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诗歌的发展演变(杨子才)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1月24日09:15   解放军报 杨子才

一条变动不息的长河——谈谈中国诗歌的发展演变

  我平生喜欢读诗,从青年到白发,乐此不疲;又加上喜淘旧书,诗词曲类买了近千册,大半生对中国诗歌的阅读,使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的诗歌就像奔腾的黄河,是一条永远变动不息的长河。

  它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由古体而近体(格律),由近体继而“诗余”(词)、元曲兴起。到了“五四”时期,旧体诗词又被颠覆和埋葬。进入新中国,旧体诗虽一度被视为“谬种”,但它始终为许多人所喜爱。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又起而为古典诗词平反,说它“一万年也打不倒”,但同时认为它应该“改造”和“发展”。

  到了今天,中国诗坛可以说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白话诗、旧体诗与民歌俚调并存,不同风格的新古体诗、自由曲、新咏等创新诗体也破土而出……这种多元局面的出现,在我看来,乃是历史的必然。诗歌形式固定是相对的,变动不息是永恒的。正是这不息的运动,中国诗歌才“不废江河万古流”,永远生机勃发。

  今日之诗坛,屡有白话诗与旧体诗谁应占主体地位之争。我认为,这种笔墨官司打得再久,也难得出结论。因为谁是“主体”,谁恭陪“末座”,并不能由所谓的权威们说了算,而必须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哪种诗歌最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最能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最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就应该齐声喊好。

  几千年来,“主体”与“非主体”的诗歌,在历史长河中也不断变更。汉以前,四言诗是主体,但后来五言取而代之;魏晋以后,七言诗又渐渐取代了五言诗的主体地位;南北朝的诗歌均为乐府古体,进入唐代,近体(格律)诗盛行;到了宋元,诗虽然仍是主体,但词与散曲却已成了这两个朝代无比辉煌的漫天彩虹。

  回溯历史可知,诗歌形式的发展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而来的。社会剧变之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语言习俗、音乐娱乐、兴趣爱好等也随之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注定了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又受语言要畅达(群众能够听懂)、音乐要和谐(是韵文,能歌唱)、形式要精美(求美永无止境)三个不变要求的制约。这三条,顺之则兴,逆之则衰,它使中国诗歌朝着越变越好的方向发展。

  为说明这个越变越好的历史大趋势,试举五例:

  例一:〔汉〕梁鸿《五噫歌》

  陟彼北邙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这是东汉初期流传下来、传诵千古的一首早期五言好诗。就体式而言,“和四言诗相比,五言诗的优点显而易见:首先可以包涵丰富的内容,而不必用几段诗歌来反复歌咏一个主题,免却四言诗回环的单调,容量增大。其次,其音律节奏由于单字词组的加入而多变,更加优美。”(《中国诗学》第四册67页)由此可见,五言取代四言,乃势所必然。

  例二:〔魏〕曹丕《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中国早期的七言好诗之一。比之五言诗,它创作更精致、委婉,更讲究音律和谐,更具风情神韵。因此,它能“开千古妙境”,继五言之后成为更主流的形式。

  例三:〔唐〕杜甫《绝句四首》之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仅从这首七绝,也不难悟出格律诗取代古乐府,在中国长盛不衰的美学原理。

  例四:〔宋〕无名氏《念奴娇·题项羽庙》

  鲍鱼腥断,楚将军、鞭虎驱龙而起。空费咸阳三月火,铸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阴陵道狭,月暗云如垒。楚歌喧传,山川都姓刘矣!悲泣。唤醒虞姬,为伊死别,血刃飞花碎。霸业销沉骓不逝,气尽乌江江水。古庙颓垣,斜阳红树,遗恨鸦声里。兴亡休问,高陵秋草空翠。

  从古到今,咏项羽的诗成百上千,有哪一首能把项羽写得如此淋漓酣畅!由此,也可以看出词的表现力更胜于诗。

  例五:〔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从这首小令,也不难看出,诗在元代虽仍是主体,但散曲的蓬勃兴起已是必然。

  以上五例可以说明,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国诗歌形式也在不停息地变动和发展着,而且总是愈变愈好。

  进入新中国,我国社会生活空前变化,这大变化又必然带来诗歌的变化。别的不说,单是今日之语言,就已由单音词为主,变成了以双音词为主。整个社会流行的是通俗语言,而旧时的书面语言已日渐淡出。这就决定了诗歌也必须随之改革。在这方面,京剧以及各地方戏曲(中国的各种戏曲都是诗歌的分支,其唱词都是诗歌),在竞争中为了生存,为了让群众听得懂唱词,早已走在了改革的前头。要而言之,都是突破了五七言的格局,把唱词由单音词为主变成了以双音节词为主,同时放宽音韵限制,每句字数组合“三、三、四”或“三、四、三”,甚至更长,使之通俗易懂,并便于吟唱。在群众易懂和便于吟唱的大前提下,再求精求美,臻于完善。

  我以为,中国诗歌的变革,似应借鉴戏曲界的经验。可以说他们既继承传统,又有创新与突破,赢得了百姓的喜爱。

  清代被称为“乾隆三大家”之首的袁枚,曾写过这样一首《自题》诗:“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袁枚不墨守成规,是赞成“笔墨当随时代”的。他也并非“随意闲吟”,而是时时笔涉社会和人生。愿一切有志诗歌改革探索的同仁从袁枚此诗中得到力量。

  关于中国诗歌的变革,还在抗战时期,延安诸老就曾有过讨论。我在去冬编辑出版的《民国六百家诗钞》中,就收录了谢觉哉同志《与钱老论新旧诗体》一首,全文是:“新诗应比旧诗好,新代旧又代不了。旧诗古奥识得稀,新诗散漫难上口。新旧只缘时世殊,文白都宜词理妙。有韵能歌兼有意,我曾承教于鲁叟。可以旧瓶装新酒,亦可旧酒入新瓶。当年白陆何曾旧,今日韩黄亦必新。不改温柔敦厚旨,无妨土语俗词陈。里巷皆歌儿女唱,本来风雅在宜人。”(1944年新作)

  此诗所持观点,至今依然给人启迪。而其中“新旧只缘时世殊,文白都宜词理妙”“ 不改温柔敦厚旨,无妨土语俗词陈”“里巷皆歌儿女唱,本来风雅在宜人”更是至理名言,应为我们今天所遵循。我抄出此诗,自然也希望所有从事诗歌改革探索的志士仁人,从中受到教育激励,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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