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玉树日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4月26日09:02   李春雷

  4月16日 急飞西宁

  这几天,我一直在铁道部采访高速铁路。昨天上午,本来约定采访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不想突然接到通知:由于玉树地震,刘部长已赶往灾区。我一下子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14日早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了强烈地震。玉树是藏族居住地区,情况特殊,我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在此国难当头之际,理应以笔为枪,冲上前线。于是,我编发了一条短信,发往中国作协,大意是如果需要,我愿意报名。没想到,几个小时后,我就收到了中国作协办公厅的电话,希望我到中国作协机关面谈。

  16日上午10时,我赶到中国作协,见到了李冰书记及有关领导。由于情况特殊,时间紧急,原准备派一位部队作家和我一起飞赴前线,但由于部队另有任务,只有让我一人单飞。

  临别时,李书记嘱咐很多。他说,青海方面已准备好,等着我过去,明天早上一起出发。

  下午,办公厅同志为我准备了口罩、手套、登山鞋、棉衣和洗漱用品,包括内衣、内裤等等,足足一大皮箱。

  21时30分左右,我登上了北京飞往西宁的班机。

  到西宁曹家堡机场时,已经接近午夜了。

  青海的气候比北京凉一些,下飞机时,我特意穿上了外套。青海省作协的一位青年司机在等着我,这个青春洋溢的小伙子有一个奇异的姓氏——申屠。我问申屠,明天是否一起去?他说这几天感冒,上高原很危险,领导不让去,要另雇司机。我一怔,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到宾馆住下后,已是凌晨1时多了。由于兴奋,我睡不着,想着灾区的很多情况还不熟悉,就赶紧打开电脑上网。可宾馆的网线有问题,又打电话叫来值班员。值班的服务员有些不高兴,这么晚了还要网聊?所以,帮我整理网线时一脸的不情愿。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打开网页,查看灾情报道,一直到天明。

  4月17日 遥远的玉树

  早7时,见到青海作协主席梅卓大姐。一起吃饭后,就出发了。玉树离西宁800多公里,有一条214国道相通。虽然是前两年才修筑的,但由于是惟一的通道,载车量大,路况不佳。

  看看柳树,就知道春天的进度。昨天我在北京时,已是满城春色宫墙柳了,可这里,刚刚是“绿柳才黄半未均”。两边的大山也是黑黑的、黄黄的,山腰里是一窝窝白白的雪痕,那是冬天的记忆。梅卓告诉我,要到“五一”过后,一切才会青绿起来,五彩缤纷的时候,要等到“六一”了,青藏高原最美的季节是七、八月份。

  地势愈来愈高,空气稀薄。我已有胸闷的感觉。以前听别人说高原反应,总以为那是因为体质不佳。我平时注意体育锻炼,20年没吃过药,上高原应当没有反应吧。但现在看来,不尽然,缺少氧气,是任何人也抵挡不住的。

  中午在玛多吃饭,此地海拔4300多米。头部隐隐疼痛,气喘,但感觉无事。再往前走,是巴颜喀拉山口,海拔4824米,双腿沉重,如踏棉毯。我对自己说,这是最高点,过去这一关,就万事大吉了。

  车很多,都是外地送来的救灾物品,空气混浊,沙粒飞起来,像金属碎片一样,在高原鲜亮的阳光下,聚聚散散、闪闪烁烁。

  23时,终于走进玉树结古镇。这时候,梅卓喊了一声:“天啊,怎么全倒了!”车灯的光影中,路旁的楼房几乎全部倒塌,还有佛塔,各种颜色的垃圾新鲜刺目,咄咄逼人。垃圾周围全是人——救人的部队官兵、市民,还有身穿暗红色衣服的“阿卡”(佛教人士)。一台台挖掘机低吼着,挥动着臂膀。

  我们寄住的地方是玉树州歌舞剧院。这是一个几近倒塌的院落,一座楼已经倒掉,还有两座楼房摇摇欲坠。我们的宿营地就是垃圾旁边的一片开阔地带。

  青海文联的马主席等人已在帐篷里睡下,这时又赶紧起来,打着手电筒帮我们支帐篷。

  由于灾区物资紧缺,中国作协指示我们自备一切,不要给当地找任何麻烦,所以我们一行自带了全部食宿用品。

  我们大都是第一次使用这些东西,支帐篷、为气垫和枕头充气、使用睡袋等等,一个个笨手笨脚,特别是充气,偌大的气垫像一艘小船,全靠一个小小的充气筒,怎么也充不起来。我们几个人轮番上阵,累得气喘吁吁。

  晚饭还没吃,一个个饥肠辘辘。可这时候,谁还敢奢望夜宵呢。

  帐篷只有六七平方米,却睡了5个人。我挤在一个角角里,不敢摘帽子,更不能脱衣服。怎么也睡不着。我命令自己,闭上眼,什么也别想。可意识里乱纷纷的,像狂风中的树……

  4月18日 结古镇上

  一夜无眠,我只得早早起床。

  出歌舞剧院往北,是一大片废墟,房屋全倒了,一根根折断的木头怒刺向天,一块块水泥空心砖坍塌在地。有一个二层楼,主体歪斜了,外面的楼梯已经断开。一个小伙子正试图爬上二楼,去取物品。他是重庆人,在这里做生意,租住别人的房子,地震时,他一家人幸免,他从二楼跳了下来,只是摔破了脚掌。

  一个壮壮实实的40多岁的藏族汉子走过来。他叫旦周,他的家人倒是平安,只是亲戚们死伤众多。他感叹说,他的房子是钢筋水泥结构,而亲戚们经济不宽裕,盖房时少用或不用钢筋,地震时全部粉碎性倒塌,真是可惜啊。

  我们为什么借宿在歌舞剧院?原来这里有一个水窖,震前存了半窖水。现在全城水电系统全部瘫痪,有半窖水就是生命之源啊。烧什么呢?遍地是折断的木头,那是取之不尽的燃料。在这里借宿的有十多个人,大家都很节省。早晨,我只用一杯水漱口,一杯水擦脸,至于吃的,都是方便食品。

  最温馨的就是那一只亲爱的铁壶了,因为它,我们每人都能喝上开水了。

  早饭后,我步行赶往位于玉树军分区院内的救灾指挥部驻地。大家行色匆匆,默不做声。

  在指挥部院内,我遇到一位江苏老板,他是来捐献救人所用的挖掘机械的,共15台,价值2000多万。还遇到一位来自四川的志愿者,是个大学生。

  在体育场的一个帐篷里,我采访了一位叫拉贡的藏族小伙子。他26岁,左右手都缠着纱布。地震时,他刚出门,只感觉眼前一阵晕眩,世界就错位了,空气里是呛人的黄土味,还有远远近近的惨叫声。他开始救人,用手刨,救到第四个人时,已是下午了,手指上全是血,他没有感觉。第四个人救出来时已经去世了,是一具尸体。他也不害怕,把尸体抬出来,整理好。这时候,一部分解放军已经来了。傍晚,他太饿了,见解放军正在吃饼干,就走过去拿着吃,大家都不说话,都是一家人。后来,想一想极后怕,抬死尸的手,血淋淋的,没有洗,也没有擦,就直接吃饼干……我用笔拼命地记着。

  不好!我感到头痛脑胀,眼前金星乱转。这才突然想起,我第一次上高原,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昨天又颠簸一天,加上高原反应,实在是太困了。

  采访完拉贡后,我便在体育场围墙下的干草坪上躺下来。外面嘈嘈杂杂,我已全然顾不得了。暖暖的阳光披在身上,像银白的哈达,如果能在这里睡一会儿,该多好啊。

  可是我睡不着。睡不着,又不能工作,脑袋里翻江倒海。

  中午勉强吃了一些食品,我和衣躺在帐篷里。别人又拿来氧气袋,帮我插到鼻孔里,这是我第一次吸氧。

  可是仍睡不着。

  睡不着,必须去采访。时间太紧了。

  我再次拖着困乏的身体去了体育场,这里是藏族受灾群众的集中宿营区。

  今天下午,我转了九个帐篷,除了采访地震中震撼的故事外,也侧重听他们讲了很多藏族的风俗人情,比如藏历年如何过,藏族婚礼的仪式等等。我感觉,作家应有别于新闻记者,记者们可以重点记录地震后发生的感人场面和故事,而作家应更深层地记录精神层面的特质,挖掘出更深层次、更长久的震撼和思考。

  傍晚的时候,在兰州军区总医院帐篷外的一辆越野吉普上,我遇到了一位大校,他叫张俊,是军区医院的副院长。他给我讲了一个特别的故事:一位藏族孕妇,还有一个月就生产了,地震把房屋震塌了,被埋48个小时,战士们把她救出来后,紧急抢救,剖腹产出一个女婴,原本不会说汉语的夫妇两人学会了第一个汉语词汇:谢谢!于是,见人就说“谢谢”。

  这个故事看似普通,可有着别样的内涵。

  我决心开挖这个矿藏。

  天晚了,回到驻地。刚才的兴奋退潮后,高原反应更强烈了。这时候,有人告诉我,一位记者因高原反应已经牺牲了,希望我注意休息。

  梅卓大姐可能意识到了什么,便征求我意见,说明天与指挥部联系,用救援飞机把我送回西宁吧。我苦笑一下,哪有这么恐怖啊。

  这两天我一直在大把吃药,可仍然不管用。这时,司机小贺不知从哪里找回几瓶葡萄糖,让我喝下去。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全喝下。

  晚上很冷。我穿上棉外衣,又披上军大衣,臃肿得连椅子也坐不下了。可还是冷,双腿打颤。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不祥的念头,我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孤身一人到这里来呢。

  4月19日 野战医院

  仍是休息不好,但已别无选择。

  由于条件限制,时间太紧,要尽早写出稿子,采访团已经决定明天回西宁。我一定要坚持完这最后的一天。

  今天一直在兰州军区野战医院采访。

  医院在结古镇南面六七公里处。街道上都是运送救灾物资的大货车,小车根本无法通行。怎么办?梅卓大姐帮我找了一个藏族朋友,骑着摩托车,通过小路和便道,把我送了过去。

  战地医院有几十顶帐篷,在城外的一个开阔地带。我终于见到了那个藏族妇女,她叫才仁求吉,24岁,瘦瘦的,脸上是浓浓的高原红。她的丈夫叫索男杰,40岁,曾是一个浪漫的吉他歌手,几年前到甘孜演出时,住在她家里,于是两人相爱,一起来到这里。他们的生活很贫苦,爱情却很甜蜜。他们不会说汉语,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也不多,但通过这次灾难,他们与外面世界的壁垒一下子打通了,两个民族的情感更相融了、更相亲了……由于语言不通,一旁的藏族姑娘白玛成了我们的翻译。白玛住在西宁,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她的母亲和妹妹在地震中受伤了,住在这里,她专程来陪护。她真诚地说,如果没有解放军,我母亲我妹妹,还有很多藏族同胞的生命就没有了。

  野战医院的政委叫朱自清。他是军人,也是一个文人,今年刚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所以,见了我特别亲切。

  中午就在医院吃饭。朱政委告诉我,由于是高原,这里无法蒸馒头,也无法蒸米饭,都是夹生的。这时,宣传处曹干事告诉我,朱政委的父亲前天去世了,他没有回去,只是让爱人和儿子代表自己回去了。

  采访一直到16时才结束。

  梅卓大姐正在附近的赛马场采访,这时乘车来接我。那是一个小型货车,车前面的挡风玻璃被砸碎了。

  由于明天就要回去,虽然高原反应强烈,痛苦加剧,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利用这最后的时间,多搜集一些素材。

  玉树的黑夜来得晚,20时还是天光大亮。

  于是,我随着梅卓大姐去拜访玉树最重要的两家寺院。玉树不足30万人口,却有数百家寺院。陪同我们的是一位活佛,也是我们的作协会员。路上,他给我讲了藏传佛教的很多芳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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