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长篇小说创作如何保持多样性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8月04日10:13   文汇报 雷达

长篇小说创作如何保持多样性——读三位作家的新长篇想到的

  刘亮程——《凿空》的诗性建构

  我一直保存着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我看来,它有不可替代性,也是不可重复的。有时候会翻开看看,它会使人感到清凉、宁静甚或陷入沉思。也有很多作者刻意地歌吟自然,村庄,花儿,鸟儿,不能说他写得不好,只因为没有入骨的体验和超现实的灵性,没法跟刘亮程比。他把村庄里的风、雪、动物、坎土曼,写得很有禅意,它们仿佛都是通灵的,通神性的,但这是天然的禅意,是“本来”,而非学来,也不是硬做来给人看的。他能在一只狗,一头牛,一头驴的身上,发现奇妙的哲理和感觉。有人曾认为那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罢了,为什么不能大厚本地源源不断地生产这种散文呢?这完全错了。如果那样的话,我是不会再读刘亮程了。鲁迅的《朝花夕拾》,蒙田的随笔,培根的随笔,不都是薄薄的吗,却是人类思想和诗情的结晶。刘亮程的这本散文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结晶体,我非常喜欢。现在他写了第二本长篇小说《凿空》,有人说不像小说。我看,不管是小说也好,小说化的散文也罢,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感受一种文学。

  《凿空》给我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它表达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时空结构,这是他对自己创作的一种突破。当下,小说创新挺难的,很多小说家都在重复自己,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有很多的重复研究,作品里找不到新的时空感,找不到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后人的心理结构的变化。最近电视剧《手机》让我有所触动,不管怎么说,它很敏锐,敏感到了高科技下人的无助、无奈、精神困境,今天的社会是人的移动速度最快的时代,也是人与人的交往方式非常快捷和人与人的物理距离最小的时期,这源自高科技的发达,但人与人的心理距离是否反而越来越大了?对《蜗居》尽管众说纷纭,但它的受欢迎还是反映了当下人们最敏感的住宅及次生问题。当然我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浅表地写一些生活的表象或“问题”,而是说,当时空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文学作品也要反映出变化中的人性,才能打动人心。谁会对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物发生兴趣呢。而刘亮程的作品就独特地表达了一种遥远的时空的变化,毛驴也好,植物也好,阿不旦村的各种声音的交响也好,都是作为现代化的喧哗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存在着,它既表达了工业化逐渐的波及,又表现了另一种遥远的声音始终存在着,所以说它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凿空》是个不错的意象,是多义的,玄妙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固定的解,但会把我们带入深远的意境中。人类是由穴居开始的,凿空也许是人的本性之一,或许人类本身就有一种凿空的本能和欲望。但是凿空在今天又被泛滥化了。比如,我经常担心北京的地下会不会被凿空,哪天我突然掉下去啊。作品中的人物张旺财身上就体现了人类凿空的本能,似乎只有不停地挖掘,才能平息他心中难言的渴望。这个平凡小人物为自己立项,一直从河边的住屋挖到村庄的中心,挖了二十多年。他的挖掘,也许是人类天性中我们没有发现的某种东西,他和小说中玉素甫式的有目的的极端功利的凿空----盗掘是不同的,两者有强烈的对比。人类的凿空从来没有停过,至今尤盛,考古家在凿,盗墓贼在凿,矿工在凿,大型工程在凿,地铁在凿,管道在凿,光缆也在凿,有时让我们想到作者是不是也在凿空自己?人的一生是否是一个自己凿空自己的过程?刘亮程的作品里就是这样布满了多重意象,有些意象是不可言说的,是一个感觉深邃的象征体系。

  《凿空》的确没有很强的故事元素和人物重大行动,充斥其间的多是感觉,意象,色彩,声音,尤其是声音,这是刘亮程在此最重要的话语方式。作品开头写到驴丢了,一连串的形容精彩得不得了,驴夜晚在地下菜窖里叫,驴寻偶时的叫,还有驴对着外来的那些机器叫,都很绝妙,因为阿布旦的驴听不得比它的叫声更大的声音。还有故事最后的万驴齐鸣,场面怪异,都是我们很少看到的东西,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感觉世界。声音之所以呈弥漫状,因为小说的叙述人张金—张旺才之子,在矿上干活时震得耳朵失聪了,大夫说,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帮你恢复听觉,于是整本小说都他在捕捉声音。读这本小说,主要是读声音——感觉,由感觉引发想象和思考。这是一部奇异的,荒诞的,同时又是抵达心理真实的小说,所以是一部有独特艺术个性的小说。

  《凿空》在恢复小说的诗性建构上做了有成效的努力。好的小说有一个很高境界就是诗性,很多作家的成功都证明了他们的作品因诗性而赏心悦目。去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尽管有读者表示不知其意,弯弯绕的说话看得眼晕。事实上,它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随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在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所谓中国式的孤独感。这就是一种诗性结构,有存在主义的味道。《凿空》也是如此,我们能感到他在表现人的一种精神向度,一种下意识的渴望,一种向未知世界索取和刨根问底的固执。有人用小说的一般常理和原则来要求刘亮程,并对他的小说提出质疑,说他的小说无非是散文的扩大版,但我认为艺术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也是可以越界,扩容,跨文体的。刘亮程之所以是刘亮程,在于他提供给我们一种遥远的感性的声音。在今天的时代,能提供出阿不旦村发出的声音,就是令人愉悦的。感性往往是通向深刻的桥梁。

  须一瓜——直面人性的极恶与极善

  须一瓜的作品我读得不是很多,但我早注意到了她。几年前,我编过一本《近三十年短篇小说精粹》,选了她一个短篇,叫《海瓜子,薄壳海瓜子》,至今记得,它写一个老人和自己的儿子、儿媳共同生活,有天晚上,这个很善良的老人,却偷窥他儿媳妇洗澡,被儿子发现,打得头破血流。儿子狂躁至极,老人沉默无语,儿媳欲救护老人而心怯,自此一家人,出现了难言的紧张。但老人始终默默做好事,想挽回自己的颜面,最后有所缓解,终未完全释然。这篇小说虽短,在揭示人性内在的原欲与道德感的冲突方面很见深度。

  看完须一瓜的新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我认为在品种上很奇特,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无可替代,要是拍出戏来,有可能出现中国式的《人证》,《砂器》,《天国的车站》一类东西。但是那一定要大导演拍,小导演不行。我觉得,须一瓜永远对人性的复杂,对人性的两极对抗,对人性中的善恶转换,对人埋藏很深的良知或者说天良的发现,对人性中超出想象力的部分,对人的尊严感,对人的自我救赎的渴望和人为了找回尊严所做的悲壮努力,给予浓厚的兴趣和热切的肯定。当然,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极端的例子,万劫不复的人总有,只能说,她是讲主体的人,类的人,总体上她对人是持肯定态度的,是信任的,而不是绝望的,悲观的,正如太阳里面有黑子,但太阳毕竟是太阳;人性中也有恶,暴力,仇恨,报复,嫉妒,甚至嗜血,然而真善美和良知总是不灭的,是与人相伴随的,人的太阳于是并未坠毁。在某种意义上,《太阳黑子》正是表达了须一瓜对于人的和人性的理想,发现那种不会被罪恶感、兽性彻底压垮的污泥中的人性的花朵。

  在《太阳黑子》里,须一瓜处理的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故事。她给自己出了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凶残的制造了一起灭门强奸大案的三个案犯,后来却是三个最善良不过,最勇敢无畏,最忠厚仁义的无名英雄式的人物。这怎么可能,该作何解释?在这两极之间怎样才能找到平衡点,合理点,过渡点?小说一开始展开的生活,甚是古怪,三个男人,都三四十岁了,一个个一身蛮力,却都不结婚,没有一个亲戚来过,也从没有一个女人出现。那个让人疼爱的小姑娘,到底是谁的孩子?每个家伙都说是她的父亲,鬼才相信,但小说就能让你相信。每个作者的天赋不一样,有些人只能写和事实贴得很近的东西,但是像这种题材,没有一定的才能,天赋,是写不出来的。我们说小说家是说谎家,是虚构家,这个故事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我们明知小说是假定的,但最终仍在她假定的事件里面沉迷,甚至流泪。特别像最后的分手,写得很煽情,让我们信任她的世界,承认这个世界有它的不可思议的逻辑力,我们不得不跟着它跑。

  写作上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在于对人性的洞察和表现。罪犯与常人,善与恶,魔鬼与天使,好人与坏人,残暴与仁爱,怎样有机地拧在一起,成为每个生命体的不同的棱面?虽然须一瓜没有说,但我觉得她是相信非理性的不可控制的,她认为人在善恶之间,什么都有可能,兽性成分在一念之下膨胀,就可能铸成大恶。在她看来,很多案件还是充满了偶然性,不是像过去讲的,阶级本质决定的,罪犯就是坏人,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她不这么看问题。在她笔下,三个罪犯都在忏悔和噩梦中,在罪恶往事的纠缠中生活。十几年了,每到8月19号,也就是作案日,他们几个总是坐在一起跪拜,祭奠,对坐,无言。三个人的职业设计也很有意思,一个是打鱼的,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一个是协警。三个人都有一定的张力,可以联系社会各方面;但写社会不是须一瓜的追求,她要研诘善与恶的极端化转换。他们终于撑不住了,不想再梦见那五个人,承受不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了,宁可寻求解脱,服罪伏法。作者把死亡诗化了,他们本有足够时间离开,却选择了死亡,也就是灵魂的解脱。作者在此寄寓了人的理想,那就是担当精神,也是牺牲精神。伊俗春,伊谷夏兄妹的设计也比较成功,一个如沙威,一个如痴女,一是法,一是情,二者强烈碰撞。写出了承受不住的过程,是须一瓜的本事。

  须一瓜的叙事,动力感很强劲,一旦开始叙事,就进入叙事节奏而不能够停下来,甚至有一种快感。她的文笔洒脱利落,善写福建一带的海景,月色,海港,直觉好。比如,伊谷春对辛小丰的直觉,如阴霾漫过,又立刻消散;又如,比觉对时间的感觉——静得可以听到高压线芯里电子疯跑的声音,有点像白天坐在铁轨边把手掌虚窝在耳边听到的声音,她把这叫时间的声音。

  我知道须一瓜是政法记者,她的灵感好像都是来自于末条新闻的,李敬泽说她的写作路径是:尾条的新闻,头条的小说,概括得很精准。但我还是觉得她老是用案件来组织小说,离不开案件,是个问题。她太聪明,末条新闻能演绎出一套东西,某个末条新闻我们看了麻木,她却能搞出一个小说来。她的秘诀在于,把外在事件的传奇性转化为内在精神的紧张性、分裂性,有很强的猎奇成分。话说回来,小说就要有猎奇成分,没有猎奇成分谁还要看?对于人性的匪夷所思的部分,须一瓜是最感兴趣的,她也总想挑战这个难题。现在有些罪犯,人凶残极了,可他对亲人好极了,就很复杂。然而,一个作家不能老是依赖一个模式,她的有些小说确实给人套路相互差不多的感觉。她聚焦于人性的深层冲突是不错的,但心理揭示的深度显然不够。上面讲到“尾条的新闻和头条的小说”,实际涉及新闻和文学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忧思深广

  读到张红旗第一次把张冲吊在门边,张冲都尿不出来了,我掉了眼泪。我觉得这里的父亲张红旗,母亲文兰,还有他们的儿子张冲,都掉在一口深井里,周围有无边的压迫感,所有的人都在挣扎,都逃不出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看上去很阳光,很和谐,可是有一种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我们看不见却无时不在的压力。我们可以感知它,却没有力量超越它。从古至今,还是无法超越。是的,我们只能说,不这样活,又能怎样活呢?社会和父母要求于张冲的,激起了张冲的反叛,他是以盲目的和畸形的样态在反叛,他交出来的成绩单总是那么糟糕透顶,他染黄头发,戴大耳环,他抽烟,他飚车,他暗算可憎的老师,他用板砖拍街上的混混,于是只能遭毒打和被抛弃。他不乏正义感,最后他惩治了嫖娼的公安局长,自己却也因此进了少管所。在整个少年时代,他和父亲双方都痛苦万分,母亲回护他,却无法为他的不争气辩护。小说写的虽是关中乡镇的故事,不是城市的,但在文化人格上,心理结构上,父母的愿景上,城乡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我们只能发一声浩叹:可怜天下父母心。

  所有的孩子并不都是张冲,张冲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张冲身上引发的东西,却是每个幼稚的心灵都感同身受的。张红旗与张冲的矛盾,张冲与老师的矛盾,张冲与社会的矛盾,并不是单因单果的,而是全面的,盘根错节的。张冲在初中毕业时的“自我总结”里说:“我上了九年学。我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也还喜欢学习……我爸给我支了个石头桌子……我爸说石桌是火箭发射基地。他希望我好好念书,考大学,将来能上天入地成龙成虎,其实就是成为人人都羡慕的大人物。……后来,我让我爸失望了。……我不爱学数理化,英语更糟,有点兴趣的是语文……我喜欢……一喜欢就乱动脑子,出洋相,故意惹老师生气,让老师难堪……我成了问题学生。我承认我是问题学生……”。张红旗两次看张冲的成绩单,全不及格,受到惨痛打击,在精神上陷入极度苦闷,如笼子里的困兽,闷得难受,显得极度虚弱,可怜。他无法解脱,他的资源太少了,无非是念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再加上宝剑锋从磨砺出,人过留名啊种种,对张冲不起什么作用。在张红旗看来,理想人生就是光宗耀祖,像陈大的儿子那样,坐小汽车风光地回乡。是的,他能感到,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儿子是另一个自己。他悲怆地对张冲说,就指望你了,爸求你了。几近哀求。

  张红旗错了吗,也不能说全错,但他的“成功学”为什么总是失效,却值得深思。张冲本是个好孩子,聪明、倔强、善良、正义、肯动脑筋;张冲的反叛,冲撞,奇思怪想,源自于他的反抗禁锢,追求个性自由的天性,他要成为他自己,又不知怎样才能成为他自己。这时候我们的文化无所不在。父母,亲戚,民办教师也构成一种文化。他们好像只知道不断地伤害张冲的自尊心。除了父亲的打人,体罚,吊门吊牛槽的虐待,还有集体的虐待,就是心理伤害。石桌,是个象征,是所谓的火箭基地,一直压迫着张冲,张几次掀,都掀不动,后来就砸断了它。父亲说,你把我的心掏空了;儿子说,你把我踹不成你想要的那种人。直到张冲说,“我没爸没妈我是玉皇大帝日下的!”

  杨争光说:“我们是我们孩子生长的土壤。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张冲在小说中的结局是进了少管所,事情何以闹到这种地步,出现这样的结果,可以思索的东西的确非常之多。在这里,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作人处世的尊严面子,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以深刻的精神冲突的形态,全包含在内了,于是绝不仅是个望子成龙的问题。是的,张冲被关了,他是否本来就一直在一个无形的笼子里生长着呢?

  《张冲六章》读来毫不轻松,有很强的压抑感。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写成长的小说,也不只是通过 “问题学生”来写教育的困境,而是直指文化,直指人心,质疑我们民族历来崇尚的精神价值和人生理想,力图写出我们文化土壤的极端复杂性、缠绕性以及我们怎样以爱的名义实施着扼杀,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孩子。在少年张冲的青涩形象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这既是关于一个少年的,也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既是关于教育问题的,也是关于民族精神如何强健,如何独立的;既是关于一个人的成长史的,也是关于人性,人道,人生价值取向的;它着重写了一个少年的不幸的“成人化”过程,爱他的人,却在一步步把他往精神的绝境上推,周围的成人,教师,父母,同学,亲戚,其心理深度和灵魂状态也都不那么简单。我想,用忧思深广一语,也许可以概括。用鲁迅先生说过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也许可以说明作者和读者至今依然困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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