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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洪峰隐居因不想再做江湖人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02月22日08:4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要不是被打,这个农历年,洪峰的计划是带着家人去人迹罕至的深山里,过几天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感觉那样才是彻底的放松。洪峰说,从小到大,他看了太多人群里的危险,常常最熟悉的人,一转脸就陌生得可怕。

  只要“关系”存在,恐惧就难以磨灭。所以,离群索居有时是安全的。

  2012年1月22日下午,洪峰在云南省会泽市马武村自己的家里被打,导致三根肋骨骨折,医生说,其中一根断骨再深一点,就会插入肺中,人会没命。

  事情过去多日,警方还在调查中,原因莫衷一是。

  洪峰的博客叫“珞妮山庄”,标题处写着一句话:“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佑他们脱离邪恶者。”这是《新约全书·约翰福音》里的句子。

  不想做江湖人

  洪峰穿着红白相间的毛衣,坐在窗口的阳光下抽烟,头发有些蓬乱。作家皮皮对洪峰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印象深刻,她说,有几次甚至以为洪峰穿着女式衣服。

  不过,自从2008年在马武村定居后,洪峰更习惯穿黑色的外套了,袖口磨破了,就补上两片当地的红色绣花。

  他身体一直很好,这次被打住院,是他仅有的一次病床经历,当身患糖尿病的马原远道来探望时,他调侃:“怎么也没想到,你头一回来,我用这么洁白的环境迎接你。”

  洪峰原名赵洪峰,十多年前,他和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并称为中国文学界的先锋派五虎将。被打后,马原很快打来电话,之后从海口飞过来探望。余华因出国在即,无法赶来,托马原带来一句话:“大概是2009年9月,洪峰打来电话,描述他在云南会泽与世无争的生活,让我觉得他生活在世外桃源,今天看到洪峰被打断三根肋骨的新闻,才醒悟过来如今的世外桃源也有村长。”

  多年来,洪峰和这些老友接触并不多。老友都还在局里。但他说,他不喜欢那个局。

  1988年,洪峰和马原、余华、莫言、刘震云等一批日后知名作家一起,到鲁迅文学院读书,洪峰和余华爱玩儿,跑到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的中国传媒大学去跟学生喝咖啡。但是转年春天,一切开始变了,到那年夏天,大家都爱上街,洪峰没有。

  “我就自己一个人待着在屋里读书。”他说,他不认可那些东西,“我从来不干自己不欣赏的事情。”

  班里的同学相处久了,对他也了解,没人责怪他,或者排斥他。但学校里短训班的外地学生,开始憎恨他,见面也不称他为“老师”。

  他后来担任过沈阳作协副主席,但很快就辞职。

  “作家协会也好,文联也好,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准官方组织,它里面的糟糕度甚至比政府机关还要严重。”洪峰说,作协好多会议都和写作无关,学习党的文件也要开会,“那哪儿是作家协会应该干的事儿啊。”

  洪峰自己也清楚,这种回避和寻找局外人的状态,不停被误解,其结果是,圈内的很多人选择与他保持距离,于是,他逐渐从主流平台上消失。他从不否认,是自己推动了自己的消失。

  如今,在洪峰博客里,只有两大主题,一个是足球,一个是藏獒。

  写作这些年,真正帮他挣钱的,不是小说,而是足球评论。有多少字也没统计过,都是即时即兴,他自己认为也没有什么保留价值,直到一个编辑要给他出本书。书的原名叫《一个球迷对中国足球的述说》,后被改成了《中国足球梦难圆》。这本书挣了很多钱,直到现在,隔三差五就有转载的稿费寄来。

  他本不是足球圈内人,作为局外人,说些个人的看法,被人看重,无意间就入了局。

  局内和局外,洪峰常常是个被动式。

  一种恐惧

  洪峰说,他常常感到一种恐惧。许多感受或许来自童年的阴影。

  年三十,父母亲去革命了,洪峰和哥哥听有人在推他们家的墙,实际上是很远的地方在放鞭炮。他记得哥哥搬一张桌子还搭上把小椅子,他在底下扶着,哥哥拿把斧子往窗外看。

  他父亲那时是县里炼铁厂厂长,被批斗那天,洪峰看到办公室主任,这个平日和蔼的叔叔,一反常态地瞪他一眼,骂了句:“小崽子!”

  小学同学的爸爸是教育局局长,被关起来后,他们俩去看守所看他爸爸,趴窗户上看,同学爸爸被带子吊着,被打到没有人声。

  少年洪峰亲眼看枪毙。一个长春来插队的知青,从车上拉下来,执行的指挥员拿小红旗往地上一撂,就看那脑壳飞起来一块,阳光下的血像雾一样喷起来,然后听见枪响了。

  当他成了一个很成熟的作家后,就相信俄罗斯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所说:“对生活,对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但他童年的馈赠却是恶梦。“总梦见我哥哥打架打不过我,我可以把他摁倒,但是我手足无措舍不得打他,他把我翻过来后,逮啥拿啥打我。”

  童年经历让洪峰敏感而脆弱,从而对朋友、感情特别在乎,“就是怕失去,怕背叛、怕伤害”。

  这种性格,影响洪峰和整个文学圈子的交往,比如他特别不愿意主动召集或者被动参加自己作品的研讨会,怕别人和他谈对书的理解,说好话他受不了,说坏话他也受不了。“我是担心会产生冲突。”洪峰说。所以,不少人觉得洪峰“太狂”。

  “我内心里喜欢的生活就是眼下的生活。”洪峰望着院子里几只藏獒,还有自种的草莓,神情淡然,“就是你有效地躲避不得不进行的一些交往,也躲避可能的伤害。当你不交往的时候伤害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其实就达到了某种相对的安全感。”

  隐居在西南一隅,洪峰希望不再卷入任何圈子,也希望别人忘记他。

  马武村

  2008年,洪峰正式到会泽定居。之后他给自己和家人建了一座“城堡”,起名珞妮山庄(珞妮后来成为他女儿的名字)。他要坚固,用最高标号水泥,墙壁也更厚一块砖。做个局外人,他要有自己的世界,坚固城堡必不可少,骨子里对人际间的复杂和可能的紧张,需要自我隔离的安全感。

  洪峰对陌生的乡村生活并不能适应。他已年近半百,依然害怕冲突,本能地渴望与人群远隔。甚至与妻子蒋燕的家人,他也觉得格格不入。

  有时,他正在那儿专心地写东西,老岳父会“像幽灵一样飘进来”,把一个暖壶放桌子上,把他吓得“一瞬间要死了”。之后,整个思路都没了。

  时不时就会发生争吵,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是不是要在两家院子中间的墙上开个门。这让他有些悲哀。

  村里人只知道老蒋家大姑娘找了一个老头,是大城市来的,好像说是写书的,但没人和他交谈过几句。有人来串门,都是在一楼堂屋,洪峰很自觉地上楼了。他听不懂方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你们说话,你们也听不懂我。”洪峰说,“就是局外人了。”

  这个有5000多居民的村子,离县城只有6公里,人均农业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一年之中,除了家人,洪峰在这里遇见最多的人,就是村支书吕昌贵,但说话也不过两三次。吕昌贵是复员转业军人,1985年从西藏回来就在村里做农科员,是村里仅有几个会说普通话的人。洪峰一直很想和他处好,他明白,即便在这里做个局外人,也免不了要和村人打交道,吕昌贵无疑是个关键。

  村里人真正知道洪峰的名字,是几年前,洪峰参与村里修路,很多媒体来采访。洪峰和记者们说,让吕昌贵多出镜。

  洪峰希望通过这种努力换来一种“能够感觉的安静”。以前海岩有本小说叫《平淡生活》),但洪峰觉得,“平常”生活才是关键。平常的生活不平淡,非常的丰富,这种局外人的丰富,来自于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

  当妻子蒋燕的癌症手术成功,他们在马武村建起了珞妮山庄,小女儿珞妮也出生了,日子显得平常而安静,洪峰一度感觉,这么多年的不顺和纠结,差不多该了结了。

  “我有十足的能力去控制生活本身了。”洪峰说。

  脆弱的山庄

  但是,这次被打,让一切再次幻灭起来。

  你想要的生活不可控制。洪峰说。

  有一天吕昌贵请洪峰和蒋燕到家里吃饭,大家坐在昏暗的堂屋里边吃边聊,吕昌贵低头抽着水烟筒,高度近视的洪峰看不清他的脸,酒过三巡,这个东北人想和马武村的吕昌贵支书掏心窝子,他说,做村官的,最基层,有些钱不能拿,凡事就怕认真二字,真要查起来,是逃不了的。然后东北人洪峰继续说,前阵子,有村人来他家,带来一些材料,指控吕昌贵有经济问题,想让他出头。

  洪峰事后回忆,那会儿吕昌贵始终低着头抽烟,看不清脸。

  1月22日这天,当一干人来他家门口时,洪峰听到了这么句话在人群里翻滚:“什么作家,狗屁,还想管我们家的事,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次纠纷,表面上是因为,洪峰租了村里的土地,未交租金。实质上,有洪峰的“恐惧”在作祟,也有他的“轴”在起作用。洪峰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认为自己已经通知村委会可以收回那块地,村委会没有收,后面的事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是他的岳父在耕种,也不应由他来缴纳租金。

  这其实和2006年底那次引起全国讨论的“乞讨事件”异曲同工。当年,为了向沈阳市文化局索要被拖欠的工资,他在沈阳街头挂牌实名乞讨,引发热议。

  他实际不在乎那些钱,只要求文化局信守承诺。事后,文化局不仅补发了拖欠的工资,为了表明姿态,还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但没过多久,洪峰退出了沈阳作协和辽宁作协。

  那天被打之前,洪峰还在电脑里面写歌词。会泽政府多年来希望有一首会泽的歌能在全国唱红,一直未果。洪峰在马武村住下后,决定揽下这个活儿。他的想法很简单,若能给地方出点力,在这儿生活也更顺畅些。再一次,他试图通过和局内人打好关系,来保全完整的局外人的幸福生活。

  “我们个人力量的弱小,要想与世无争,首先得和世界和解。”洪峰说,面对强大力量的时候,他还在努力做,但同时,内心却又非常难受。

  迷惑与退缩

  事实上,这种努力合解的过程,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

  史铁生和洪峰是多年好友。前者曾在文章里说过,洪峰写的不是小说,是参悟一种生死。那是1980年代最后几年,洪峰还不满30岁,刚刚成名,如日中天。

  文革后,他在恢复高考那一年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白城市师范专业学校任中文教师,不久就通过投稿正式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他们叫他岁儿》。这时,他24岁。之后几年,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先是从学校调入吉林省作协杂志《作家》任编辑,之后破格晋升副编审,其间又连续发表了几部叫好的作品。

  但洪峰却说,上世纪80年代末那几年,是他最为痛苦不堪的日子,看到太多的纷争、无力、暴力和死亡,他对生命有一种怯弱的退让感和失望感。

  他不愿参与文学以外的生活,甚至也不愿参与文学界的活动。“文学其实是很个人的事情,”他说,“不会对国家和别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选择退缩到自己的小世界以后,他说他的精神,病了。

  儿子刚刚降生,他却总梦到刚出生的儿子被大铁钉扎死,在地震中被压死。他还得了幽闭恐惧症,在屋子里面坐着突然墙壁就压过来了,“我就到处跑、到处跑”。

  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幻想不可述说》,说海明威那样自杀,是人在上帝面前拿回尊严的最后一种方式;他还在写《和平年代》,精神疾患得到康复的主人公段和平和他的女朋友从精神病院出来,路过工地时,却被一根钢钉突然砸死了。

  洪峰说,偶尔死去,这种生命终结将是最干净的,也是最好的。那几年,坐飞机时起落架“咔”一落地,他就失望了,因为没事了,安全了。

  想要的是什么生活呢?洪峰自己也迷惑。

  无法和解,无法解决,无法抹去的焦躁和困惑,他选择了结束婚姻,以逃避儿子降生带来的无所适从的处境。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当有女人以很快的频率说话时,他还会失聪或幻视。

  他不能接受心理治疗,因为他无法相信心理医生。“我努力自己去调整,最后成功地调整出来了。”

  后来朋友劝他再婚,他说,希望那个女人,不懂汉语,最好是不会说话。一个朋友听了后开玩笑说,哑巴不行,你怕声音,但哑巴干什么事儿,却往往都是声音巨大。

  这也是洪峰最后与蒋燕结婚的原因。蒋燕比他小29岁,二人通过网络聊天相识。最终“曝光”见面那天,洪峰呆了半晌,说:你怎么那么丑?蒋燕回:你怎么那么老?

  洪峰一度也被视为花花公子,但蒋燕给他的感觉不一样,“这个姑娘没那么多事儿,安静。”

  安静的生活没能持续多久。蒋燕罹患癌症,“乞讨风波”,以及此次“被打事件”,洪峰为自己营造的小世界时时被打破。有人感叹,洪峰的命运如此多艰,他自己却觉得,这都是命中注定。

  大风连着吹几天,山上的花就该吹开了。会泽这天阳光很好。除了那些花,城堡一般坚固的山庄也浸在大风里,落地塑钢窗哗哗响,让人担心随时会在风里飞出去,这些通往外部的出口,是自我坚固中最脆弱之处。

  洪峰坐在临窗的藤椅上,抽着烟,望着窗外青山,“你本来以为你是与世无争的,但突然发现,不仅仅与世有争了,而且似乎说是因为你而起的。”

  作家皮皮说,洪峰并非真喜欢孤独,他只是在开口说话时,发现与这个空间嗡嗡轰响的格格不入。 (记者 刘炎迅)

  (特别感谢录音整理 实习生张立群 薛雨萌 李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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