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孤独教我写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8月17日10:52   深圳商报

  在最近崛起的文坛“写二代”之中,笛安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佼佼者。父亲是曾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和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的著名作家李锐,母亲则是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会长蒋韵。这样光环下的笛安,却说“是孤独教我写作,不是我爸”。

  2009年,还是文坛新人的笛安凭一本青春文学中最不被看好的家庭伦理题材小说《西决》,意外地获得了高度关注,一年下来卖到了70万册。对于她的小说,正统文坛也不吝溢美之词。她让人们在“80后”作家的写作中,看到一种新的希望——以语言文字取胜的严肃文学也可以被青年读者认可。

  8月13日,笛安携其新作、《西决》的姐妹篇《东霓》现身深圳晚八点,这部新作“来势汹汹”,初版印数即达50万册。当天,本报记者在笛安下榻的酒店,对这位刚刚从法国留学归国的“80后”作家进行了专访。

 

  写孩子,不可能不触及父辈

  其实并没有刻意去表现父辈的故事和命运,只是开始写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要想表现一个家庭里的几个年轻的孩子,不可能不触及到父辈们的,因为某种意义上讲,父辈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几个孩子的轨迹。

  《文化广场》:《西决》的创作起因是什么?创作过程顺利吗?

  笛安:我是在2008年2月的时候开始动笔写《西决》的。其实是这样,某一天,很突然,我在学校的走廊里等着上课,外面天灰蒙蒙的,“郑南音”这个名字最先跳到我脑袋里面来,我觉得她一定是个特别明媚的小女孩。紧跟着,“东”、“西”、“南”、“北”这四个人物的名字就跟着来了,我想名字这么接近的人,一定得是有血缘关系的,这就成了《西决》这本书最初的构思:一个关于血缘的故事。

  《文化广场》:你的新作《东霓》7月1日刚刚上市,在这两本书里,你不仅仅写年轻人的成长,更关注父辈的命运,大伯、三叔、小叔的人生故事,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和伦理。这样的题材在年轻作家写作中较为少见。为什么将父辈的故事也纳入你的写作视野?

  笛安:其实并没有刻意去表现父辈的故事和命运,只是开始写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要想表现一个家庭里的几个年轻的孩子,不可能不触及到父辈们的,因为某种意义上讲,父辈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几个孩子的轨迹。所以开始动笔的时候发现,原来我必须触及一些长辈们的故事,我自己心里也没底,不过为了整个小说的完整性,就还是硬着头皮来写了。我就跟自己说,无论好坏,当成是个尝试总是有意义的。

  《文化广场》:与现在的一些年轻写作者相比,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残酷的青春”,往往突出黑色、叛逆、伤害的一面,《西决》中却比较多地被亲情和温情占据,末尾也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你选择这样写?

  笛安:个性使然。我觉得我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劫后余生之后的希望是支持所有人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其实《西决》里面有写到伤害的,而且是很残酷的伤害——但是我的主人公用温暖把它们化解掉了,这才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15岁,《双城记》改变了价值观

  在我15岁的时候,狄更斯的《双城记》影响了我整个的价值观,那之前我们的教育一直在教我们区分坏人和好人,可是狄更斯的立场永远是站在弱者那一边,这个东西对我影响特别大。

  《文化广场》:你今年已经从法国硕士毕业了,今后有什么打算,还会继续读博士吗?

  笛安:四月份《南方周末》做采访的时候,我还没有决定。现在,我想暂停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念书,以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这几年我还处在比较想写东西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就想全力以赴地先去写作。

  《文化广场》: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能否具体说说这种影响是在哪些方面?

  笛安:很多。比方说,我心目中的“完美小说”的标本,就是《红楼梦》。具体到对我的影响,19世纪欧洲和俄罗斯的文学对我影响很大,无论是写作的技巧,还是精神上的影响。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都是大师,还有福楼拜、哈代,都很了不起。在我15岁的时候,狄更斯的《双城记》影响了我整个的价值观,那之前我们的教育一直在教我们区分坏人和好人,可是狄更斯的立场永远是站在弱者那一边,这个东西对我影响特别大。虽然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我觉得他赶不上哈代,可是我还是得感谢他,在一个小女孩懵懂的时候给了她特别珍贵的礼物。看他们的书是最好的学习。

  年代再近一点的话,是加缪,我有一段时间对加缪特别地狂热,他的书教了我很多关于怎么去营造跟推动言语表达不了的氛围;还有20世纪的美国作家们:福克纳、纳博科夫、托妮·莫里森,等等。我喜欢20世纪的很多美国作家身上的那种饱满的生命力。至于近代的中国作家,应该是张爱玲吧。张爱玲给我的影响也是特别深刻的,我从初中开始看她的书,看了十几年,已经说不清她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了。

  没有留学,你看不到今天的我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那些经历,今天你看到的我,完全是两样的。我还算是精神上比较独立的人,这就是十几岁被逼出来的。

  《文化广场》:谈你的文学历程,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想到你的父母对你的影响。父母亲是著名作家,对于你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在哪些时刻、哪些方面影响了你?能否谈谈你早年对文学产生爱好,之后开始创作的过程?

  笛安:这个问题回答了无数次。首先,小的时候我看书比别人多,这个一个是因为家里书多,另外是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给我念书。她手上在读什么书,就念出来给我听,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我对那个正在讲述故事的声音就很有兴趣。然后就是——我爸爸妈妈都是热爱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有意无意让我觉得,写小说是件好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会开始写作,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 我对讲故事这件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恋。我喜欢看故事、听故事,喜欢讲故事给人家听,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动力。

  《文化广场》:在你的履历中,出国留学似乎是一个转折点。相对于父母的影响,似乎是留学最终促成了你走上写作之路?

  笛安: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那些经历,今天你看到的我,完全是两样的。我还算是精神上比较独立的人,这就是十几岁被逼出来的。刚刚去法国的时候是从语言班读起的,也就是说从头开始,像小孩学说话一样一点一点地学法语。置身在那个环境里,话都不会讲,生活里任何一点小事,比方说填个表格,交个电话费都特别困难。觉得这个世界和你没关系。就是那种荒原一般的寂寞刺激了我想要表达的欲望。那个时候觉得自己需要写点什么给自己看,或者需要说点什么来总结、整理一下自己,但是我又不擅长那种条理分明的“总结”,就编个故事企图让故事来承载所有说不清的东西了。我想如果我没有那么早去留学,可能我就不会选择写作了,至少不会开始得那么早。

  市场和“纯文学”不能简单对立

  我觉得现在总结“80后”和传统文学的区别有点早了。就我自己而言,之前对别人把我的小说叫“青春文学”也没什么意见。如果说“青春文学”是指:第一,作者本人比较年轻;第二,写的是年轻人之间的故事——那我的小说算得上是“青春文学”了。

  《文化广场》:你2003年第一次发表《姐姐的丛林》是在《收获》,你一开始就在传统纯文学刊物上出现。此前一般的认识是,“80后”的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学是有断裂的,写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自己会感受到这种区别和断裂么?

  笛安:没有,区别当然是存在的,不同的人写的东西当然要有区别,可是“断裂”——我不觉得。我觉得现在总结“80后”和传统文学的区别有点早了。就我自己而言,之前对别人把我的小说叫“青春文学”也没什么意见。如果说“青春文学”是指:第一,作者本人比较年轻;第二,写的是年轻人之间的故事——那我的小说算得上是“青春文学”了。我一直都在努力,想要写出来非常动人的、年轻人之间的故事。

  《文化广场》:《西决》与被视为青春文学代表的郭敬明合作,通过《最小说》的推介获得很大的市场肯定,销量超过了很多上一辈的著名作家。你对自己的创作定位是怎样的?评论家也认为你的作品不是青春文学,而是进入了严肃文学的范畴。你自己觉得这种合作是像某些评论所说的那样,首次打破了某种壁垒,将纯文学与青春文学、与市场拉到了一起么?

  笛安:我从来没有试过给自己“定位”,我只知道,我的每一篇小说都必须要竭尽全力地让自己满意。我并不认为“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是简单的对立关系,《麦田守望者》似乎也是青春文学,但是没有人说它不严肃。郭敬明作为我的出版人,他总是和我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他所谓的 “交给他”的部分就是市场推广跟宣传的部分。作为作者,我觉得有这样的环境是挺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良性的市场应该是这样的,作者用心地自由地创作,出版方尽可能地为这个作品在市场上找到对的路。我并不是说市场和作者本人的诉求没有矛盾冲突的地方,肯定有,但是市场和“纯文学”的关系也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一分为二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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