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积淀与现实沉思——2009年报告文学创作述评(李朝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12月03日09:36   李朝全

  2009年是一个欢乐之年,新中国迎来了60周年大庆,举国上下在经历了2008年冰灾、地震的浴火洗礼之后,在长歌当哭、痛定思痛之后,更能坚定而冷静地直面现实困难。因此,尽管有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奋进势头受挫,甲流肆虐带来的日常生活危机,但是人们对生活的信心和热情丝毫未减。生活在继续,文学在继续。报告文学继2008年的大爆炸之后,在2009年又有了一次令人瞩目的集体爆发,无疑将成为本年度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亮点。

  一、时间积淀

  2008年底在选编年度报告文学作品集时,我一直感慨找不到太多鲜活而富感染力的灾难报告。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网络媒体的强势进逼,使得报告文学在直面年初冰雪凝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时几无优势可言,只有何建明《生命第一》、朱玉《天堂上的云朵》等少数几部作品感人至深。报告文学是一种历史叙事、历史书写,相较于新闻报道而言,它具有滞后性,因为它需要时间积淀,需要时间距离来全面观察、深入评判和理性思考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已成过去的历史。时间距离太近,似乎必然会造成报告文学这种历史书写特别的难度和阻碍。

  当2008年的灾难过去一年之后,在血色淡然下去、灾难新闻已然退出公众视野的时候,报告文学找到了自己独享的创作空间,找到了得天独厚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话语。这是报告文学的优长所在,——就是在历史过去之后几乎第一时间及时开始梳理历史事件,深入细致采访,认真全面思考和精心剪裁。它对历史的梳理和书写经过了理性的思索和沉淀,经过了作者的评判和选择,是一种努力接近事物本质及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学书写和历史书写。报告文学作者在历史学家根本还不可能作出反应之前,率先开始记录历史,为未来的历史写作提供第一手的文献资料。

  这种经历时间积淀之后严肃认真的文学书写,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担当精神、使命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人文关怀、人性关照和人间情怀。基于对2008年巨灾的开掘拓展、省察反思之上的文学报告,迥异于2008年灾难报告的大爆炸,而是一种厚积薄发式的火山喷发,是一种更理性更深沉也更接近本质的力量的喷发。2009年初至5月,涌现了一大批冰雪报告和地震纪实。冰灾方面,如陈启文《南方冰雪报告》,聂茂、厉雷《回家——2008南方冰雪纪实》;地震方面,中篇报告如朱玉《巨灾对阵中国》,向思宇《太阳从废墟上升起——汶川地震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纪实》《筑巢——汶川大地震破碎家庭重组纪实》,长篇报告如李鸣生《震中在人心》,衣向东《震区警察的记忆》,陈歆耕《废墟上的觉醒》,李林樱《五月·国殇·成都人》,阮梅、于倩《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戴善奎《蜀中巨震》,谭楷《大震在熊猫之乡》,孙晶岩《震不垮的川娃子》,刘志前《浴火重生》,刘南江、张子影《三日长过百年》等。诸多报刊在2009年5月地震周年之际开辟专栏发表地震报告和其他诗文,甘肃和四川等地召开了全国抗震救灾文学(地震文学)研讨会,造就了“灾难报告”的一次大爆发。这个奇异现象成为2009年上半年文学界的一大景观。

  二、现实反思

  时间距离给了报告文学作家充足的思考空间,他们在灾难过去后,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眼光,从新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元视角对巨灾开始了再观察、再思考和再书写,尤其注重在人心人性和精神思想层面的开掘与探究,使灾难事件及历史在深、广、细三个层面都得到了突破拓展与创新。

  陈启文是带着一种发现的眼光来打量和深入这场冰雪重灾的,在《南方冰雪报告》创作过程中,他试图抵达两个现场、两个实际。一是抵达灾难发生的每一个现场,了解灾难的完整过程;一是抵达人心现场,力图洞察灾难中人们的微妙内心,他们的伟大人性、道德良知,他们雨后彩虹般美丽的心灵世界。陈启文的思考深入到了中国对待灾难态度的变革,那就是“以人为本”抗灾理念的高扬,就是对生命无比的珍视和敬重。他还进而关注灾难综合症和灾难后遗症,关心灾难对人心理和精神的折磨与摧毁,提出了精神重建的严峻课题。尤其是对生者应如何继续面对“后灾难”,如何遗忘过去、坚强地活下去,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朱玉《巨灾对阵中国》对2008年南方冰灾和汶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的苦难、窘境以及中国应对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描述,并由此延伸,探究巨灾对国家发展和百姓生存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威胁,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积极应对各种灾害的一些重要思路。李鸣生《震中在人心》以图片与文字结合摄影报告的形式,考察地震对人心的冲击,强调灾后心理和精神重建的迫切课题。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描写了一位有良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特别是反右和文革十年中的坎坷遭遇,具有创立历史样本和解剖文人标本的意义,对于考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存极具典型价值。

  三、人文关怀

  报告文学是食人间烟火的平民艺术,是接地气、有人气和热气的行动文学。报告文学作家总是奔走在大地之上,穿行于民间和民众中间。汶川大地震之后,不少的作家长期关注、思考和描述这场巨灾,也有一些作家满怀着与灾区人民感同身受的深情,再次或一次次地走进灾区和灾民中间,用同情、关切和爱护的目光,去搜寻、发现诸多被掩盖和隐藏的苦难真实或事实。

  向思宇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执着地关注灾区人民灾后家园重建、家庭创建和生活重建,相继推出了《太阳从废墟上升起——汶川地震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纪实》《筑巢——汶川大地震破碎家庭重组纪实》两篇重要作品,为读者深入了解灾后灾区实况提供了及时的有力的重要的新颖的材料。人民会感激这样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历史也会感谢他们的辛勤与努力。《太阳从废墟上升起》解读了家园重建过程中地方各级公务人员等所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凸显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精神。家是人们精神的憩园、心灵的港湾,灾后群众渴望重建家庭再造生活家园,《筑巢》生动地描述了一个个普通灾民如燕雀筑巢一样重组、重建家庭酸辛苦涩的艰难过程,体现了作者深刻的人文关怀、人性关照和人间情怀,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感人至深。

  四、批判战斗

  中国报告文学自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时起即具有揭示社会问题、批判现实强烈的战斗精神。夏衍《包身工》便是例证。在五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社会问题报告”成就斐然,为报告文学赢得了广泛而崇高的社会声望。

  新世纪以来,朱晓军《天使在作战》因为尖锐揭露医疗腐败、塑造打假斗士陈晓兰医生的形象,具备鲜明的批判战斗精神而赢得普遍的好评。2009年,朱晓军秉持积极参予生活干预现实的精神,推出两部“救赎”。——《一个医生的救赎》深入挖掘陈晓兰打假事迹,继续揭露医疗腐败,描写了一位良医的成长历程和心灵史,大声呼唤社会道德,呼唤做人良知,启人深思,依旧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造假者的救赎》通过一位造假贩假者的自述,自觉站出来揭发自己坦承自己的罪恶生涯,告诫那些造假者,继续呼唤社会道德良知的重建和人文精神的再塑,发人深省。朱晓军与杨立平合作的《富翁是这样打造的——中国式妈妈批判》通过描写一位犹太人母亲成功教育子女的过程,委婉地批评了中国式教育的弊端,提出了母亲教育及教育母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80年代即以《丐帮漂流记》闻名的作家贾鲁生以“病去了”的笔名,在《中国作家》上发表《人“妖”之战——中国超级细菌自述》,以超级细菌为叙事者,尖锐批评了中国医疗界滥用抗生素等药品、过度治疗给国人身体健康带来的严重危害,令人深思。作品的写作手法新颖独特,使人耳目一新。

  五、精神重建

  近年来,社会道德伦理失范,人心浮躁,世风堪忧。政府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力挽社会风气。一批有见识、有抱负的作家也主动以文学作品参与拯救世道人心,重建人文精神和民族品格,这样的作品无疑具有普遍而深远的社会意义,理应格外受人关注和推崇。如果说,朱晓军的作品是从批判揭露入手来鞭笞假恶丑,从反面批评来引领人向善的话,党益民、蒋巍、寒青等则从正面塑造时代英雄和楷模,弘扬崇高、感恩、奉献、真诚、坚韧、执著、勇敢等优秀的道德品质,热情讴歌真善美,在使读者受到高尚精神的感染与熏陶的同时,引导人学善、学好。

  党益民《守望天山》描写了陈俊贵一家人知恩图报,甘于清贫,为修筑天山公路殉身的168名战友守了24年的墓。这种灵魂的守望和精神的苦守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喧嚣与浮躁之中,在欲望化生存世界里,竟然还有这样的一家人,这样的一种人,这样的一种人生抉择——放弃一切,舍弃所有,只为了追求内心的安宁、和谐与平静,追求一种无愧我心、感恩奉献的道德操守。陈俊贵的故事因此特别能打动我们,他的坚守苦守也因此具备了异乎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感恩图报是中华民族一种优秀的美德资源和精神资源。这种品格犹如一面古老而珍贵的铜鉴,屡擦屡新。蒋巍《灵魂的温度》竭力颂扬感恩图报、甘于奉献的传统美德。作品描写的是贵州省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回报家乡和贫困落后地区的“春晖行动”,刻画了一个个热心回报桑梓的“春晖使者”形象。寒青《守望大山》书写了另外一种坚守,对教书育人、塑造人的灵魂工程的坚守,对岗位和职责的坚守。作品以乡村女教师胡安梅为主角,表现她燃烧自己、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郝敬堂《大巴山的女儿》塑造了一位有着“山的品格、水的性情、花的精神”的优秀纪检女干部王瑛;李青松《一种精神》描写了一位不惜抛撒千万家财、执着植树造林的“二杠子”企业家乔建平;黄晓萍《真爱长歌》倾情讲述了罗映珍对于因公致残成为植物人的丈夫罗金勇声声不断的爱的呼唤,她用600多封情书终于唤醒了丈夫,那种爱的忠贞执著真挚坚定和美好,感人泪落。李鑫《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以寻找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的亲人,深情缅怀这些掩埋在边陲青山上的英烈为故事主线,弘扬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作者的娓娓叙述,打动了无数读者。李鸣生《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塑造了大批的航天人形象,他尤其注意挖掘那些被历史淡忘乃至遗忘的重要人物和幕后英雄,彰显航天人刻苦钻研、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崇高精神。

  作家们笔下的这些风流人物都是有精神品格和精神追求的人,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们的精神追求、品格人格,在我们这个社会具有树立时代精神标杆的意义,代表着我们时代精神的一座座高峰。

  六、新人新事

  新闻性是报告文学的一个基本要素。自觉找寻、挖掘和描写时代的新人新事一直以来都是报告文学作家自觉的一种追求和努力。

  傅宁军较早关注竞聘担任村官的大学生,从江苏省数千名学生官中挑选出20余个典型,出版了《大学生“村官”》一书,热情地表现这个新人群、新事物,这是一首献给青春和理想信念的礼赞。大学生进村,可谓是发生在新世纪的知青下乡。大学生们是“新知青”,带着新知识、新科技、新文化、新生产经营理念、新生产力和新生活方式下乡,为乡土大地带来了新气象、新风气、新面貌。大学生们的情感在做事和工作中也得到了净化与升华,在他们的血液中也逐渐多了一种割舍不去的农村情怀和乡村情感。泽津、李林《中国农民到俄罗斯种地去》描写了一群勇于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垦荒种植、艰难创业的中国农民,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新农民,带有中国农民勤劳勇敢坚韧智慧等全部的优点。郝敬堂《都市寻梦人》则以宁波市380多万进城务工农民为主角,书写他们的酸甜苦辣,刻画了一批“新宁波人”—— 都市寻梦者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进城农民崭新的气象和品质,看到他们如何融入城市与原来的城市市民和谐相处的可喜局面。

  王鸿鹏《十三亿人乐了》描写了一个医改急先锋,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它的改革带头人武广华院长等率先实行单病种限价和常见病限价,推出“爱心医疗救助工程”,为中国医改趟出一条新路和出路。这个改革的新典型受到了作者热情的赞美。李春雷《激战亚丁湾》则描写了中国远洋货轮“振华4号”顽强对抗索马里海盗并最终大获全胜的英勇事迹。故事新鲜生动,扣人心弦。丛山《一个黑色家族的覆灭》讲述了公安部2007年第二号打黑大案的内幕,富于警示意义,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伊始、姚中才、陈贞国《南海!南海!》讲述了南海诸岛历史和我国渔政、海军等为维护国家领土及主权所作出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题材新颖,是我读到的最早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的报告文学。

  七、资治资政

  “时政报告”和政论体作品是报告文学的两种重要样式。围绕改革开放三十年,何建明推出五十万字长篇报告《我的天堂》,围绕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模式——“苏州模式”展开笔墨,为作者家乡苏州市书写了一部改革开放30年史志。陈桂棣、春梅则潜入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之一小岗村,深入采访当事人和知情者,正本清源,梳理《小岗村的故事》,挖掘出诸多鲜为人知的农村变革内幕,揭示了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与不可逆转,也提出了与改革相伴随的一些现实问题,启人深思,发人深省。袁亚平《大国根本》是为宪法立传的一部大书。作者以粗细结合的线条描绘了一部“中国宪法简史”,勾勒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艰难崛起过程中宪法地位的逐步确立、巩固与提升,反映出了时代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同时通过人物刻画与事件描述相结合的方式,为读者生动地展示了世界宪法的发展演进历程,阐述了宪法是具有全世界普适性的“国家根本”的观点。杨黎光《中山路》聚焦全国数百条与孙中山先生名字有关的道路,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抉择与曲折历程。

  张胜友这位向以描绘和表现改革开放绚丽画卷著称的作家,2008年以来相继推出《珠江,东方的觉醒》和《行走的中国》两部政论体报告文学,豪情满怀地为时代作歌,为改革开放历程作史,总结发展规律,提出一些带本质性的政见或政治观点,作品中处处可见格言警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鼓动性。这些政论作品与电视联姻后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八、经典重读

  2009年,重读、重评、重估当代文学经典成为一大突出现象。于10月创刊的《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开辟专栏,陆续重登了《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等已然成为当代报告文学新经典的作品,同时分别配发原刊责编周明、傅溪鹏等讲述该作品策划、组稿和创作经过的文章,为当代报告文学史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广州文艺》等刊物也开始重登当代文学经典之作(包括如《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报告文学),同时配发了李建军等人的重评文章。河南文联主办的《时代报告》杂志,重视对经典报告文学的重登和盘点,也是加入报告文学的一支新军,需要关注。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撰著的《六十年与六十部》,试图从新中国60年文学中遴选出有代表性的新经典并予以重新评价研究,其中包括了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和刘宾雁《人妖之间》三部报告文学。雷达、陈晓明、王蒙等亦纷纷发表文章,或认为当代文学发展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或提出应该重新评价当代文学,应该将当代文学中的杰出之作树立为新的文学经典,等等。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10卷事实上也是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和经典化的一种努力。

  此外,《中国作家·纪实》年末12期刊发赵瑜的《寻找黛莉》,以几乎轶失的巴金1936年写给山西青年女子赵黛莉的七封信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寻找和发现这笔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当事人的曲折经过,揭示了巴金丰富的情感世界,填补了巴金及其创作研究重要的一页空白。杨守松《昆曲之路》则为已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作史立传,揭示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生存其实质便是民族生存和人类生存这个根本之道。这些作品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抢救的意义,是报告文学为自己开拓的一个全新的发展领域,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发表于《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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