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历史性和个人性的统一(丁晓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9月08日10:20   丁晓原

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解放战争》

关键是历史性和个人性的统一

  王树增以《远东朝鲜战争》《长征》这些具有“王氏”特色的厚重之作,在军事题材非虚构文学的写作中,树起了为界内人士和普通读者认可的一种标高。而他最新推出的战争系列之《解放战争》,再一次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王树增是从事军事题材非虚构文学写作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从接受者的心理而言,战争诸类的“冲突性”题材,对于受众别有一种吸附力。但像解放战争这样的“熟题重述”,如果其间没有充分的召唤读者的意义元素,那么读者只能对作品说“不”。解放战争一类的题材,各式著述作品不计其数,很多读者对其耳熟能详,因此“接受疲劳”成为一种“宿命”。而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却依然获得了读者普遍的青睐。这部“熟题重述”的长篇究竟为什么吸引着我们,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我想王树增及其《解放战争》的意义正是蕴涵在这里。

  从非虚构写作类型看,王树增所写为“史志”。这一类写作在晚近30年的报告文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有些史志作品因获得曾经尘封的历史材料,而以其揭秘性获得了写作的价值。“打捞历史”,自然建立起一种题材的优势。但是显然《解放战争》在整体上已无这样的题材优势,相反,这样眼熟的题材处理不当就会弱势尽显。应当说,就其叙述对象而言,《解放战争》并没有也不可能再为我们提供更多重大的新鲜的材料,整个事件大端有其历史的规定,在非虚构写作伦理中,作者是无法“改造”叙事对象的。作为史学的特殊形态,党史、军史等都是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呈现着对象,其核心是一种基于历史的集体或集团写作。而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一种存在,需要既能满足非虚构的纪实性,又能表达写作主体的个人特性。这里的关键是历史叙事的个人性。是否具有个人性,这是作为史学的叙事与作为文学的叙事的根本性区别之一。作为非虚构的文学史志写作,一方面,主体应以自己的眼光选择作为写作对象的历史存在。这种选择既体现为对巨大的历史本体作总体的摄取,又体现为对富有意味的历史细节进行呈示。另一方面,它的个人性还在于以鲜明的个人方式展示所择取的人物事件,这其中包含了很多要点,但可归结为个人的历史叙事方式。在我看来,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以其独特的历史叙事的结构配置、展开艺术、意识形态处理等,实现了作品内容的历史厚重与叙事的个人姿态的有机结合,从而建构了战争题材非虚构叙事的某种范式。并且由此可见,非虚构历史叙事,对象的历史性与主体的个人性的统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解放战争》给予读者的第一感觉是作者十分注意作品的“展开艺术”。叙述解放战争这样一段宏阔的历史,并且是“熟题重述”,作者需要选择一个存在于历史之中,又能以新鲜别致的差异性吸引读者眼球的“进入”方式,从而展开对于波澜壮阔历史的叙说。重庆谈判的破裂是解放战争开启的直接的逻辑起点,这是解放战争叙事的历史规定,但《解放战争》却并没有径自从重庆谈判起笔,因为这样难免陈言多而意趣少,而是以“一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黄土沟壑的上空盘旋”,“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这样的表述开篇,其后引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军观察组飞赴延安的背景及其在延安的活动,美国总统特使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日本投降、毛泽东决定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等。王树增以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作为导引,这里体现的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人方式。这样的展开也表示着作者会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总揽解放战争的大局。

  作为叙写重大历史题材的大作品,《解放战争》叙事的个人性是以对象的历史生成为前提的。因此,无论时序的纵向推进,还是与对象密切关联的要素,举凡重大的战役、重要的人物,作者都能予以观照,力图还原、呈现解放战争的本真面目。但作者又不是自然主义地再现历史存在,而是在服从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材料进行有效的结构配置,从而凸现对象之间的意义关联。这种结构配置是指相关材料在特定的叙事空间中的组合。这种组合可以避免对同一对象作过多的线性铺叙,也能通过关联材料的“并叙”或插叙,丰富叙述的内容,给人以宏阔充实之感。在内容上既突出军事叙事,也兼有非军事叙事,也能引入相关国际人物或事件;既突出大事要人,也细写细节和普通士兵等。   

  王树增对解放战争有着自己的认知,他以为:“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军事的胜负,不如说是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引领,逐步获得民心的过程,是人民对战争双方做出了胜负的选择。”这其实也表达了《解放战争》主题的基本义项。但在作品中作者并没有更多地直接言说,而是通过具体的叙事加以表现。按照一般的战争文学叙事模式,可能只是就军事言其事,而《解放战争》则特别注意了通过材料的组合处理,强化了对于战争内在规律的叙事解读。如第三章“农民厌恶马师长”和“姑嫂二人忙点灯”两节,分别写了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作品主要叙述战役谋划、战役过程以及结果等,但同时根据其中的情节,接续了解放区人民支持人民军队的生动故事。此外《解放战争》在叙写重大事件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导入有意趣的细节。如“胡宗南:为人民服务处”写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又是发救济金,又是发棉布、发米等,“胡宗南发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承担,而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这一细节不只新鲜生动,而且具有复合的表达意义。又如王震与被俘的旅长,“他们‘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是未曾见的。人性的美好之光在这里熠熠生辉,温暖着读者。

  以往的战争题材非虚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写作。作品预设的价值取向制导着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乃至语言的运用。这多少导致作品叙事的简单化和模式化,更为要紧的是这样会使作品失去历史非虚构叙事应有的真实品格,从而失去它的读者。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像解放战争这样的叙事可以“袪”意识形态,事实上《解放战争》选择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推出,并且作者的创作初衷是,“我写这些,就是为了给现在的年轻人看的”,这一目标读者的设定具有中国现代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意味。但这样的意味并不是以一种先在的外加的方式出现的,而是自然地客观地包含在作品具体的叙事之中。作者摒弃既成的意识形态叙事的套子,而是在回到历史现场时真实地再现历史。作品大写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也不回避对大同、集宁战役,南麻、临朐战役,四平战役等许多战事的严重失利的实录。对于国民党也没有一味地揭露他们的凶残不仁,如写济南战役时国民党守军司令官王耀武在守城无望时,“命令将所有在押犯人全部释放。对于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俘虏的解放军官兵,军官发给金圆券五元,士兵三元,全部送出城区一个也不许伤害”。这样的“中性化”叙事使《解放战争》具有一种充分的历史信度。这样的信度生成了作为非虚构军事叙事重要的历史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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