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铁生轶事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1月05日10:57   陈建功

  1月2号清晨,我和妻子赶到八宝山二楼西厅告别室时,铁生已经安放在灵柩里了。周围只有二三十人吧,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人号令鞠躬。铁生的妻子陈希米说:大家不要哭,铁生不愿看大家哭……请大家撒一些花瓣给他。我们就撒一些花瓣在他身上。陈希米说,我们跟铁生告别吧。我们就各自深深地鞠了躬。陈希米说,留下几个有力气的朋友,别的朋友就走吧。我们没有走,看着灵柩被抬上担架车,缓缓地推向焚化炉……

  后来,我们又随着铁生的遗像,把告别室里的一些鲜花和铁生的一些衣物送到户外的焚化炉去。焚烧衣物时,陈希米突然对我说:“王安忆织的那件毛衣没烧,还在家里放着呢!”

  我心头一酸。

  我不知道是铁生跟她交代过的,还是她自己想到的。

  这个日子,本来是定在1月3号的,不知为何又提前了一天。想了想,觉得希米的确是最理解铁生的人。铁生说过,人之于世,应该像徐志摩《再别康桥》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提前一天,或许是为了让铁生走得更为“悄悄”吧?铁生永远是这样低调,平实。他死了,这死唤醒了我们所有朋友和读者心中蛰伏已久的尊崇与爱戴,用我女儿从海外发来的邮件里的话说——“网上早已悲恸一片”,然而铁生还是坚持着自己的低调和平实,由希米替他坚持着。他谢绝了灵堂,谢绝了花圈和挽联,谢绝了悲悼。他希望朋友们为他高兴,高兴他的一生终于战胜了灾难与残缺,高兴他终于有一点感悟与思考留存人世,高兴他还留下了一份肝脏,救治了天津的一个患者,留下了脊椎和大脑,供医学研究……

  得知铁生病危的消息时,我正在广西北海,几个小时以后,知道他已经离去。本来我一家、何志云一家已经约好,元旦回京,是要和铁生夫妇做几乎每年例行的聚会的,为此我已经订下31日回京的机票,岂料下了飞机,赶到铁生家,只有何志云夫妇陪一脸疲惫的希米坐在屋里,另一个客人我不认识,却看着脸熟,有一种莫明的亲切。希米说,这就是《我与地坛》里那个“长跑家”呀。哦,就是那位“西绪弗斯”式的“长跑家”吗?记得铁生写过他们在地坛感慨人生际遇的凄凉与悲壮——

  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20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或许因为“长跑家”在场,或许因为置身于铁生起居的地方,我总觉得铁生仍然坐在轮椅上,躲在空气中的一隅,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像他在地坛的树林里,察看着每一位过往者一样。我知道,倘若我向希米表达我的难过,铁生肯定会在轮椅上笑着看我。想着想着,我甚至为带来了一个花篮而尴尬起来——铁生和我,多次谈到死亡,他是如此的淡定和从容。他说过的,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我,又何必要带来这个如此常规的花篮和挽带呢?

  希米很平静地告诉我铁生辞世的经过,最后,她甚至有几分激动地告诉我,铁生去世没多久,她就接到了天津来的电话,说铁生捐赠的肝脏,移植成功了。我默然了很久,说:“真没想到,他还有一副肝脏可捐,我以为他已经浑身难找一处完好的地方了……”是的,他21岁截瘫,10年前得了尿毒症,双肾坏死,临终前已经是靠一周四五次透析为生,每次我见到他,都感到他的脸色日渐发黑,疑心病魔已然侵入肝脏,谁想到,这副肝脏,还救助了一位患者。希米说,她也感到惊讶,铁生的肝脏,居然还有用。希米还告诉我,铁生还捐了他的脊椎和大脑,这是他和长期为他治疗的一位医生朋友的约定,他说他死了以后,她尽管可以拿了他的器官去做研究,因为对他的病,医学界还有很多疑问。

  本来我不想如此详细地介绍铁生的捐赠,因为这不符合铁生的性格,甚至我也不知道是否会违反有关规定。之所以要说出来,是因为陈希米告诉我,铁生的捐赠所获得的礼遇令她感动——既为那些全程监控着捐赠过程的红十字会人员,也为那些抱着肃穆之心执行手术的医护人员。他们移植完了器官,仔细地恢复了铁生的身体和容颜,使这个捐赠者很有尊严地远行,这使她对中国遗体捐赠事业的进步刮目相看。我想,说出这些,铁生、希米应不会怪我,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步铁生后尘,这也是他们所期待的。

  其实,类似这样的、说出来有可能使铁生感到不安的事情还有几件,因为铁生的宽容,他没有责怪过我。现在铁生已逝,且这件事也已经广为人知,我想,再说一遍,或许也可以使人们理解铁生的宽厚吧。几年前,我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不久,为了使展览有所创新,决定办一个名为“作家友情展”的展览,我到铁生家闲聊,问他有没有代表作家间友情的物件。他说:“要不你把王安忆为我织的一件毛衣拿去?”我大喜过望,因为还从来不知道安忆居然有这等耐心,竟为铁生亲手编织一件毛衣寄来。以两个人的知名度,这毛衣应可视为“文人相亲”的典范。没想到铁生说出就后悔了,他说,哎呀,说不定人家王安忆不愿说出这件事呢?我当然理解铁生的担心,因为和我是朋友,才口无遮拦,同样低调的王安忆,大概也确实不会同意拿这次朋友间的馈赠说事儿。话已至此,我们就没有继续毛衣的话题。铁生对于我,历来是有求必应的,我想这次他肯定是要挖空心思找另一件事来弥补“毛衣”之憾。少顷,他说,算啦,那毛衣也不好找,要不你把刘易斯送我那双跑鞋拿去吧。

  铁生是关心并热爱体育的,这有他的文字为证。他写过的一段话,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会走进历史。他说,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应该再加上“更美”。如果光是强调“更快、更高、更强”,就难免会追求出兴奋剂或暴力甚至其他更不好的东西来。这“更美”,并不仅仅就是指姿态的优美,更是指精神的美丽。这就是说,在比赛中,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有了一个向自身极限挑战的机会。他还在散文《我的梦想》里,表达过对美国体育明星卡尔·刘易斯的崇敬: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体育迷……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八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

  应该是这篇文章,使得铁生在2001年3月间居然有了一次和飞人卡尔·刘易斯的会面。铁生告诉我,因为运动员李彤把自己的文章念给了刘易斯听,这才有了那次与刘易斯的相见。那天上午,他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了刘易斯,刘易斯则回赠以签名的跑鞋。刘易斯拍拍铁生送给他的书,说:“我相信这些书一定很棒,可惜我不懂中文,不能看懂它们,这真是个遗憾。”铁生也指指手里的签名跑鞋,说,得到您签名的跑鞋,应该也是特棒的事,可惜我没有健全的双腿,所以也深感遗憾!说完两人笑着拥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跑鞋的故事并不比毛衣的故事逊色,因而成为了“作家友情展”中体现中国作家和海外交流的佳话。然而,“毛衣”的故事仍然使我难以忘怀,以至到了2005年6月,当史铁生以《病隙碎笔》再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并坐着轮椅到深圳领奖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对这故事的偏爱,讲给了撰写颁奖晚会台本的巴丹。那台颁奖晚会获得极大的成功,主要是从中央电视台请来的主持人张泽群和黄薇的超长发挥。现场说出的许多感人的故事中,“王安忆赠毛衣”也是一个。然而,当张泽群讲出“毛衣的故事”并向台下轮椅上的铁生发问时,我忽然想起,因为筹备晚会而忙得晕头转向,竟然忘了跟铁生也忘了跟王安忆打个招呼。王安忆没有与会,倒可以说得过去,铁生是早早就到深圳了呀!远远看着轮椅上的铁生面对这意外的提问,有几分吞吞吐吐,我想象得出自己给这老弟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好在他很快就摆脱了慌乱,说:“这事……人家王安忆未必愿意说,既然被您刨出来了,那我就说吧……”他说得平实、得体,最后他还说,自己得到的关爱不只来自于王安忆,也来自许许多多同行以及更广大的读者们……坦率地说,尽管和铁生有着深厚的友谊,我还是颇为自己的疏漏感到惶恐。事后我在宾馆的走廊上遇见了他,抱歉地说,不好意思,闹得你有点被动,但你回应得很精彩。我还请他放心,说,王安忆那儿,我去解释吧!铁生宽厚地笑笑,说:“没事儿!……还用解释吗?说了就说啦!……”

  我和铁生,应该说有三十几年的友情了。最早看到他的作品,并不是公开的出版物。和他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吴北玲,是和我一个班的北大同学。吴北玲拿来一个硬壳笔记本,就是上世纪70年代老师们常常用来写教案的那种,铁生的作品,被他用粗粗的钢笔,抄在那个笔记本里。我从那里读到了《午餐半小时》《兄弟》和《没有太阳的角落》。我们文学专业的同学们都有谁看过这个笔记本,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记得读完这几个短篇,班上一片赞叹之声,为作者情感的醇厚和文笔的老辣而击节称快。我记得曾经把《没有太阳的角落》刊载在我们主办的《未名湖》上,我也记得在那个新旧文艺思想的纠结期,这篇作品和当时许许多多好作品一样,受到了一些质疑,似乎是什么“把生活写得过于灰暗”、“缺少亮色”之类。这些质疑或许曾经使文学界凄凄惶惶,不过,对于我们,对于铁生,都算不得什么了。8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无须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更何况那些批评者并没有读懂史铁生,没有看到他在“没有太阳的角落”所闪烁的浅烛幽光。此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直到《我与地坛》,铁生在文坛声名鹊起,再以后,《我的丁一之旅》《病隙碎笔》《活着的事》《写作的事》……铁生的写作更朝着生命的诘问、灵魂的追寻上飞升。

  关于铁生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别人已经讲得很多。我再讲,似乎也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铁生一生,获奖甚多,全国性重要的奖项不仅都拿过,而且还曾连连获得。然而一个看似奇怪却并不奇怪的事实是,我在作家协会分管全国性的文学评奖工作15年间,铁生从来没有询问过、打听过和评奖有关的事情。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的丁一之旅》得以入围,耳畔也曾传来各种声音,但没有铁生的。评奖揭晓了,《我的丁一之旅》没有获奖,我仍然毫无顾忌地进出于铁生的家门,我没有、他也不需要我做什么解释或安慰。我记得,在《我与地坛》里还读到过铁生写作初获成功时的激动和喜悦,然而到了后来,铁生已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皆忘了。我们也曾经很难得地提起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项,他说:“把作品的价值交由几个老头子来评价吗?抱着这样的期待,怎么还可能听取自己心灵的真实呼唤?怎么还可能追求到真正的文学?”我笑着说,同行中能有多少人对评奖有这样的认知?有一百个,中国文学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记得当时铁生笑笑,说,都这模样儿了,我把握着自己就成啦!

  文学之于铁生,似乎算不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说过,“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这个史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然而,他用笔蹚出的这条心灵之路,难道仅仅有着个人救赎的意义吗?

  或许他就是这样秉持着自己的信念去思考,去写作,去完成自己的一生的,而他的涅槃之路,却烛照了我们,使我们自惭形秽。

  至少我,愿意学他,哪怕只学到皮毛。

201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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