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发展中的问题(李朝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11月23日16:02   南方文坛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别能直面社会现实的独特文体,近年来也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危机。一方面是创作者队伍萎缩,青黄不接,特别是青年作者匮乏;一方面是树碑立传式的广告文学、有偿报告、媚俗媚世文学的冲击,报告文学作品的战斗性、参与现实的热情和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是发表园地消减,许多文学报刊不设报告文学栏目,基本不发报告文学作品或评论。报告文学作家和刊发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报刊几乎都遇到了生存的困境,有时创作或发表一些带有广告性的作品似乎亦是无奈之举。——2008年底《中国青年报》报导《报告文学》杂志刊登版面有偿的作品,引起文学界关注,即是例证。当下在报告文学研究领域,专业的理论建设和创新明显匮缺,深入的报告文学作家个案研究明显不足。

  综观当前报告文学的发展态势,以下五个方面都是亟待作家和研究者等在实践中予以明确或解决的问题。

  一、报告文学的文体和范畴问题

  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或被称为纪实文学、非虚构文本、叙事文本等,有人认为其文体边界是模糊的,亦有人提出杂交式报告文学的概念,对报告文学的审美特质始终没有明确的界定或认识。报告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是简单地等同于“报告+文学”吗?“报告文学”这个概念究竟能否成立?——一部作品如何“又报告又文学”?诸多问题始终困扰着文学界,困扰着报告文学作家和研究者。

  报告文学不能等同于纪实文学,因为有些带有明显虚构成分的小说(如自叙传小说)也可以被称作纪实文学,《家庭》《知音》之类的大众杂志发表的大多是纪实作品,但并不能被简单地归入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不能等同于非虚构文本,非虚构文本这个舶来的概念主要是针对小说(西方或称为虚构文本)而提出的,它包括报告文学但并不限于报告文学,也可以是诗歌、戏剧或散文。报告文学属于但不等于叙事文本,譬如叙事诗、叙事散文就不能归入报告文学。

  我们习惯上把文学按照体裁划分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含影视文学)和报告文学,因此我认为,可以将不能被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所接纳包容的文学作品,悉数归入报告文学范畴,这就是所谓的“大报告文学”的概念。它包括传统的写人记事类报告文学,也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对话、口述实录、调查报告(记者调查、田野调查等)、新闻特写、通讯报道、日记、书信等一切具备纪实而非虚构品质、具有文学性的叙事类文本。换言之,报告文学的审美特质正是非虚构性、新闻性、艺术性。非虚构性即是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指的是报告文学决不允许虚构杜撰编造,无中生有凭空想象。但这并不是要扼杀报告文学作家的想象力。恰恰相反,想象是文学的基本特征,自然也是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报告文学可以允许的是合乎生活逻辑,合乎事物本质、现实规律和艺术规律的,非虚构杜撰的想象。这种想象以不违背真实性为前提,以增进和体现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为旨归。如果说,非虚构性或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命脉,那么想象性则是它的血脉,能使之气血生动、血肉丰满。新闻性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根本特征,无论是“报告”切近的或当下的现实还是往事历史,报告文学都要求挖掘出新颖的素材题材,亦即,报告文学要像新闻报道一样,面向当下的读者,以文学的方式“报告”新鲜的新闻、“旧闻”,要带给人以新信息新资讯。艺术性是报告文学区别于简单或单一地传递新闻消息的报道通讯等文本的根本所在。艺术性是指报告文学文本要具备形象化特征,要具有艺术感染力,能够作用于受众的心灵精神世界引起其共鸣触动,使其在艺术熏染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精神滋润与思想影响等。艺术性往往通过作品的文采和感染力来表现。主观抒情,灵动飞翔的想象,文学修辞等艺术手法、艺术技巧的运用也是作品文采与艺术性的一种体现。

  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的交融可以产生杂交式新文体,如“诗报告”、散文化报告文学等。而随着新兴媒介的崛起并占据大众生活中心,报告文学也出现了一些新载体、新样式,譬如与电视相结合的电视报告文学,借助录音摄像设备创生出来的视频报告文学,与照片图像结合的摄影报告文学。今后也会出现诸如网络报告文学(借助QQ、MSN等网络工具进行采访或传播)、手机报告文学(借助短信等采访或传播)等,有可能使报告文学的采写和传播更便捷、更迅速、更广泛。

  二、报告文学的创作难度问题

  首先是采访调查、素材搜集积累的艰难。报告文学的原始素材基本上都要通过实地采访调查或者从书籍、文献资料等之中汲取。素材积累往往数倍乃至数十百倍于最后的成文内容。从这个角度看,报告文学的确是行走着的文学,是用脚走出来的文学。其素材搜集积累的难度无法估量。

  第二是艺术加工的难度。作为一种受限制的文体,报告文学向来被视为是“戴着镣铐跳舞”。“戴着镣铐”指的是报告文学的受限性,亦即:它是一种严格要求真实的作品,不得有丝毫的虚假作伪;“跳舞”指的是它必须是“舞蹈”,是一种艺术作品。要将搜集积累得来的巨量的素材通过艺术加工变成文学作品。这种艺术化的过程相当微妙因此也具备高难度,要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前提下,借助合理的、合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想象,运用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将材料转化成能够表现主题的题材。而合理想象、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常常只有一步之遥。艺术转化的过程进行得不到位,火候不够,就会使作品变成一种材料堆积、粗品毛坯或文学半成品;而如果文学想象太过了,片面追求艺术性,则有使报告文学作品沦为小说的嫌疑。在这方面,近年有些篇幅达到50万字以上的报告文学,常常受到研究者的批评质疑,认为其艺术加工过于粗糙,不少内容纯粹只是资料堆砌;而有些作品,居然随意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等缺乏事实或史实依据即缺乏合法性的内容,被研究者指为虚构和失真,也极大地损害了其作为报告文学的根本品质。

  第三是内容形式创新的难度。报告文学的发展呼唤也要求在创作理念、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要求不断开掘新的题材领域,改进艺术表现形式、手法。经过建国后58年的发展,报告文学创作的题材已经极大拓展,要想发现全新的题材或在已有题材中发现新意、找出新鲜新颖的内容来,都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而艺术方面的创新则往往伴随着很大的风险,亦即“失真”、丧失报告文学基本品格的风险。譬如,王旭烽2006年出版的《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大胆运用活着的人与亡灵对话的形式,讲述英灵在世时的感人事迹。这种形式、“能指”相当新颖,但其内容、“所指”则显然是虚构杜撰的,是非真实的。这样的形式创新是否也会损害到内容和主题的表达,恐怕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三、报告文学的使命和社会担当问题

  报告文学向来被称为“文学战线的轻骑兵”、“侦察兵”。长期以来,人们都比较看重“干预现实”“参与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或问题报告。报告文学往往被读者寄予更多、更高的社会责任期望和现实使命期望,希望它能直面社会现实特别是现实中的尖锐问题并对此发言,表达人民心声和时代召唤。近年来,《北京文学》杂志每期都能推出至少一篇关注“现实中国”的报告文学,题材内容直接触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敏感问题、尖锐问题、重要问题,每每都能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其中,朱晓军《天使在作战》(2006年6期)更是因“特别能战斗”而被一致推重拔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头筹。可见,“战斗性”、“干预现实”、“参与生活”品质在不少研究者、受众眼里依旧是报告文学第一位的特质。这种品质或可被称为报告文学的力量,这种力量和能量蕴涵是小说等其他文体所缺乏或难以望其项背的。

  相较于其他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确实更接近大地和人民,更加是贴着地面行走的文学,是走在大地上、走在民众中间的文学;报告文学确实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这首先正是因为它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文学,是与百姓生活关系最紧密的文学,它的内容、题材、主题有不少都是社会焦点热点难点疑点,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这些,也正是报告文学的艺术品质、艺术底色或艺术质地。报告文学作家往往都是一些忧国忧民之士,这就注定了他们不能有太多的“小我”情结,而需要更多地具备“大我”情怀,这也使他们必然地区别于其他体裁作家而要求具有更自觉的使命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要更多地具备强烈的人间情怀、人文情怀,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心人间冷暖。从这些方面来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或者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殊非易事。

  或许别的文学门类可以“游戏”,可以“玩”,报告文学却是绝对不可以“玩”或“游戏”的,是最来不得半点清高和做作的,是最下里巴人而不阳春白雪的文体,故而也是最可以大众化的。因为报告文学关注的大多是社会的焦点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是最逼近现实从而可以最直接地反作用于现实的,是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也容易引起读者关注及共鸣的。报告文学因此而具有鲜明的平民性。而报告文学因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相当深和相当广程度的介入,特别是具有“参预现实”的鲜明特征,常常比其它文体的文学作品具有更大的风险,容易“触雷”,违背政策要求,容易引起纠纷或官司。譬如,当年赵瑜《马家军调查》引发的官司,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被停止印行销售等。这些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参预现实”、直面现实发言的品质,但如果尺度分寸把握、主题确立、文字表述等方面一旦出现较大偏移就容易引发叵测后果。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承担自己作品所可能带来的这样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其他文体作家较少或不会遇到的问题。

  四、报告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

  对报告文学作品优劣、高下的评价明显区别于其它文体。首先,它是把新闻性包括真实性和信息性放在首位的。尤其是,真实性更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底线。一篇带有虚构成分的作品从根本上就丧失了作为报告文学的资格,因此它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划入报告文学范畴。而如果作品不具有新鲜的信息性亦即不能带给读者新的信息新的资讯,这样的作品亦很难被归入报告文学范畴。

  第二个标准是独创性或首创性。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些类似新闻报道,追求独家消息独家新闻、独特发现和独有题材、独到见解和独立看法,总之是要追求一个“新”字。而要寻找新颖题材,作家往往需要机遇并付出较大努力;要表达独到见解,则更可能带来一定风险。比如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选过程中,初选曾以全票入选的邓贤《黄河殇》,是一部重新审视1938年国民党炸毁黄河花园口事件,文学性、可读性很强的作品。但作品的主题思想显然与传统教科书上的结论不尽相同,有新意和独到见解,书写抗战题材也很重要。在终评讨论时评委们对作品的新见解提出疑虑和担忧,加上作品个别地方有虚构痕迹,最终没能通过终评。

  第三个标准是艺术性。报告文学是文学,衡量文学的标准自然适用于它。报告文学同样应该追求诗情画意,审美特质、哲理光芒、文化意蕴和历史底蕴,追求美和文采,要能产生震撼人振奋人感动人、催人泪下、启人思考的作用。要注意语言生动形象的运用,讲究叙事的节奏和方法,等等。

  第四个标准是社会价值标准。在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权衡(或称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权衡)上,社会价值经常被放在第一位。即举“大叙事”与“小叙事”相比较为证。大叙事主要是描写国家重点工程、重大举措、重要突破,包括一切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小叙事则更多地关注个人、个体的传奇命运、人生经历等。报告文学既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看重其“参预生活”的禀性,那些面对现实特别是现实尖锐问题发言、能够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大叙事作品,便常常被研究者等判定为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也就更易受到推崇。相对而言,小叙事作品尽管可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很高的艺术价值,也会被认为其社会价值较低而屈居次席。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徐风描写紫砂艺人蒋蓉人生经历的《花非花》,被普遍认为具备很好的艺术性,生动感人,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优秀人物传记之一,在初选时亦曾获得满票通过。但在终评时却因其主要是描写“小我”的小叙事,社会价值、现实意义略为逊色而被取下。最终得奖的5部作品《天使在作战》《部长与国家》《中国新教育风暴》《长征》《用胸膛行走西藏》几无例外都是描写重大工程、重点题材、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重要事件的“大叙事”作品,都是能够也应该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

  第五个标准是可读性和受读者欢迎程度。作品观赏性,印数发行量及社会反响大小也被用来权衡报告文学作品的高下。——特别是在诸如“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纪实文学著作的印数、发行量是获奖的一个基本条件。全国“五个一”奖原则上要求每部作品印数不少于3万册。结果很多打算参评的图书都把起印数印成3万册。——报告文学是直面现实、关注人生的文学,如果一部作品发表后,阅读者寥寥,社会反应平平,这样的报告文学恐怕很难被归入优秀之列。

  五、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建设问题

  作家是文学创作主体,是文学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文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报告文学作家资源青黄不接已经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中有4位是1950年代出生的,岁数在50岁以上,只有党益民是1963年出生。不少人以为获得第一名的朱晓军是报告文学界杀出的一匹黑马,但这匹“黑马”2007年时都已52岁了!45岁以下的报告文学作家相当匮乏,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才相当匮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次,现有的报告文学作家也面临着提高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学养和文学艺术素养的迫切问题。许多作者是从记者、编辑、教授等转向写报告文学的,不少人艺术准备不足,艺术能力欠缺,亟待提高;有些小说、散文、诗歌作者转向报告文学写作,尽管可能艺术素养较好,但对报告文学文体独特性及审美特质的把握也还有待改进或提高。

  (本文原作于200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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