们读的没有他写的快”
从上世纪90年代《废都》,到近些年《秦腔》《古炉》《高兴》《带灯》,贾平凹笔耕不辍,是高产作家。
“一家杂志社约我写《古炉》的评论文章,我还没来得及交稿,没想到《带灯》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说,“我们读的都没有他写的快。”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贾平凹是一个有无穷创造力的作家,他始终在创新,在挑战甚至在解构自己。
作家范小青提到《古炉》后记里写的一个细节:贾平凹写《古炉》用了300支圆珠笔,这些圆珠笔的笔芯他没有扔掉,竟然堆了一纸篓。“我看了以后真的感触很深。”范小青说,“从《古炉》到《带灯》,其间相隔,好像只是眼睛一眨的工夫,但这轻巧背后的创作阵痛,只有作者自己知道。”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认为,与其创作成就相比,贾平凹文学研究还不尽如人意。
从2005年起,《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对中国重要作家进行系列学术研讨,举办高水准学术研讨会,杂志还推出“研究专辑”,推动文学创作与研究共同进步。仅贾平凹研究,杂志就已推出5个评论专辑,举办4次作品研讨会,发表评论文章100篇。
贾平凹说,每次参加研讨会,回去都要消化诸位评论家的意见,他们说的许多话都令自己开悟,文学研讨确实让作家受益匪浅。
期待下更多“金蛋”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农村改革题材小说,到1993年推出《废都》转型写知识分子颓废生活,再到近年以《秦腔》《带灯》等,贾平凹是当代中国具叛逆性格、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之一。
贾平凹坦言,做时代的记录者是他的使命。他说:“给这个时代在以后留下东西,才能引起广大读者对你作品的关注。”
提到新作《带灯》,贾平凹说:“我通过写作,更深入地了解农村生存者的精神状态,了解社会基层存在的太多问题,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或许我没法通过文学解决基层的问题,但我至少能如实地记录下来。”
贾平凹说,“这个时代粗糙而坚硬。我要把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当作史诗来写,让读者能够生出梦想的翅膀。”
谈及写作风格,贾平凹认为,好的作品应当举重若轻,结构精巧却没有斧凿的痕迹。在他的小说里,作者不是导游,而是能够熟络地和隔壁老王或虎子家婶婶聊天寒暄,并轻车熟路地走遍镇上每一个角落的本地人。他说:“我希望外行读我的作品而萌生创作的冲动,因为写小说很简单。而行家却感叹写小说真难,因为叙事技巧如此繁复精巧。”
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汪政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小月前本》,到现今的《带灯》,也许贾平凹还没有寻找到他对乡土中国一个确切的、自己都认同的定义。他总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加深对不同阶段社会现实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创作力是旺盛的,他的试错可能还会继续尝试。可能在《带灯》之后,贾平凹还会给我们带来关于中国社会新的视角。
广大读者常常惊叹,贾平凹为何能如此高产?在《带灯》后记里,他将自己比作一只母鸡,有蛋不下憋得慌。
人们期待,贾平凹能下更多“金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