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信”之间：“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9月25日、26日由哈佛大学主办的“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这是英语学界第一次大规模重新思考沈从文的文学贡献与生命挑战。

　　会议分为六个主题：“思辨写实主义”“文学乡土，乡土文学”“超越写实主义”“思或信：1949年之交的沈从文”“物质文化的诗学”和“沈从文与影像中国”，试图从特定的学科方法和历史视角切入沈从文的文本，同时兼顾他与不同时段思想、文化、政治思潮的纠缠与论争。“众声喧哗”的多元阐释透着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理路，意在对以往叙述沈从文的二元对立模式——乡土与城市、抒情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等——提出挑战。此外，沈从文之子沈龙朱、沈虎雏作为特邀嘉宾与会，讲述《沈从文全集》编纂的曲折经历以及生活中的父亲，为理解沈氏遗产另辟蹊径，应和着治学“同情之理解”一说。

　　沈从文被视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言人。金介甫(Jeffery Kinkley)教授是沈从文研究权威，1987年出版专著《沈从文史诗》。在专题演讲里勾勒从沈从文到莫言的乡土文学传统。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指出沈从文小说创作往往被西方简化为与中国30年代盛行的忧国悲民的写实主义相悖的单纯的原始主义，他通过对《柏子》《萧萧》《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作品欲望主题的阅读探讨沈从文对文化现代性和革命动力的复杂关系，从力比多话语角度探索乡土写作的深层复杂性。

　　津守阳教授则从沈氏笔下“乡下人”的形象切入乡土文学的问题。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末尾多为急转情节，急转点就在于主要人物为一件事情所引发的不可逆性的启悟。沈从文很少主动描述人物的心理变化，在主要人物得到启悟的最关键时刻，文本总是被他们的“沉默无言”掩盖。这样的人物内面描写手法与中国现代文学常见的农民形象有所不同。津守阳以《萧萧》《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月下小景》《贵生》《长河》等作品为对象，试图重新整理沈氏“乡下人”的内面书写，探讨“梦”、“疯狂”、“沉默”意象的意义所在。

　　沈从文以其强烈的抒情风格，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写实主义最为吊诡的践行者。罗莎·龙巴蒂(Rosa Lombardi)从10世纪以来世界写实主义的角度，讨论沈从文的独特贡献。尤其谈到意大新写实主义和沈从文的抒情写实风格的相互比照。邱于芸以《边城》中的视觉叙事为例，试图重新检视作为文学类型的“写实主义“，认为以写实主义这种西学框架来诠释沈从文容易忽略沈氏的中国文学和美学底蕴以及其主体，语言与思想的独特性。文人美学的精要，全系于文人自身；艺术作品所展现出的那种自然世界的灵动活跃，其实亦不过是文人心灵状态的展现。邱于芸指出《边城》中对景、对情的严谨描写呼应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传统与其现代意义。

　　在写实主义之上之外，学者们还试图从基督教，佛教，以及知觉研究等角度来思考沈从文的文学遗产。钟志清指出《圣经》对沈从文早期作品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明显影响。认为沈氏早期作品的叙事技巧，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与《圣经》的关联，大陆学者由此而作的沈从文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体现出《圣经》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有待探讨的问题是：沈氏究竟把《圣经》视为宗教圣典，还是世俗性的文学文本，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应磊通过分析《湘行散记》中负伤的观音形象回应了钟志清的发问。沈氏笔下的多位“观音”，背景同是一条长河。这条长河让沈从文屡屡照见人类面对命运奋力挣扎的“神圣”。沈从文的文本囿于世俗，其把握凡尘的方式却颇具宗教色彩。

　　此外，康珊珊(Shannon Canella)从“聆听”的角度分析沈从文的抒情叙事学。在知识理论上，聆听是一种构造知识的态度与方式。沈从文的文本揭示了视觉，听觉，和叙事互为表里的关系，展现了其别具一格的抒情风格。

　　与会学者还从思想史、个人经历以及家书等角度探讨沈从文和新中国之间的历史性碰撞。苏文瑜(Susan Daruvala)通过比较沈从文和周作人战时的思想轨迹，探讨了两者的文学观和政治观。陈婧陵则从沈氏对古希腊传统的敬意这一角度重现其艰难选择。沈从文在文学生涯关键时刻表达对希腊小廊的憧憬，与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因遭政治放逐而创立“爱智”传统隐隐相合。

　　李洁审视了沈从文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给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的书信，家书成了个人思想和情感的避难所。张新颖则将沈从文的思想文化实践放在20世纪中国革命“否定自我”的宏大叙事中检验。沈从文后半生偏于一隅的社会位置和践行的物质文化研究，也正是一种通过自我放逐来进行自我确立的精神实践。

　　1949年以后沈从文转而在物质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不懈探索。福家道信追溯了日本人类学家岛居龙藏和沈从文之间关于西南地区文化遗产的思想对话。季进则梳理了沈从文后半生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基本面貌，理论立场，主要成就及现代意义，并以此阐述这些实践和其抒情诗学的隐秘联系。王晓珏以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考察对象，同时对话许地山与张爱玲的清代服饰研究，以探讨历史书写与服饰论述之间的关系。

　　沈从文擅长写景，其著作大多极富视觉性。陈琍敏(Tarryn Chun)以沈氏的诸多短篇剧本为例，重新思考了戏剧与戏剧性在沈从文作品和诗论中所扮演的角色。钱颖则考察了80年代以降大陆对沈从文作品的影视改编。《边城》(凌子风，1984)和《湘女潇潇》(谢飞，1986)看似不甚成功的改编，却成功展示了沈氏文学作品和电影媒体之间的亲和与疏离。此外，贾樟柯作品中对沈从文批判抒情传统的回响，揭示了第六代导演群对因情节剧传统的强势而蛰伏着的电影抒情传统的回归。若岸舟(Andrew Rodekhor)将目光投向港台电影界对沈从文小说的改编。乡村的色彩、怀古的情绪以及抒情式的超脱被上世纪50年代香港移民电影和80年代台湾新浪潮电影发扬光大。

　　会议期间，沈龙朱和沈虎雏倾情回忆了父亲的生前生后事。沈龙朱着重讲述了生活中的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沈从文说着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在家威信不高，却极注重儿子的教育。即便抗战期间沈家迁往云南处境艰难之时，还引导儿子留心身边的美好之物，战火连天之际却不忘天真童趣。沈虎雏则详述了《沈从文全集》编纂的来龙去脉。《全集》共1000多万字，其中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约450万字。沈虎雏回忆，“文革”中沈从文与妻儿通信不断，而最重要的几封却因担心遭到抄查而被毁。80年代，沈虎雏有意识地保护、收集、识别、整理父亲的文字信件，因此沈从文的世界才得以完整呈现。

　　王德威总结了众多学者对于沈从文的多元阐释。沈从文在散文、小说、抒情、政治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等诸多方面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而“思”与“信”的悖论则贯穿了沈从文与现代中国终其一生的痛苦纠缠。沈氏的困惑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沉浮，更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息息相关。沈从文的创伤迫使我们逼问自己：什么是文明与野蛮的界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如何直面历史的暴力？在全球后资本主义的激情横扫中国之刻，在各式政治大说粉墨登场之际，我们需要回到《边城》，寻觅沈从文笔下“有情”的历史愿景，用沈从文的文学信念不断地与“事功”的历史对话。 (涂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