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满蜜和蜡的蜂房——鲁迅文学院建院60周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11月26日08:38   光明日报 王彬

  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位于今之北京鼓楼东大街的263号。

  由于某些机缘,我先后去了三次。一次是2006年的冬天,为了纪念鲁迅文学院函授教育20周年而拍摄纪念片;第二次是2010年的春天,为了纪念鲁迅文学院建院60周年而制作纪念册;第三次是2010年的9月9日为了撰写这则短文。之所以频繁地造访,是因为,鲁迅文学院的前身就是中央文学研究所,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吊问,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记忆,寻找鲁迅文学院曾经的历史。

  263号的主体是四合院三进。西侧是跨院,植有一株枣树,东跨院植有一株国槐、一株洋槐,都是胸径很粗的大树了,国槐的北边种有两畦洁白的玉簪。第一进院子有一株高大的榆树,在饥馑的日子里,它浅黄色的果实,北京人叫榆钱,可以充饥。据说榆树开一种淡紫色的花朵,曾经在南朝做官,后来被迫淹留北朝的庾子山在《燕歌行》中有这样两句诗:“桃花颜色好如马,榆荚新开巧似钱。”桃花的颜色为什么要与马相联,难道马是胭脂颜色的吗?难于想通。榆荚与钱的关系,却是恰当的,当然只是外形的相似而已。

  在鲁迅文学院的档案室里,保存有关于筹建中央文学研究所,需要购置房子数量的两份文件,一件是“一百五十间至二百间”,一件是“一百间”,而现在这里的房子只有五十四间。那么其余的房子呢?在什刹海北官房也有一座四合院,曾经是学员宿舍,插秧似的,挤满了各种丑陋的小棚子。北京的四合院是按照九宫格建造的,位于四周的坎、艮、震、巽、离、坤、兑、乾八宫,与中央之宫,合称九宫。庭院处于院落正中,即中央之宫,是家人休闲、聚会的公共场所。私自搭建的棚子将公众的场所挤占,公器私用,破坏了九宫格的布局。

  新中国建国初期,许多院校在北京城内选择校址,中央音乐学院占用了醇亲王府(南府),人民大学占用了段祺瑞的执政府,中央戏剧学院占用了靳云鹏的宅子,此公做过北洋政府时期的总理,是当时的烜赫人物,这些校址都是百亩以上的大宅。人民大学后来迁徙海淀,那两所学院至今没有搬迁,弦歌不辍;而中央文学研究所却是命运多舛,在这个地方办学不过是七八年的光阴而已,就在1957年11月被一场罡风吹走,再未回来。虽然如此,她却为新中国培养了那么多的优秀作家:马烽、陈登科、邓友梅、徐光耀,而梁斌则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从1950到1966年“文革”前夕,仅以电影为例,影响较大的电影,在这里学习过的学员便提供了如下剧本:

  徐光耀:《小兵张嘎》;

  马 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董晓华:《董存瑞》;

  邢 野:《平原游击队》;

  和谷岩:《狼牙山五壮士》;

  白 刃:《兵临城下》;

  梁 信:《红色娘子军》;

  朱祖贻:《甲午海战》;

  那时候,最优秀的学者与作家经常莅此授课,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艾青、叶圣陶……使得知晓这段历史的人,于此蹀躞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也浸淫在这种情绪里,因此观察起来格外认真。在二进院落的东南,有一座小巧的边门,我注意到那里的屋顶,非大式建筑采用的板瓦,而院内的小型建筑,垂花门、抄手游廊一类的顶部却采取了小型的筒瓦,与其配套的瓦当与滴水也是这样。

  瓦当位于瓦垄末梢,一块一块的筒瓦从屋脊奔赴而下,在接近屋檐的位置戛然而止,其原因就在于瓦当将瓦挡住,因此瓦当是应该倒读,读挡瓦的。滴水位于瓦沟的末端,从屋顶倾泻的雨水通过滴水流到地平,保护屋檐以下的构件不受雨雪的侵扰。无论是瓦当还是滴水都有一个外立面,细心的匠人在上面雕琢图案。瓦当的图案往往采取寿字形状,这里的瓦当也是如此。滴水呢?这里是荷花、水波与莲蓬,既有花瓣的精致也有花蕾的微妙,翠绿而饱满的莲蓬的折枝,缭绕着清澈而轻纱一样微皱的水波,该是清秋物候了,站在这样的滴水下面,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会感到些许凉意。

  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点感受,或者说一种审美意境,并不能说明什么。现实是,边门早已苍老,承托瓦当与滴水的飞椽、瓦口与大连檐已然错位变形,时间的风沙毕竟吹袭了六十年,难免不刻印折痕。瓦当与滴水能够保存得如此之好,说明当时工匠的精细与认真,而使人难以释怀。当然,难以释怀的还有曾经以其为驻地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她的辉煌、苦难与挫折。我想到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丁玲,想到美丽、骄恣的莎菲女士,想到浑阔、湍急的桑干河,想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那样的褒扬,当然也想到她的厄运与那样沉痛的话。1984年7月26日,当在医院治病的丁玲听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为其恢复名誉的通知以后,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的沉冤,这次大白了!”随即她打开录音机,录下了:“我死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读这样的话,是足可以使人堕泪的。

  1704年,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出版的《书籍之争》,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只蜜蜂和一只蜘蛛相互辩论,谁对人类的贡献大?蜘蛛说了一堆理由,很是得意。但是,在听完蜜蜂所说之后不再做声了,辩论的结果是蜜蜂赢了。蜜蜂说的是:“我们用蜜和蜡布满我们的蜂房,这就给人类提供了两样最高贵的东西:甜蜜和光明。”在这个故事中,斯威夫特把作家喻为蜜蜂,辛苦酿蜜为人类提供甜蜜与营养;以蜡制烛,为人类提供光明和知识。作家是这样,培养作家的人,丁玲和她的同事们(同时的与日后的),以及培养作家的场所——中央文学研究所,其后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和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当然也是这样,犹如一个涂满蜜和蜡的蜂房,为祖国恢弘而美好的文学星空提供甜蜜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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