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宏小说创作论

　　一、话剧式小说叙事

　　深圳有那样多的传奇故事，甚至在外来人看来，深圳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流行歌里也早就这么唱了(如《春天的故事》)。在一般的文学作者看来，满地都是写小说的好材料。然而，在深圳的写作群体中，谢宏却似乎有着“买椟还珠”的嫌疑，偏偏要抛弃这么些“珠宝”，把那些寻常人与寻常事拿来做材料，写出了《貌合神离》、《深圳往事》、《文身师》等长篇小说和《温柔与狂暴》、《自游人》等小说集。倒是从他的这些小说里，能够看到那些游走或在蜇居在深圳的楼宇与大街小巷里(可能不叫小巷，而应该叫城中村)的市民们生存真相和精神实况。那些银行职员机械的点钞训练；那些文身师们的自得与无奈；那些城中村中的股份制公司里的“半市民”们的适应与落寞。

　　“买椟还珠”，本是指此人浑身冒傻气，有眼无珠不识货。但以康德的无目的的目的性美学观点来看，这恰恰是一种艺术家气质呢。唐代的李白不也“神经”得喊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唤出换美酒”吗？只要是自己所看重的，喜爱的，自己认为美的，哪怕是一个美丽的空壳，真正的艺术家都会不计功利，不顾流俗而把它“敝帚自珍”。而且，那些传奇人和传奇事，历来都属于少数，寻常人与寻常事属于多数。这种买椟还珠的艺术家，似乎又投入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怀抱，站在大众的立场来言说，把握了现代艺术的最基本的人文精神。从这一点看来，占了便宜的似乎还是这种人呢。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似乎总是不屑于在一种半成品式的材料上下工夫，那样显示不出他的功力，他更相信把别人认为是废料的东西作成人人难以置信的艺术品，才真正显示自己的手段。这大约也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吧。

　　谢宏的小说的叙事风格就表现为对深圳这“新都市”市民日常人生平静诉说。与其他外来作家笔下的深圳相比，谢宏的小说少了许多浮躁、呐喊、愤怒、猎奇的印象，显得更加真实，更能让人接近。这可能与谢宏是深圳文坛少有(在我们的印象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有关，因而不是以一种外来者新奇或猎奇的眼光来看待这座城市。可能在他的眼里，在这大时代变幻的背景下，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和其它城市里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人的心性。因此，他总是带着一种宽容、淡定而平和的心态，来观察、记录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男男女女心底里的戏剧与冲突。但他又不是以一种“看戏”的姿态来看待他笔下的人物，而是把自己融入他小说里的男男女女中，与他们一同婚恋婚变，一起辞职下岗，一起吵闹，一起聚会谈笑。当他以一些短句与设问，引来他笔下的人物的戏剧真正开始时，他又总会及时从他小说场景的中心位置默默退台而边缘化，用简短而温柔的词句记录他们的情态和潜台词。当一幕戏剧将要落幕时，他又会从容而淡定地漫步来到舞台的中央，又会用他的短句或一个电话，推出他参与的另一幕戏剧——心灵的戏剧。我们且看一段《深圳往事》中王志文的观察与记录：

　　一天，我爸来找我，这让我有点吃惊。他有点风尘仆仆的味道。他将胡子刮掉了，下巴和腮帮子胡子拉渣都泛出青光，他穿着中山装，蓝布的那种，颜色洗得有点淡，但很整齐，他这模样，我偶然见过，那是他要去总公汇报工作时才会这样打扮。我爸神情腼腆，朝我的同事点点头，说话拘谨。我看他欲言又止，就对头儿说，我出去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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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办公室，我给杜丽电话，说还在凉亭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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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拨开一粒花生，说，安弟考上了。杜丽嚼着花生，说，这是好事。我说我爸找过我。杜丽抬头看我一眼，问，找你干吗呢？我说安弟读自费的。杜丽说自费就自费吧。我说我爸要我支持。杜丽顿了一下，将花生吞下。她望着水库的远处没说话。我问她干吗不说话。杜丽笑了一下，说，这是你的家事啊。我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下滑，朝一个我说不出的深渊里直坠下去。[①]

　　“我爸”的尴尬；杜丽的冷淡；“我”心底里的悲凉，都被谢宏以最经济的笔墨，以话剧般的方式收束和记录在他的小说里，展示了他所感受到的真实的深圳人生。正做到了这部小说的题记里所宣示的：“我朝着自己内心的激情与忧伤奔去”。

　　谢宏在一篇采访中这样坦言他的创作态度和立场。他说：“深圳很包容，它的文化是多元的，很杂，却比较相容。所以，尽管它浮躁，但我心态还好，还可以与之相处，还能够在此生存下去。我希望在写作的时候，可以淡化深圳这个背景，使之模糊一点，而带有更广泛的城市意义。”[②]也就是说，他不是为写深圳而写深圳，他也不想做深圳的民间历史学家，去记载着“正史”所遗忘的点滴历史；而是要以深圳人为思考对象，寻找现代人生存的终极意义。

　　谢宏的写作起点，是从1984年高中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现在，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他呼吸与深圳这座城市发展的每一步，是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互相嵌入各自肌体的过程，涉及到精神和物质的层面，而谢宏个人的生活，也打下了这座独特城市特有的烙印。谢宏像许多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一样，一方面，他是个俗世的人，认可和理解这座城市人群所共有的价值观，同时也能超脱世俗生存，以最简单化的关于人的生存哲理安慰和开导着这座城市里矛盾、苦恼的一群：他的朋友，他的同学，他的前妻，乃至他的情人。

　　这么多年来，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经历过和这座城市一样丰富多彩的变化，对新生的事物，他的内心也焦虑过，兴奋过。在他的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也经由了一个不断否定、怀疑、肯定或者重新肯定的过程。但他一直在执着地用他的文学创作来探究他自己的乃至身边的人生问题。对于写作，谢宏曾为自己阐释道：“在写作上我更关心人性方面的问题，我对大环境不大关注，我只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只关注人在大环境之中的内心世界。我探究他们的内心，其实也是在探究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就是我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勤奋努力地写作，超越自己的过去，向前迈进。”[③]

　　在谢宏作品中几乎都是以新生市民小人物为主角，力求刻画出这些小人物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种种正常或扭曲心态。深圳这个突发崛起的城市，经济发达与精神文明越来越趋向于反比例。各种压力造成个人和自我之间紧张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现象和状态使得“城市病”相当流行。在患病的人们身上，人性各个方面极端化，生存状态中的各种困境使得人性复杂性、深刻性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现。[④]不管是《文身师》中的杨羽，还是《貌合神离》的李白，谢宏作品中始终反映出人性在传统和现实的两种生活方式的挤压下，扭曲，变形；他们不得不无奈的接受，最终又不得不被动应对局面。谢宏用最宽容的人文悲悯，同情笔下处于各种困境中的小人物们，并在某种程度上给以希望，为其寻找出路，甚至尝试给“病人们”开些药方。从谢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对都市人深切而宽厚的精神关怀。

　　二、生存错位后的人物类型

　　我们还是随着谢宏的激情一道，去共同感受这群生存位置错位后的小人物们的焦虑与放达；去面对那些银行职员、经商奇才、自由职业写作者、漂泊异乡又回到深圳的“候鸟”、焦虑的打工妹、打工仔、含辛茹苦的母亲、失意的父亲、唠叨的祖母、委屈的孩童------，从而碰触他们的激情与梦想，去抚摩他们的恩怨与挣扎。我们才能具体感受他这种对日常人生的话剧式叙事的小说意义。

　　(一)“貌合神离”的人

　　长篇《貌合神离》以这座城市的新兴白领阶层为对象，主要描述了一个银行职员闲适安逸的日常生活以及内在的精神焦虑。主人公李白思想狂放，却又性格拘谨，故作世故，其实显得稚气十足。他想把生活搞得有声有色，但现实却总是回到琐屑平庸。他心仪同事李清照，却又拙于表达，结果错失良缘。他知道金钱的重要，但又时刻想超脱其外。他羡慕武侠英雄的我行我素，但也只能遁入武侠书中飘游五湖四海，最后沦为一个离婚后与儿子争看卡通、又被单位炒鱿鱼的人。

　　现代李白既开朗又拘谨，既单纯又成熟，既脱俗又世故，既浪漫又现实，长期处于情感与理智相互背离，现实生活与想像完全错位的境况之中。因此他的生活时时有错位，时时有荒诞，他通常自言自语“我被锁上了”、“我究竟是哪条鱼？”这些与现代生活充满错位的话语，很容易置换成另一套的话语“我到底是谁？”李白到底是谁？他始终无法确认自身的身份。如此“貌合神离”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存在，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貌合神离”的人。造成这样的生活，我们想应该归咎于人与生俱来的欲望。社会竞争的压力日渐加大，物质生活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欲望也开始作祟。特别是在群体生活中，在某种划一的“标准”里，或说在生存的压力下，我们还没有真正“自由”的基础，所以为了生存，我们所做的，可能不是我们喜欢做的；我们说的，可能不是我们想说的，这就是当今生活的真相，对此我们已经熟视无睹了。[⑤]谢宏曾说道：“李白那个形象代表了我心目中一个小人物，他那样一个小人物在这个社会的种种欲望、焦虑、困惑等等。我还想强调一点，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你能够生存下来是艰难的。”

　　主人公李白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外界的压力，使他的内心都充满了焦虑，但表面上还是得克制自己。这种焦虑和紧张，时刻有爆发的可能，但他企图努力将这种爆发的可能压制住。这两种张力在临界点达到平衡和消解。日常面对的是雷同琐碎的工作，和琐碎雷同的家庭生活。于是，李白开始变得有点郁闷了。他先是倦怠，和妻子的话越来越少了，接着就烦躁了，和客户吵起架来，紧接着，连他的鼻子也出了问题，空气中似乎有种怪味，让他不停地打起了喷嚏。当这喷嚏不断地积累着，李白终于忍不住出手了——他去抢银行了！但是，他所有的爆发的行为也不过是用钞票抽几下售票员的那张长脸，只不过在午夜在空旷的大街上狂飙一会自行车，只不过偶尔沉浸于和李清照的暧昧关系，只不过意识到自己是条被困在缸中的金鱼罢了。

　　在小说的下半部分，李白换了一个地方工作，不过依然在银行，除了多了一个儿子，生活还是原样地继续。于是，我们也无法期待他人生更多的精彩和节外生枝。但是，我们的李白开始有点变化了。他连偶尔的爆发都懒得实施了，离婚之后的他，开始爱上了一样东西——卡通书。这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从《鹿鼎记》到卡通书，李白越来越爱躲入另一个世界，当生活一如既往而焦虑无处不在的时候，或许，这已经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⑥]这种飘浮不定的状态如同阳光下的阴影在毒化着精神，李白们在都市里失去了激情，只能在烦琐平庸的现实生活中焦虑。其实，故事内外的人们都无法解脱这样的焦虑感，而往往在恍惚不定的状态中到处逃遁，从侠客梦中逃到卡通之中，最后不知所终。故事只能就此结束，而故事外的人们还在焦虑中不断地游荡。故事的结尾中，李白一点也不焦灼，但带给读者的却还是沉重的焦虑感。[⑦]

　　这部小说特别之处还是李白半夜骑自行车的怪癖，这个细节让人思考很多东西。用巴桥的话讲，在他温文的底下，总有种“令人不安的东西”。这也许就是写作者的某种在场感和思考状态。当人们对自己的精神境况日渐麻木甚至有意规避时，作为写作者的谢宏选择了小说的方式作出警醒。

　　“貌合神离”本是指表面亲近而实怀二心的人际关系状态。而在谢宏的小说中，却是用来描述现代人错位生存的内在感受。谢宏坚信，无论古今中外的人，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情趣来生存。但在快速崛起的现代科层社会里，强大的科层社会伦理却在合法的现代文明旗帜下处处制约着人的自由意志，在“异化”着人的生存，使人的生存演变为一种物质生活的空壳，了无情趣。李白，或者说是李白背后的谢宏，较早自觉到这种生存异化的人，于是才有这种令人不安的焦虑和荒诞的逃逸行为。

　　书写、同情在现代物质生活下的个体自由意志的逃逸行为，并以此来批判现代文明理性光环下的黑暗，一直是谢宏前期小说的主题。环看当代小说创作，谢宏的这一发现，又确有着文学先声的意味。可能谢宏认为，李白的生存感受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与普泛性，但由于文学的个性化和具体化，妨碍了这种真实性与普泛性的传递。因而，又有了《赵小月的假期》、《赌运》、《我爱卡通》等作品。这些作品的人物，也同样充满了对他们既定的单位生存体制生存的荒谬感与无奈感。

　　赵小月(《赵小月的假期》)和丈夫外出旅行，却接到同事李前的电话，说有关内退的名额需要考试。于是各种压力逐渐布满本该轻松的旅程。傍晚的西湖美景，被李前的电话弄得忐忑不安的赵小月无心欣赏，而且还要勉强丈夫急忙赶回宾馆等待电话。丈夫王强虽然一肚子怨言，但是看着赵小月被考试这个消息弄得郁郁不欢的样子，想发火但也只好强忍着。在《赵小月的假期》中，早就视国有银行工作为鸡肋的职员们都想得到内退名额。“三个名额要由考试成绩来确定，成绩最好的前三位，就有资格内退。”“只听说过考试不及格的要下岗，现在怎么是成绩好的才下岗。”[⑧]这一细节的设置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一设想在小说中并未真正兑现，但现实生活中这种荒谬的悖反现象并非绝无仅有。于是接下来的情节中，赵小月就被考试这个不大不小却刚刚把唯一的阳光给遮住的乌云，弄得心神不宁。在饭店一心只牵挂着考试的事情而吃睡不安，丈夫的求欢被她一句“你就只想到这事，烦死了”彻底夭折，甚至连去观光都想着去买考试的资料。为了应付生存的压力，赵小月不顾丈夫的反感，提前回到家里，准备复习考试，却发现这不过是李前和别的同事之间的一个玩笑式的赌约。谢宏就是通过这些貌似轻松的故事，揭示了都市人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难以言名的生存厌烦感。赵小月并没有错，害怕考试也不是罪过，但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却让人的心灵一次次犯着罪。人物心灵的创伤也被无奈荒谬的生存困境不断地折磨、愈合，继而又折磨、又愈合。就像被缚在悬崖边上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不断地忍受着现实这个上帝派来的神鹰啄肉之苦。苦海无边，何处是岸？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所以，人们也只有通过开玩笑来打发无奈人生了。

　　再看看另一个银行职员马力的无奈人生。如果说《貌合神离》里的李白被无奈的生活逼迫得无处可逃，最终只有压抑。那么《赌运》《我爱卡通》里的马力则面对无奈，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短篇小说《赌运》中的马力本不是一个嗜赌之人，去葡京赌场只为在离开澳门的前夜完成一个旅游程序，但就在他像完成任务一样将最后九个筹码统统倒进老虎机准备回去睡觉时，老虎机却像拉肚子似的，不停地拉下金蛋，让他一下子赢了200万港币。真正的“小说”从这开始了。这飞来横财马上又招致失业横祸，他因赌博而被银行解雇。作家将主人公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呈现得淋漓尽致：不承认钱的来路，他拿不到这笔钱，还要被无时不在的猜疑盘问折腾得不得安宁；说出钱的来路后，他却被指控违背行规，必须下岗。但他“捐出这笔钱能否不下岗”的卑微请求也被拒绝。这个细节真实地说明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令人不由得喟然长叹。然而，生活虽然处处充满了困境，但总是会有解决困境的办法，因此作者并没有让马力一直生活中无可奈何之中，小说的最后马力通过开书店，经营武侠小说，终于找到了将爱好与赚钱结合在一起的工作。《赌运》的最后这般写着：“马力自嘲他的生活，像古代的游侠在金盆洗手之后，开一个小店以了残生。说完马力哈哈大笑起来。”[⑨]谢宏开始为他笔下的小人物们寻求出路，这样的结局让读者觉得安慰，毕竟写作并不只是书写困境，生活中还是需要希望的。

　　在《我爱卡通》中，马力又和儿子一起爱上了卡通。虽然为此而丢了工作，但马力却因此找到了一个最终可以实现自我的、有意义、有趣味的工作。这两部短篇中，谢宏通过马力这个人物进行城市生活的代言，从发出警醒到伸出援手。工作总有有的，问题总会解决的。要怎么去实现自我，做些有意义且带趣味的事情呢？我们能做的就是面对，思考，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修正。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每个人都做了，就会变得有力量。

　　(二)“自游”状态的人

　　在现代社会，自由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也是当下人生存的基本价值信仰，也是上述逃逸者的全部追求。但如果只是追求对传统体制生存方式的逃逸，而缺乏对自由的精神价值层面主体把握，就只能演变为一种没有终极追求方向而游离在外的“自游人”，一种现代价值虚无主义者。他们只是为反叛而反叛，并没有做到上述李白们的为自由而反叛。《自游人》里的马力，以及《新生活》里的“我”，就是这种社会体制转型期里的“新人类”。谢宏对这种“新人类”，在他的小说书写中，既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同情，更灌注了他的担忧。

　　《自游人》里的马力深刻地反映出谢宏这种独特的人文观念。马力是一个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孤独者。多年经商，表面上有些风光，实际上却捉襟见肘，生活和事业都频见危机。马力的生活状态被谢宏命名为“自游”状态。这是一种自主的游动，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但是，这个“自游”却绝对不是“自由”，在变动中充斥着的是艰辛和痛苦，失落和无助。“自游人”意味着脱离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所进行的人生冒险。这种冒险，既充满了财富的诱惑，个性伸展的可能性，也潜伏着看不见的危险。马力最后突发性的死亡，可以看作这部小说的一个高潮。它既是对“自游”状态的悲剧性提示，也是对转型期中国这类特殊人群生存命运的一种寓言性思考。[⑩]马力的人生相当精彩，因为自由。但是人生精彩，并不等于精神精彩。如何让精神出彩，成为一个灵魂上的自游人？或许我们要学习马力生前那种在都市生活中寻找个性和自我，积极面对困境的生存方式。谢宏无疑是想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多变的社会，压抑与焦虑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只要从你的心灵出发，积极乐观地去应对，努力向着人生的目标前行，终有化解这些负面情绪的可能。作者积极的审美态度，使得作品更易让人接受。

　　《新生活》里的“我”更加无奈。我”本来是为了帮朋友拿钱给国外的女儿，但大半个月过去了钱还放在我这。“我”这人认真，总将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办。本来就是小事一桩，倒成了自己的心病。最后弄得事情没办成，还弄得自己心烦气躁、生气郁闷。在严重压抑的情况下，“我”与小霞争吵之后扇了她一巴掌，最后还给自己带来麻烦，警察找上门。无奈与空虚之后，大喊一句粗口发泄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帮人是天经地义的好事，可好心却未必能做成好事。如今的社会，好人也难当。然而谢宏的意图并不在于刻意描绘压抑的生活，这样事件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作者更多的是想告诉读者，压抑是可以宣泄的，如同“我”在文章最后在百般压抑之后大骂粗口。

　　(三)“悬空”状态的人

　　为了“自由”而反叛、逃逸，逃逸之后只能变成“自游人”；而自游又无所归依，无所方向，回归又不情愿，于是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人”。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末写作的《幻灭》、《动摇》、《追求》(总称为《蚀》)“三部曲”。谢宏实质上也是在写有着反叛意识的现代人生存状态(主要是指精神状态)的“三部曲”。只是茅盾总是在试图给笔下的人物以人生指导，而谢宏要实在得多，他只能给他的人物倾注忧郁的目光，与人物一道共同咀嚼忧伤。

　　《悬空人》用“我”这个局外人的眼光，关注老林这个悬空人的生活。老林移民到新西兰，却活在“移民监”的圈子里，说着“还是国内好”却觉得回国没有趣味，不喜欢新西兰却不想回国。作品中，老林说：“当初在国内，还是挺有事业的，嘲笑那些知足常乐者，没想到，自己搞移民花费不少的力气，等终于成功出来后，才发现浪费了不少的时间。才发现，要搞老本行，却发现你能想到的，人家都能想到了，华人都聪明绝顶。如果想搞个小本生意，比如搞家咖啡馆或者什么小店，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但后来想一想，也挺没有意思的，只好作罢。”[11]老林虽然混到PR的身份，但却找不到北，回去和继续呆下去，都是问题，都不适应。就像悬在半空中的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去哪里都没有归宿。活着是受罪吗？还是人们在作茧自缚？这些不仅表达了谢宏对海外一族的小人物们生存状况的关注，更体现了谢宏带给读者的另一种思考。

　　(四)“两张脸”的人

　　《两张脸》本是写的是农村青年黄孔去城市投奔女友杨艳的一个小品式的故事。但打工妹杨艳被新环境改造后的那张灿烂的笑脸，却让人感受到弱小者生存的不尽辛酸。

　　黄孔还没有下车钱包就被偷，对于完全陌生的环境，黄孔沮丧惊慌，见到杨艳之后的黄孔对于初到的城市有着极不适应的惶恐，甚至以爆粗来宣泄。黄孔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杨艳的笑脸，不管受到多大委屈和侮辱，杨艳都以笑面对。对于适应了环境的杨艳，不愿提起从前，用笑脸埋藏过去。这期间要经历多少苦涩和心酸，我们无从而知。正如同杨艳一样，她一遍又一遍地问黄孔“你喜欢我的那张苦瓜脸？”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笑脸好还是苦瓜脸好。

　　对于此文，谢宏有着自己的见解：“我应该赞成杨艳后来的生活，人生来是追求幸福快乐的，没有人来这个世界是为了追求痛苦的，也许你会遭受意外的事情，但是每个人活着肯定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爱情，住更好的房子，我觉得是应该的。我想表达的不是世俗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是他对生活的新的理解，你可以说她是妥协，但是我觉得，她对每个人笑有什么不好呢？”[12]环境对人的改变究竟有多大？一个人拥有的脸孔或许不止两张。人们在不同场合变换着不同的面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作者尝试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吧。

　　作为孩童的杨小动和他穷困的父亲就没有杨艳的那份适应能力了，于是他们头上所展示的便只能是愤怒的苦瓜脸和委屈的哭脸了。《树上的鸟巢》写到两个家庭中的孩子读书上学的现实生活。两个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钱人和穷人家教育孩子的方式完全不同。第一个家庭的节奏是慢的，他不着急，小孩读不了书可以给钱上，甚至可以养他一辈子。而另一个家庭的节奏是快的，因为穷人对读书总是渴望的，总是艰难的，穷人要改变生存境况，大概都将希望放在小孩的读书上了。所以父亲对儿子成绩的好坏很在乎，他很看重，很认真，这使得他们的情绪急躁和焦虑。两个家庭生活上的相同点还是有的，比如说：两个家庭都明白“要想在这个城市出人头地，就得靠文化。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定要让孩子们的文化水平比自己高”；两个家庭的孩子都面临着升学的压力，更加面临着来自家庭父母的压力。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沉重代价，让人忧心忡忡。最可怜的人物是杨小动。小动父母都是清洁工人，父亲杨成长文化不高，教育孩子有心无力，却无比希翼望子成龙。当小动一次次的成绩下降以及老师的反馈，让他对儿子失去信任，形成动辄打骂的教育方式。工作的不顺心，生活的不安稳，让杨成长备受压力。巨大的压力作用下，心理也开始扭曲，于是在工作上他私自将剪枝的长度进行修改以报复滥用公权的刘科长。作品写到学校教育的瑕疵与缺陷，小动的班主任黄老师，对孩子基本的信任和尊重都没有，有的只是训导、数落和向家长报告。可怜的小动就因为回家路上因树上的小鸟掉下的鸟粪弄脏了衣服而被老师批评，被父亲打骂，到最后他哭诉心声：“老师不相信我，你也不相信我吗？”[13]这个细节让人深思，城市生活中的困境，不仅是大人们所面临的，连孩子都要受牵连了。卢梭曾说，孩子们一到成人们手里就要变坏，看来这并不过失。

　　在《像候鸟一样》中，老实巴交的王喜则以换上是一张狡颉的脸。候鸟似的外来工王喜来深圳打工，爱人小娟不在身边，寂寞的王喜要忍住欲望，可是刘医生给了他一个巨大的考验。王喜与刘医生之间的暧昧情事，最终因为两人身份的不同，由偷情演变成了一场强奸案。故事的最后小娟自己砍掉一个指头，阻止了刘医生对丈夫的法律起诉。对于此文，谢宏曾经这样介绍：“《像候鸟一样》原型的就是装修工。我写他对性有一种渴望，但是又不想犯罪。我写的就是他想要寻找一种途径，既能达满足自己的意淫，但是又不会严重到强奸别人的程度。《像候鸟一样》虽然是与底层有关的小说，但我不想从道德层面简单地做批评，而是更多地从人性，情感，生存等去做综合的考虑。”王喜性格里有点很狡辩的东西，比如他拿女性和房子做比较。他说，这个房子(女人)，我没有进去呀，我只是敲敲门呀。王喜是一个很精明的人，看得懂女医生是挑逗他，只是她用文明人的、用受过教育的方法来挑逗。最令人回味的是文尾王喜的话：“在深圳也有不少打工的人中了六合彩，成了百万富翁。”[14]都市以它精致冷漠的面孔，处处在拒绝外来者的真实介入，却依然挡不住他们对都市生活的向往。因此，如同每年过冬，候鸟们都会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温暖地带一样，每年都有王喜们来叩问这城市的大门。

　　三、脸相背后扭曲的情感世界

　　《身边的故事》里面袁莉有句话，代表着谢宏小说对都市人情感世界的言说立场。袁莉说：“来深圳的人，也许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说不说出来，那是他或者她自己的事情。”[15]谢宏总是在力图给我们述说这些人“说不出来”的情感故事。但是，谢宏小说中的情爱故事并没有成为一种“噱头”，而是成为了他考量现代人际关系和现代人生存感受的一条通道。

　　《貌合神离》中李白、杨小薇的夫妻之情始终是一种平静和琐碎，这种平静则是悲观的，向着琐碎生活本身而来的。两人争吵、分居、互相折磨。后来经历了动荡的小两口又走到了一起，还生了个“爱情的结晶”，但随之而来的自然又是生活的平静与琐碎。最后两人的情感生活平淡到似乎从来没有情感的碰撞，“李白凌晨醒来，杨小薇已躺在他的身边，但没用手臂楼住他，她用手抱住自己。李白想起从前，很多时间，杨小薇都是楼住李白睡的。这情景让李白突然想起一个流行的笑话，说什么“握住小姐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握住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现在杨小薇可能也在想，抱他也是像抱她自己一样，所以干脆就自己抱自己得了。”[16]平庸的生活，让婚姻也变成了一件琐碎的小事，不再有情感的流露和沟通，更不会谈及情感的滋润。因为回家后各忙各的，夫妻“俩人不能好好说话”，最后孤独的李白和他同样孤独的妻子只好分道扬镳。

　　《文身师》里杨羽和王悦的夫妻之情，也因为平庸的生活而变得更古怪、扭曲。前妻王悦因受不了平淡的家庭生活，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露胳膊露褪地去过夜生活，作为丈夫的杨羽也同样在心理上忍受不了妻子的这种生活方式，于是家庭开始出现摩擦。甚至到最后，杨羽动手打人了，当然杨羽也因此走到了他人生的最低谷，他不仅受到了片警的奚落与教训，而且还被王悦找来的打手报复并离了婚。[17]王悦的性格形成很大因素是因为害怕、孤独，她想摆脱这样的心理困境因此天天去过夜生活。“有多少男人围了她在转啊，她也对此蛮自豪的，她像蝴蝶在其中飞来飞去，她也像一只蜜蜂，采摘花蜜，早出晚归，出席各种的饭局宴席，终日显得兴致勃勃的。”[18]表面上王悦的生活十分多彩，可是内心中却充满孤单。缺乏安全感的她后来还想利用怀孕的事实来威胁杨羽和她复婚，但是杨羽十分厌恶王悦的所作所为，杨羽一直都想着如何逃离王悦的控制。杨羽对王悦的感觉：“我对她是那么陌生，以前我以为我了解她，其实我不了解她，甚至现在我也无法读懂她。我不习惯她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说到底，我也想换一种活法。”离婚之后的杨羽依旧受到王悦的折磨，身心疲惫，直到最后王悦彻底放手离开后，杨羽才开始过上新的生活。像这样的婚姻不能单纯用不幸来概括，婚姻的困境造成人们心理的不适应，人们的行为开始扭曲，试图改变这种不适应的婚姻状况，于是美好的婚姻早变成阳光下的肥皂泡，一碰就粉碎。

　　谢宏另一部作品中的婚姻让人觉得更加悲哀。《嘴巴找耳朵》里卓仪和艾小明的突然相爱和突然离异，让人感觉爱情和婚姻就像一场游戏一样短暂，更像一场梦一样不可捉摸。雨后的下午，卓仪突然爆发的一场忧伤的哭泣，让艾小明爱上了卓仪。婚后的卓仪并不幸福，因为艾小明的不解风情，更是因为自己的美貌成为了爱情和婚姻之间的障碍。艾小明心胸狭小，对卓仪的时刻紧盯，让卓仪的生活陷入一种监狱状态。卓仪美丽的身躯，让艾小明疯狂迷恋，甚至提出在家里卓仪不用穿衣，光着身子穿高跟鞋走猫步。卓仪想出去工作，艾小明就拿女儿艾静仪做底牌，百般劝说卓仪呆在家里以防让别人欣赏。后来卓仪去服装店工作，艾小明天天开着出租车守在店门口，艾小明对卓仪的美的占有已经畸形化，卓仪的生活早已没有情趣可言。卓仪回原单位工作，艾小明就写信到单位领导那，诬陷卓仪，并且动员单位的一切人员劝说卓仪回家。被痛苦折磨的她，渴望找人倾诉，然而她半夜打电话给陌生的邻居却什么也不说，只是发出让人沉重的喘息和哭泣声。最后无法忍受的卓仪终于主动和艾小明提出离婚。可是离婚后的卓仪依然不快乐，对幸福的渴望已经被欲望剥夺。卓仪本来就想着寻找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的男人，然后理想和现实的远大差距让她生活困境越来越多，她想摆脱困境，可是却又不断陷入另外的困局之中，越陷越深。婚姻如此不幸，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人们对生活的各种身心不适应。

　　《深圳往事》中的一段婚恋状况状况的描写最具讽刺意味。当年晚会上女生杜丽身着黑色天鹅绒晚礼服，在蔚蓝色的荡漾波光中，伴随着海潮声和海鸥鸣叫声，深情款款地朗诵男生王志文的诗作。可日后奉子成婚的他们，被现实生活的粗砺庸俗消磨得诗意殆尽，最后以协议离婚草草收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是连爱情都没有的社会里，什么才是婚姻真正的坟墓？是生活本身的不确定。难道是社会的发达，让人们的情感越来越干涸？是物质、权利、现实让人们都在迷失最原始的自己？

　　《与足球有关》则叙述的是都市夫妻在压力和焦虑状态下的一种突然失控的行为。丈夫罗米，因为妻子米罗讲解足球赛干扰了生活，而导致了杀妻惨剧。杀人的动机，难道真的是因为足球吗？“全世界都闹哄哄的，你随处可见哈欠连天又亢奋无比的人们，做出各种狂欢而疯狂的事儿。”[19]《与足球有关》写绝了现代人对理想、亲情和自然的疏离，在这些慰藉灵魂的元素被一一抽空之后，他们只有孤独地绝尘而去。

　　《霓虹》也塑造了一个为追求永恒爱情而自殒于华年的美少妇形象。她与丈夫白手起家，过上了富足日子，两人情深意笃。但她不育，他盼子，敏感多情的她怕他外养情人，于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企图让自己瞬间的美丽永远定格在他心中。尽管这也许只是一次别出心裁的“行为艺术”，但那种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古老情愫却让疲于爱情游戏的现代都市人感受到爱情的存在。这点，在《飞翔或行走》中男女主人公不约而同地用染白头发来表达自己与恋人白头偕老的爱情宣言这一情节中也有体现。可这样表现情感的方式，除了给人无法喘气的沉重感之外，别无其它。

　　《马儿、骑手和草》中的爱情结局却与“吃”有着密切的关联。秦燕的老板男朋友陈辉“总是拉她去吃馆子，像要完成一项任务，被什么催迫着似的，吃得你心神不定”，让她觉得“缺少一种情调和悠闲，永远都像是客户之间的应酬似的。”而在鲁兵家里，虽然是第二次见面，她却给正在生病的他做了一顿虽然家常却非常有意义的饭。它让鲁兵觉得既“蛮协调”，又“不拘谨，话题也越谈越开”。正是这顿饭，让鲁兵产生了“家”的感觉：“家就该这样”。这同样使秦燕体验并找到了不安全的陈辉所不能给予的安全与踏实。秦燕由陈辉转向了鲁兵，由“宿舍”找回了“家”，爱情由此找到了归宿。正是这种最常见又最不易得到的“家”的温馨改变了生活的轨迹，结局突变，但变得有趣、有神、有力。[20]

　　显然，谢宏也并不是把市民们的全部情感都写成灰色与肉欲，也有不少温暖和意外。在现代社会，其实每个人都不缺乏对爱的能力与渴求，但缺乏爱的技巧。

　　《以爱情的名义》叙述的是一个有关“爱情回忆”的故事。唐歌与“我”，是大学同学，都爱上了刘小丽，不料，他们写给刘小丽的情书，却被刘作为报复前男友的工具。伤心之余，唐歌砍伤了刘小丽，被捕入狱，而“我”却意外地与刘小丽的同学苏红结为连理。十余年后，在与“时间的角力”中，“我”领悟到“坚持不一定取得胜利”，人生的遗憾与收获，常常出乎人类本身的执着之外。爱情总是在你无法预料的时候发生，“我”受到打击之后的后遗症也被心理专业的苏红医治了。“我”对刘小丽的爱被人玩弄，而后又被唐歌的杀人事件折磨得精神脆弱，这些就是收获苏红对我的爱情的代价。《花与果》中，大龄处女吕志青苦苦追求情与性的水乳交融，昔日校友杨志的出现让她坚守多年的信念霎时崩溃，两人之间绽放的情欲之花帮助她很快收获了一枚婚姻之果。尽管这可能只是一桩情性错位、灵肉分离的世俗婚姻，可它的现实意义似乎大于先前那没有结果的空劳守望。[21]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是里面是什么味道。爱情也一样，转角遇到爱随处可见，下一秒你会遇见谁也永远无法预料。

　　纯粹的情感都遭受不起现实的折磨，那么暧昧就顺理成章地充满都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感情处于游离状态，那么离暧昧就很近，而离爱情却很远。《风景与人》叙述一个保险推销员与一个“二奶”之间奇妙的故事。“我”在女朋友走后极其无聊，后发现了一架望远镜，也引发了后文的窥视事件。“我将视线转向斜对面的一栋住宅楼。滑过几扇窗户之后，我在五楼的一扇窗户停了下来。那窗户的纱质窗帘未拉严，留了一尺宽的缝开着。我看见一个女人的背部，穿着素色纱质的睡衣，长长的头发像黑色的瀑布，流在雪白的肩膀上，她的两肩很窄。我听看相人说，肩窄的女人命好，因为有什么负担都会卸去的。她不时在屋子里晃过来，又晃过去。我看见她有时打很长时间的电话，有时又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会是悠闲的样子，一会又是焦躁不安。”女人在居室里身体毫无保留地“敞开”与动作无所顾忌地“展示”一方面令窥视者兴奋不已，同时又进一步诱导了“窥视”这一行为的变本加厉，这就促使故事向更为隐蔽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窥视”这一行为动作的结果带来了人物心理的剧变，由此引发窥视者对女人身体的兴趣，及要占有的欲望。借助这一视角，小说将男人的阴暗性心理与女人的空虚无聊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22]两个陌生人，由于寂寞和欲望走到了一起，一切起因于偷窥的这一动作，而后又随着女子的失踪和自己女友的回归而飘散在风中。谢宏通过对都市中暧昧情感的审视，深刻地揭示了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隐秘性和瞬间性，并进而写出了都市人缺乏交流与沟通的焦虑状态。

　　与此同类的故事还有《远与近》。《远与近》中的王小堂借住在表哥的家里，无意之间，发现了对面楼上的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之间的性爱场面。于是，这便成了小堂每天晚上必须温习的功课，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那个女人原来是住在自己这个楼上的住户，而那个男子也并非他的丈夫。小说就这样透过一个乡下少年的眼睛，写出了都市人在情感与欲望之间的暧昧状态。[23]这就像小说《远和近》中表哥所说：“那个女人当然想别人关注她，或者说她也想勾引那男的，但她绝不想他缠上自己，影响到自己的家庭。”确实如此。对面房间的女人不厌其烦地大曝隐私，但遇到邻居近距离地询问打听时却不愿透露自己的任何个人信息。她守口如瓶的行为可视作自我的封闭，而远离人群时主动地大曝隐私又何尝不是过于封闭和孤独导致的非常态行为？当代都市人摆脱不了的孤独感、虚无感、压抑感，而各种另类的、暧昧的、隐匿的情感和欲望都可以在这类“窥视”中得以尽情地释放和肆意地滋生。[24]小说中男女身体的宣泄体现为郁结而爆发的力量，其中渗透了游戏与犹疑、冷漠与懒散、疯狂与好奇、激情与玩弄。对于现代都市市民的欲求，有些东西似乎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似乎伸手可触，却又遥不可及，比如爱情。

　　《温柔与狂暴》中情窦初开的少年对美丽的阿英姐产生了懵懵懂懂的情愫，那种透明的纯真和动人的痴迷令人心醉，可对于一个年幼无知的少年来说，那份痴情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镜中花，水中月。正如这书的题目一样，总是能在貌似温柔的外表下，感觉到狂暴的撕裂和血腥。生活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对许多事物你只要仔细观察，得出的就是这样的结论。人人都想在生活中活得真实，但生活中总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总有许多让我们愤怒东西，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我们讨厌但又必须面对。正如《爱情、旅行和阴谋》中所说：“爱情是否也像旅行一样，乐趣和刺激都在途中？”“多数旅行者还不是冲着风景点去的？我想那倒不一定，有的人只迷恋过程，并非结局，只不过常有阴差阳错的意外发生”[25]只有经历过才能品尝出生活的真面目来。为了追求身体的放纵，“我”在欲望的挑拨下产生了一夜情，结果却被人以此来敲诈。这就是随心所欲所要付出的代价。

　　谢宏很多爱情题材的小说都不可避免地写到了性爱场景，但他并不为吸引读者眼球而大肆渲染那些令人眼热心跳的场面，而是简洁干净地点到为止。比如《文身师》里：

　　我和朱颜的搏斗是激烈的，整个卧室都摇起来。然后就慢慢静下来，整个房间，飘满暧昧的体香、汗味、药酒的味道。身体里积聚下来的汗水，在大火的烧烤下，一下子就消融掉，汽化起来，飞向了天空，我觉得自己也飘了起来。

　　谢宏将更多的笔墨投向对人物精神体验的描摹，这种风格在《马儿、骑手和草》中体现得最明显。而《像候鸟一样》中城市农民工王喜的性心理状态更像是一个沉重的文化隐喻。与当前那些身体写作盛行、人性原欲升腾的文本相比，谢宏的这种写法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另类。他超越了感官欲望的沉迷，注重人物精神状态的开掘，让一度迷失的都市人获得了一种焦虑的释放和精神的升华。

　　谢宏说：“写作中，你是在寻找一种可能，也就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谢宏通过对都市生活的独到观察，非常“个人化”地记录了中国都市在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发育过程、心理转变和多种不确定的可能性。他考察了都市生活的很多侧面，比如都市小职员的生活(例如《貌合神离》的李白)、城市知识分子的情感状态(例如《深圳往事》中的杜丽)、城市打工者与城市之间的故事(例如《像候鸟一样》的王喜)、旅居海外城市的华人生活(例如《悬空人》的老林)等等。他尝试找出生活的真相，以及解决困境的种种可能。

　　情感细致而深刻，语言简练而幽默，既有宽容悲悯之心又不乏激情，常常在不动声色之中传递出一种沉潜的人生哲学与思考。这是谢宏采用一种更为宽容、理性、温暖的视角，都市人生的种种微妙、尴尬之处，以及都市生存的焦虑与忧伤状态进行了细致观察的结果。[26]谢宏的作品力图通过小说表现平常人物背后的生存困境的无奈，执着于都市的表现，对都市人群及其前卫的生活、暖昧的情感有着出色的把握与表现。因此，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也成为谢宏小说的蓝图，各种各样的可能奠定了谢宏作品的多样性。

　　四、我们的阅读感受

　　谢宏及时捕捉到那些日益浮现的现实生活现象，将生存于这种生活现象中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诉述出来。而且，作者并没有沉迷于这一病态的描写，也没有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悲观地沉沦，而是怀着宽忍的目光仔细观察，探求一种从欲望的沉醉和泛滥到走向新生和正轨之途。谢宏小说不仅仅是宣泄痛苦，更多的是面对现实，走出困境。在现当代文坛中，谢宏小说书写的特殊性就在于作者始终坚信，总有一种方式可以活出人生的意义，生活中的现实困境也总有办法能寻找到出路。因此，谢宏小说中为笔下人物提供破解现实困局的种种尝试，就是一种温暖的人文精神，这也体现了谢宏小说的创作价值。总的来讲，谢宏小说的叙事中心是都市小人物的灰色人生以及他们的苦涩情感，然而他的作品并不阴暗灰冷，反而充满一种难得可贵的古典与纯真，温暖与希望。

　　谢宏的作品也会充满一种伤感与沉重，但不会轻易表现在文字的表面，而是深深的蕴藏在温暖和轻快的背后，让人无法轻易察觉。这样明朗的气息时刻与灰暗的格局互相辉映，让人切实感受到都市人生“两张脸”的生存本相。读他的作品需要平心静气、反复品味，这样才有可能领悟到他小说美学的意味，才可能穿越小说的文本层，抵达或者无限接近其水草丰美、内涵丰厚的意蕴层，让人获得灵魂的休憩和精神的启迪。[27]这些充满思辩色彩的故事让我们蓦然惊觉：原来我们平淡枯燥的日常生活也蕴藏着如此丰富的哲理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它启发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时代。谢宏真实地说出了生活的某些真相，某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作品中所用的意象和事实都是淳朴且具备质感。谢宏习惯用具体事例描写情感，所以作品的情感倍感真挚和极具感染力。

　　傅雷曾评论张爱玲小说时说：“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傅雷的姿态不妨成为我们的参照。我们也看到，谢宏的作品多数都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故事，这样的书写角度能及时换位到故事中的各个阶层人物角色中去，更能从不同角度去真实体会这个城市。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我述说的写作模式也许会造成作品格局略小，不够恢宏。而且，讲小品式的故事痕迹太重，书写现代小说所必备的描述与展示工夫尚有待加强。当然，这仅仅我们的一家之言。

　　[①] 谢宏：《深圳往事》，第三部第3章。2009年1月第一版。
　　[②]赵命可《快的城市节奏与慢的文学写作》《深圳商报》2004年6月26日
　　[③]赵命可《快的城市节奏与慢的文学写作》《深圳商报》2004年6月26日
　　[④]李凤亮、赵光远《欲望到理想的救赎》《深圳特区报》的读书版“万家书香”2006年5月22日
　　[⑤]光子，戴斌《谢宏访谈：我们都是“貌合神离”的人》(《深圳晚报》2003年6月4日)
　　[⑥]巴桥《一个男人的日常生活》(《貌合神离》序言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⑦]曹而云《都市故事变形记——谢宏小说<貌合神离>的错位感与焦虑感》
　　[⑧]《赵小月的假期》(《作品》2004年第4期)
　　[⑨]《自游人》小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11月P102
　　[⑩]吴义勤《游走在城市之间的智者》《自游人》序
　　[11]《悬空人》《芙蓉》2007.5.第3期P166
　　[12]汤奇云《文学，要让人学会挑战人生的难度——谢宏访谈》(《深圳作家访谈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1版)
　　[13]《树上的鸟巢》《青年文学》2007.4.第2期P53
　　[14]《自游人》小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11月P152
　　[15]《自游人》小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11月P131
　　[16]《貌合神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
　　[17]汤奇云《去，找那看得见的幸福》《批评与立场》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p231
　　[18]《文身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6章
　　[19]《与足球有关》《人民文学》1999.4.第4期
　　[20]王素霞《后街人生：掰开揉碎了的都市之心》http://blog.sina.com.cn/u/1231545342
　　[21]黄玉蓉《构建现代都市的精神绿荫》(《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2]王素霞《后街人生：掰开揉碎了的都市之心》http://blog.sina.com.cn/u/1231545342
　　[23]吴义勤《游走在城市之间的智者》《自游人》序
　　[24]王素霞《后街人生：掰开揉碎了的都市之心》http://blog.sina.com.cn/u/1231545342
　　[25]《自游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11月P161
　　[26]吴义勤《游走在城市之间的智者》《自游人》序
　　[27]黄玉蓉《构建现代都市的精神绿荫》(《韶关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汤奇云  吴春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