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六十年:编者的文心和史识(施战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10月09日09:42   施战军

  每一种连续出版物都应该具备特有的文脉,它是编者文心和史识的坚韧的呈现方式。创刊已经60年的《人民文学》,虽然曾有过将近10年的停刊期,它的文脉却始终未断。在时代政治的阶段性固化规约与文学的恒常维度的守护之间、在时世的变迁与艺术的刷新之间,《人民文学》一直试图寻找到刊物整体上应该生出的精神对接点,即它脉搏的跳动点,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把捉到世道与人心、历史与艺术的综合脉动。综观刊史和文学史,足可资证《人民文学》之文脉所在:努力向更“广阔的道路”扩延文脉的波长,尊重和宽容“太广阔太复杂”的现实主义探索的同时,倡导作家找到“自己的路径”①。总之,“推出更多的好作品,推出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新生力量”②,是《人民文学》作为国家最高级别文学期刊所始终秉承的文脉。

  以上引用的话,均出自《人民文学》的编者。

  《人民文学》编者的话语,60年来有着多种的名称和表达方式,但无论是“编者的话”、“编后记”、“告读者”、“卷首语”,还是主编寄语和“留言”,以及编者的在正文位置发表的专门文章,虽然有时候是配合形势的表态、有时又是自我批评式的检讨,都未曾彻底脱离对文学特性的坚持,更多的时候,都发挥着对自身文脉和共和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梳理、发现和不断创辟与丰富的功能。

  有的时候竟是无声胜有声。比如1950年第一卷第3期“新年号”发表了《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引起以《文艺报》为核心阵地的反对力量的越来越猛烈的批判,从冯雪峰化名“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到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的公开信,压力强大的情况下,《人民文学》编者从沉默不语到“敷衍”周旋,无疑又是对文学性负责对作者保护的态度。这与编辑部更为人所知的文革末期应对围绕针对《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批判的办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比如《我的第一个上级》发表在1959年第6期,此前的“编者的话”可谓热情洋溢地与形势互动,有时候同一期编者的话还要有之一、之二,这一期却意外地没有了——在极主流话语充斥编者言说的情况下,留下一个间隙,给一份安静,反而凸显了作品自在的震撼力。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广为人知的文学理论名篇,这个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秦兆阳化名为何直所写的文章,开宗明义地反对文学上的教条主义,何其忠直,其言说个性是不可抹煞的,但它其实更可以看作代表这个刊物所做的文学导向性宣言,从而第一次亮出堪称概括了《人民文学》编者在办刊品质上的系统的理论指向。从1955年底开始,严文井任主编,秦兆阳、葛洛任副主编,整个1956年,在领袖“双百方针”所鼓动的氛围里,打破僵化的教条、提倡对生活多样性的艺术探察,是编者要响鼓重锤的严正声音。在严文井等入主《人民文学》一年后,也就是新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中间时段,“编者的话”极其明晰真切地表述了他们的文学态度和办刊立场:“我们不勉强地、生硬地、不顾文学特点地去配合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但必须密切地注视现实与结合现实。我们不忽视作品的艺术性,但是主张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于艺术的真实性之中”。他们以坚定的语气和自信的口吻,明确指出,提高刊物质量的目的,“必须在提倡创造性与多样性的广阔的基础上” 才能达到。此种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的文心,我们也可以从编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一批新人力作的实践中领会得到。“支持作家们和批评家们在文学道路上作各种各样的探索”这一真知灼见,更体现了编者卓越的史识。于是,到了1957年革新特大号的出版,《人民文学》达到了自身历史与文学史上的一个制高点。

  《人民文学》主编更换不可谓不频繁,但是总体上的对文学基本规律和特质的坚执以及对文学新人的呵护扶持,或是理直气壮,或如草蛇灰线,始终贯穿于编者的办刊诉求之中,未曾真正消歇和改变过。有时候甚至要借力而行,借助名家推动以践行刊物的文学价值观,比如在“写中心”要求甚嚣尘上、刊物本身也在不断发表批判秦兆阳、刘宾雁等人文章之时,1958年6月号重要位置刊登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并转载了文中所称赏的《百合花》、《七根火柴》等作品,从此不仅使茹志鹃等得以在《人民文学》一再发表新作,也使得集体写作中的个人艺术风格具有了存活的合理性。这时的一些佳作和“百花”时代的作品一起,使得“十七年”文学史在50年代中后期,以《人民文学》上的中短篇小说为表征,具有了确凿的文学审美价值。

  60年来,《人民文学》处在大小文艺斗争和文艺运动的漩涡中心,大都是充当了靶子的角色,正因为其编者凭着对共和国文学建设的责任信念以及在事件中所积累的应对经验,使它所承载的文学性一直没有被运动的风云所彻底遮蔽,这正是编者赤诚而清朗的文心和敏锐又长远的史识的结果。

  在某些主导性政策倡导和艺术规律之间博弈,寻绎一条中国式的文学经典创造与留存之路,在各种社会政治与时代生活相洽的地带,开出一片尽量宽敞的文学场域,在可能实现文学性反弹的时机尽量让艺术的探索也行之悠远,是编者们的良苦用心和办刊策略之所在。

  从1956-1957年间“干预生活”作品的集束编发,到1990年代中期的河北“三驾马车”的推出及其后多篇作品对转型期民生、官场问题作品的有意倾重,《人民文学》继承并发扬了作为它的精神品格之一的现实主义特质,在不同的时代,始终以“人民”的名义为“人”精神理想的丰富、为“民”心灵命运的痛痒而存在,显现它的价值在场效能和审美的及物性。

  我们翻开1980年代中期的《人民文学》,每每能够遇见“编者的话”富于激情的表达。可以理解,因为那是“艺术多样性”的丰产期和巅峰期。第四次文代会作代会的召开,让编者和作家们深深感到,创刊伊始所提出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已经远远不能涵盖文学的新格局。不禁令人恍然间想起《人民文学》1953年7月号编者对作者和读者早就出示但实际上难以兑现的允诺:“更自由和更深刻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提倡作品主题的广阔性和文学题材、体裁与风格的多样性”,“鼓励各种不同的文学样式和不同的文学风格在读者中的自由竞赛”。可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放在当代文学史的维度上,那时候仅有《洼地上的战役》尚可相应一提,而且不久之后此篇及作者所受的遭遇也令那些编者的话显得更像危言耸听。而1980年代中期确实更换了天地,新的审美想象、新的艺术架构、新的文学语言——新的探索,在经年的“主题”、“题材”、“思想”、“任务”等等重负不被强加的时段,像脱缰的野马、反弹的皮球,享受甚至挥霍着空前绝后的自由。“我们有志于突破自己的无形框子久矣: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向往!于是本期编者斗胆把年轻的女作者刘索拉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放在排头。闹剧的形式是不是太怪了呢?闹剧中有狂热,狂热中有激情,激情中有真正的庄严,有当代青年的奋斗、追求、苦恼、成功和失败。也许这篇能引起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一点兴趣和评议?争论更好。但愿它是一枚能激起些许水花的石子。”这是《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编者的话”中的一段。此时的主编恰是将近30年前以年轻作家身份在该刊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王蒙,也许在这“斗胆”之举的背后,也会隐藏着他的抚今追昔之慨。“狂热中有激情,激情中有真正的庄严,有当代青年的奋斗、追求、苦恼、成功和失败”这样的评介似乎也可以用来解读《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心与史识中有着编者亲历的文学经验做底,激情便是燃烧在理智明察的基础之上。其后刘心武接任主编时期的“编者的话”依然保持了纳新和创新的激情,在那个文学尚处于意识形态中心地带的最后年份,以“本刊主编刘心武”署名的《时代·开拓·交流》,不失为一篇有深切的历史感和殷切的责任心的卷首好文章,即突出编发时代性纪实作品的重要性,又鼓励多样多元的艺术开拓,同时提倡打开眼界实现与世界文学潮流的对话交流。其后刊载的“对话和潜对话”、“文学圆桌”、“评论”栏目虽然缺少连贯性,但是已经初步地将当时最活跃的作家的创作观念、文学的艺术形式与叙述问题探讨、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文学的评析等纳入了《人民文学》的关注视野。他所热切“拟议中的‘多品种专号’”在1989年第8期出刊后,确实引起了较大反响。但相形之下,策划过频、主意过密,反而在时势与自由的平衡点上时不时会给人无从把捉的迷失之感。

  文脉即表情,正色导读的严肃,到了新世纪,已变为围炉夜话的亲和,编者的话语进入了“留言”时代,文学的被附加的外部功利性越来越消隐,在相对宽松的环境状态下,“留言”保持了“编者的话”的质实,但已是变得更加活泼亲切,在与读者的互动中,编者给人以稳扎稳打的实诚,在碎金闪耀般的文采中,常有妙语如珠的见解和令人信服的史识。

  “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这是茅盾在发刊词中格外醒目的一句话。《人民文学》忠实地继承又不无活泛地丰富着这一道统。尤其是近10余年来,为文学新人新作专设栏目,有计划并行之有效地发现和及时推出了一批新生文学力量。专门的栏目设置从“本期文学新人”到“新浪潮”,其包容性和在青年作者和在读者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编辑思路也愈加成熟实在和愈加灵透聪敏。每遇到清新可喜的新人新作,编者都会在目录前页予以热情的推荐和独具史识的解说。例如,1999年第7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山东青年作家刘玉栋的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这个与胡安·鲁尔福的名篇同名的作品,以无辜的童年视角和轻逸的笔致,将中国80年代初的中国乡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情境满含亲情和深意地呈现出来。编者从中不仅仅是为之欣喜,还看到了个人经验与新的历史审美关系之间的些许端倪:“宏大的历史事件化为个人的经历和命运、欢乐和伤痛、迷惘和梦想……在个人生活的诗篇中幽微沉静地运行”。这与其说是评论一个作品,莫如说是在发现和导引新的文学进向;与其说是编者的推介语,莫如说是悟性高超的史家之论。

  如果说,1980年代对文学新人最具推动作用的是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那么1990年代后期至今,《人民文学》的“本期文学新人”和“新浪潮”栏目则是中国文坛最具权威性的新秀展台,经历了10余年光景,从这里走向文学创作前沿并逐渐令人瞩目的文学新星们,不断以佳作反哺《人民文学》,并以在该刊发表的作品互相辉映,以至于他们屡屡在文学大奖的颁奖典礼上亲人般地相遇。

  可以说,编者推新人新作的一贯热诚,保证了《人民文学》始终处在当代中国文学领衔大刊的地位,当年有胆有识地将王蒙、李国文、宗璞们推向文学前台的应运之举,已成为《人民文学》最可宝贵的传统和脾性,远的不说,1980年代中期以来,从迟子建、莫言、韩少功、刘震云、李晓们到毕飞宇、红柯、石舒清、鬼子、葛水平、东西、孙惠芬、郭文斌、晓航、叶弥、荆永鸣、北北、须一瓜、叶舟、胡学文们,从魏微、戴来、周洁茹、刘玉栋、罗伟章们到田耳、乔叶、鲁敏、徐则臣、李浩、滕肖澜、黄咏梅、计文君、杨怡芬、王十月、张悦然、马小淘……浩荡不竭的文学新军,排浪般地激扬着《人民文学》的文学青春,在他们陆续成为名家之时的知遇回馈,犹如水涨船高,足以支撑作为煌煌国刊的一流品位和历久鲜活的端庄风仪。

  用现在的话来说,强调内容的“主旋律”的同时鼓励艺术的“多样化”,力推新人新作,是《人民文学》创刊至今的基本编辑理路。在这样的办刊理念和编辑思路下,编者队伍优良的素质、纯正的文心以及由此对作者和作品的遴选中表露出的可贵史识,活跃了每个时段的文学现场,也直接影响了60年共和国文学的文脉传导和品质构成。

  注释:

  ①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②《卷首语》,《人民文学》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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