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文化产业与新世纪文化启蒙

　　专家学者汇聚上海大学探讨———

　　新媒体文化产业与新世纪文化启蒙

　　■记者蒋楚婷 报道

　　 由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和文学报社共同主办的“新媒体文化产业与新世纪文化启蒙”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大学举行。沪上评论家葛红兵、杨剑龙、郝雨、陈歆耕等，及河北保定学院的何美忠教授等参加会议。黄昌永、郑涵等评论家发来书面发言。

　　如果以1915年 《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始的标志，那么中国的文化启蒙已将近100年。然而百年过去，五四先驱们开创的文化启蒙却远远没有完成。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下的人文精神日渐式微，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又使得更多人被控制在三网融合的大“网”之中，或是被淹没在泡沫化的信息海洋中，而文化产业化的大势所趋，更是让文化前所未有地成为了赚钱的工具，原本应该承担开启心智、民智大任的文化创造正在沦为商品化的奴婢。在这种情况下，百年前那场运动的文化启蒙是否仍有意义，文化的启蒙功能和责任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尤其思想文化界本身近来也频频出现了否定新文化运动启蒙主题的思潮和倾向。专家学者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探讨。

　　学者们表示，在新媒体文化产业时代下，更要注重文化启蒙。杨剑龙提到，从上世纪90年代起，精英开始消解而民间彰显，文学也随之变得不再崇高，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直至近来新媒体和文化产业的崛起，使得启蒙的声音弱不禁风，但观察当下社会的各个层面，就会发现启蒙仍具有着现实的意义。陈歆耕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至今仍然推动着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但当下面临的问题已经与前不同，新媒体的发展和文化的产业化成为一种现实，而文化产业时代文化的经济效益和启蒙功能并不冲突，我们要立足于此来进行文化启蒙，这更要求当下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普遍的启蒙姿态。吕新雨则质疑，新媒体文化产业立论的背后是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究竟能做些什么是暧昧不清的，因而当下的文化启蒙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才是重要的。

　　葛红兵表示，当下的启蒙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精英式的启蒙了，而是一种状态启蒙，这种启蒙以沟通为主要元素，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可以打通流动，新媒体变为了这种沟通启蒙的一种工具，它一旦与产业化结合后寻找到与大众接轨的土壤、产生一种启蒙的效应。

　　何美忠指出，当前之所以仍然在谈启蒙，在于新媒体文化产业出现了问题，需要文化的启蒙来解决问题，这种启蒙不能照搬西方的价值体系，而需要从我们民族的自身出发寻求资源。

　　李有亮认为这种资源就是中国儒学、子学的文化传统，他更强调的是当下的启蒙要是“有限的启蒙”，防止“启蒙”成为一种话语霸权，更要“适度启蒙”，要认清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局限与障碍。他们希望在文化产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听到的声音不只是如何扩大文化产品的经济收益市场，而更应该涌现出一些思想者，在文化产品的创造中，能够真正不计物质实利地持续怀抱一种文化启蒙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