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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钧:好作者+好译者=历史奇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06月07日09:21 来源:新华日报

 

  主讲人 许 钧

  许钧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其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等引起巨大反响。

  核心提示

  翻译家像一棵大树,他们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又通过翻译把外国的文化吸收进来,让外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带来新的营养。一个好的原作者若能遇到一个好的翻译家,那是十分幸运的。

  不得不提两位翻译大家

  今年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100周年诞辰。对于文学翻译来说,朱生豪这个名字是永远值得记忆的。他生于1912年,逝于1944年,年仅32岁。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莎士比亚全集》。

  朱生豪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身体异常虚弱,手边仅有原著和一本词典,但凭借顽强的毅力,把莎士比亚这位著名作家的著作翻译了出来。

  朱生豪早在1935年就有意翻译莎士比亚的剧作,不幸的是,他的七八部翻译稿都在战火中遗失了。1942年,他回到老家,抱病又开始重新投入翻译工作,直到1944年去世,一共翻译了31部半本莎士比亚的作品(全集共37部)。他的夫人宋清如,是他当时唯一的读者。

  还有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家,2008年南京大学曾召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纪念他,他就是傅雷。朱生豪和傅雷是并立的双峰。他们以独 特的精神追求、高超的翻译艺术、深厚的中文功底,以及对原著深刻的理解和文化传承的贡献,为中国的读者以及后来的一批批译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傅雷作为翻译家,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便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作为作家,他也有许多著作,比如《傅雷家书》《世界美术名作二十 讲》。最早认识到黄宾虹绘画之独特性和重要性的人就是傅雷。傅雷认为,黄宾虹是对中国山水画有传承、有创造、有风骨的三百年来的第一人。傅雷22岁到法 国,在法语还不十分精通的时候,他已通过到卢浮宫欣赏画作、通过对法国绘画精神的学习,了解到中国的绘画缺少什么,并在23岁那年著成了《世界美术名作二 十讲》,到现在为止,还是中国许多艺术学院必读之书。最早发现张爱玲的也是傅雷,傅雷在上海写了一篇《论金锁记》,对这个作家特有的风格和思想作了全面的 评述,他的这篇评论应该是中国对于文学的经典性评论。可以说,傅雷在文学、艺术、政治上都很有建树,但是他一辈子却选择了做翻译。

  翻译家像大树:根植本土吸纳多元

  翻译家像一棵大树,他们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又通过翻译把外国的文化吸收进来,让外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带来新的营养。很多作家都是读朱生豪、傅雷成长起来的,比方说叶兆言,他就说他的写作是从傅雷开始的,是傅雷教会他什么叫做语言。

  文学翻译,严格地说,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林纾翻译了一本《茶花女遗事》。在那个时代,要引进外国文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的国门 是紧闭的。要打开国门,对西方世界有所了解,文学翻译是一个重要手段。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梁启超提出,救国有“三本”,其中的“一本”就是翻译。我们大家还 知道一位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他就是鲁迅先生。虽然更多人了解他是通过他的小说和杂文,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小说创作与翻译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鲁迅先生也曾 说过,翻译,能够引进外国的新思想、新思维、新语言表达手段,改造国人的思维,从而改造我们的文化,可见翻译之重要性。

  傅雷做翻译的目的,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前言里已经写得非常明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整个中国民族处于一种阴霾之中,人心沉沦,在这 时候,我们需要一种大勇主义让中华民族焕发出一种坚韧的力量,而《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本书正是在英雄主义的呼唤中产生的一部作品。也正是这种对英雄主义 的呼唤,让他和罗曼·罗兰产生一种共鸣,所以傅雷翻译这部作品的目的不仅是对文学的需要,更是对中国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契合。

  翻译原则:以信为本,求真求美

  翻译的原则是什么?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曾经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在我看来,“信”,是指内容的层面,要求翻译要忠于原文;“达”,是指语言的层面,要求语言要通顺、流畅;“雅”是指审美的层面,要求翻译出的文字要有美感。这里就会存在一个矛盾,“信”与“雅”之间的矛盾。老子曾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就是说,朴实、本真的语言说出来,一般不太具有美感,而具有美感的语言又往往失去了本真。

  在翻译的历史上,“美与真”的矛盾也导致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完全按照原文怎么说便怎么译,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原文文字的美感好像丧失了。举个例子,维吾尔族人在形容一个姑娘很美丽的时候,会形容她有一双骆驼般的眼睛,可是如果就照这样翻译成法语的话,法国人能够感受到那种美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原文不那么美的时候,翻译家可能会用美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而读者在读的时候可能会想,原文真的是这样描述吗?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非常讲究优雅、美感,所有文学在通过翻译进入法国之后都会有一个美化的过程,他们将翻译形容为“不忠的美人”。

  对于“美与真”的矛盾,傅雷先生也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说,翻译,要做到“形似”和“神似”。“形似”与“神似”若都能达到,那当然“形神兼备为上品”。但是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难免会有所不同。比如外国人说“武装到牙齿”、“鳄鱼的眼睛”等等,这样的语言要想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必然有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需要读者在品读的过程中逐步地理解与磨合。

  翻译并非机械地传承,同样一本书在不同人的笔下翻译出来的“味儿”是不一样的,每人有每人的理解,有自己不同的表达。20世纪初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所著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一本著名的“天书”。我作为其中一名翻译者,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在最后定夺书名的时候,几位译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一位老翻译家坚持认为,“追忆似水年华”这个名字非常好,可以说是中国翻译文学之创举,而有的人则认为,这个书名太中国化,没有把原文的精髓表现出来,就应该按照原文翻译为《追寻失去的时间(光)》。这也是牵涉到翻译的求真与求美的问题,这里的美,就有我们中国的文化心态,有着读者的期待。出版社最终决定举手表决。结果,两个书名各有一半支持者,最后出版社定了《追忆似水年华》。

  翻译家:不应被忽视的“再造者”

  好的翻译家,是了不起的再造者,赋予作品更深内涵。一个好的翻译家可能吸引读者,一个差的翻译家就可能将读者拒于千里之外。一个好的原作者若能遇到一个好的翻译家,那是十分幸运的。罗曼·罗兰和傅雷,这两位作者和译者,就可以说是“历史的奇遇”,可以说有了傅雷,罗曼·罗兰在中国拥有了广大的读者。更有趣的是,罗曼·罗兰在法国并不算一流的作家,但到中国,他超越了。只是现在大家看了这么多书,记住了几个好的翻译家了呢?所以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在选择翻译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树立译者的“品牌意识”,因为好的翻译,不仅能再现原作的风采,更能够赋予原作以新的内涵,拓展原作的生命。

  翻译家董桥说,译者与读者、与作者之间应当建立真正的心交心的关系。真正的作家、真正的翻译家,对待每一个字,就像对待生命一样。而读书的人也要带着自己的问题去读,在不同的心境中,你把自己放进去,让自己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如果你对生命有着特别的感悟,你觉得生命中有些东西失去了,需要找寻回来,那么你可以试着在这本书中寻找。

  (本报记者沈峥嵘根据许钧先生2012年在金陵图书馆所作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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