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树宏:一种无可回避的心灵使命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11月10日20:16   文学报 傅小平

  近期,作为广东省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文化献礼项目,中共广东省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诗人丘树宏创作的叙事长诗《共和国之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自国庆前夕,《文艺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发此诗以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瞭望新周刊》等数十家媒体先后刊发评论员文章,认为该诗成功塑造了“共和国”的诗歌形象,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诗歌界的重要收获。

  《共和国之恋》长达1300多行,序诗题为“共和国之源”,跋诗题为“共和国之光”,诗文主体共分11章,恢弘地再现了共和国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直写到“我和你,心连心”的历史,在抒情与叙事并存的书写中表现出俯瞰的优美身姿。全诗以丰满的血肉和出自心田的激情,道尽了中华五千年人文画卷,高歌了共和国60载赫赫历程。

  从“非典时期”创作大型组诗《以生命的名义》走进大众视野开始,几年时间里,丘树宏先后推出《珠海,珠海》、《30年:变革大交响》、《共和国之恋》等紧扣时代主题,引起热烈反响的大型诗歌作品。也许正因如此,诗歌界干脆封了个“时代歌者”的头衔给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穿浅灰色中山装,一脸微笑的“文人官员”表示:封“时代歌者”的头衔给他未必准确,但仅就写颂诗而言,确实是他自己的一种文化自觉,一种创作追求,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心灵使命,因为他的诗心永远为祖国跳动。

  风、雅、颂,也许还有其他体裁,才构成了诗歌的整体

  说到写长诗的缘起,丘树宏回忆说,今年春节期间,我决定创作一首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的长诗。正是在这个时候,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筹备出版一套向新中国60年献礼的著作,先后打电话要求我负责完成一首1000行以上的长诗。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一开始构思就碰到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写前30年,尤其是如何写‘文革’。第二个难题是刚刚写了《30年:变革大交响》,如何做到既不重复,又要重点反映出后30年的重要历史进程。由于这两个问题,有一段时间思路几乎处于胶着状态。”

  于是,他决定先不忙思考提纲,而是回过头来重读历史。“但当我真正围绕着长诗的构思进入回忆和思考的时候,却几乎要打退堂鼓。我忽然发现其实自己几乎没有读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就这样,丘树宏在工作之余,利用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突击恶补”了许多历史知识。

  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新的提纲慢慢浮出水面。在丘树宏看来,其中最大的构思收获是单列了一章“国之觞”,集中反映前30年尤其是“文革”10年的历史伤痛。“当我在提纲上敲打出‘国之觞’三个字后,一直搁在心头那块沉重的石头这才砰然落地,是啊,历史,对于人类的历史,尤其是对于沉痛的历史,我们怎么能回避呢!对于沉痛的过去,忘却就意味着背叛。”让他颇感欣慰的是,诗歌界许多人都认为,在“颂诗”和政治抒情诗中写“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尽管如此,作为献礼之作,长诗出版后在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同时,也引来了一些质疑。对此,丘树宏并不感到意外。他深知“对于政治抒情诗这种体裁,一直以来,特别是近些年,颇有些人不以为然。有人认为诗歌就应该是自我的,也有人认为诗歌就是反叛的,颂诗这种体裁压根儿就不应该存在。”丘树宏反驳道:放眼古今中外,我们就会看到如此说法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古人早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诗经的风、雅、颂,不就是实证吗?国外的情况同样如此。我们不会去排除‘风’,我们也需要‘雅’,我们也希望‘风雅’之士不要抗拒‘颂’。风、雅、颂,加上也许还有其他体裁,才构成了诗歌的整体,才是诗歌的全部。”

  由此,丘树宏认为,我们与其停留在该不该写政治抒情诗这个“伪问题”上,还不如多考虑如何改善和改革政治抒情诗的写法,尤其是改变曾经很严重的“假大空”的弊端,让颂诗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心灵。“对于以国家编年史和国家形象为对象的政治抒情诗写作来说,首先一定要对生命、人生、生活,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充满热爱、充满憧憬;同时,要全方位关注实际、介入社会、走进现实。政治抒情诗主要是‘颂诗’,但也可以包括‘讽’,在歌唱中也可以和应该有鞭笞,有时候甚至可以通篇都是‘讽’,但这种‘讽’的背后却包含着深切的‘爱’。”

  在不排除任何形式、风格的前提下,诗人最重要的是责任感

  自1978年创作带朦胧诗味道的诗歌《生命的觉醒》以来,丘树宏诗歌创作已经走过整整三十年。在这30年里,他出版过6本诗集,写过爱情诗、哲理诗、旅游诗,也写过朦胧诗,甚至有所谓的先锋诗。但不管是什么题材,使命感写作都是贯穿他诗歌创作的主调之一。丘树宏表示,这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写诗不仅成了他的终生爱好,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更成为他从政历程的“法宝”。

  做中学教师时,他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封信给刚上任的县委书记,信中附了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要求调到县文化馆去搞创作。“当时是由一个朋友用自行车带着去拜见这位还没有谋过面的书记,唯一的见面礼——一只西瓜,还是那位朋友掏钱买的呢。没想到见面后,书记反而看中了我的文字水准,让我去县委办公室工作,更没想到从此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此后,在不断变化的工作岗位中,他用诗歌抒发个人情感,更记录社会现实,为港澳回归、抗击非典、“神州五号”飞天、取消农业税、珠海特区建设等社会大事留下了诗歌的见证。

  丘树宏感慨地说:“坚持这么久,我都为自己感动。很多人比我聪明,比我写得好,但没有我这样坚持不懈。我百分之百是农民出身,加上父亲遭受冤案,生活在底层,受生活所迫,就想通过写文章的途径出来。后来慢慢演化成了两种想法:第一是喜欢。每到一个地方,有什么感受都喜欢用手机写诗记录下来。第二是越是从政就越得写。其实从来就没有人逼我这样做,而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然而,对张扬责任感、使命感的诗歌,近年来人们一直颇有非议,认为其粉饰太平、缺乏创新,但作为强调诗人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代表,丘树宏则认为,人们其实误解了这一类诗歌,这类诗歌既可以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也可以充满想象、充满浪漫。“在我的理解里,保持诗歌艺术和主张使命感写作并不矛盾。但有人把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完全地分开了,以为强调责任感就只是诗歌的内容而没有形式。”

  在丘树宏看来,因为有所谓诗歌艺术性的“庇护”,一些诗人甚至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近三十年来,似乎很难找得到哪一本诗集,或者哪一首诗能生动而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能与这个时代相符。其实,政治是最大的‘人学’,政治只要存在着,它就是一种社会、一种生活、一种现实,如果历史缺少了这一块,人们会觉得不可想像,那么文学不也是一样吗?在不排除任何形式、任何风格的前提下,我觉得诗人最重要的是责任感。可以写个人生活,但个人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和内心结合紧密的诗,才能给更多的人以共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丘树宏充满激情地向记者表示,现在写诗对他而言,已不仅仅是个人爱好,更成为他的一种责任。他希望通过身体力行和有限的资源,带动更多的诗人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场,写出更多贴近现实、记录时代的好诗。

  盘点近年的文学创作,我们的作家、诗人有愧于这个时代

  在不少场合,作为诗人的丘树宏都表示,希望大家能忽略他的官员身份,更多关注他的诗歌本身。但如何平衡官员和诗人这两种身份,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丘树宏表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两种身份之间都是有矛盾的。“只能选择尽量地把握两者之间的结合或平衡。说我的作品没有世俗的东西肯定是假的,但我写诗的基础首先是要做好人。为诗为人为官的准则,‘真’是首要的标准,我深知并一直追求怎么在有限的范围里,用诗歌这种特定的形式说出自己的真感受、真感情。”

  丘树宏坦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他说:“在目前的中国政界,对于一位‘行政官员’来说,写作不仅是一份苦差事,而且还很容易让人误解,给人评头品足,甚至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自己也不时地会感觉到一种看不见的压力和一种说不出的氛围。比如有人说你‘搏出位’、‘捞过界’;最多的是说你适合去做宣传部长啦——这种说法跟一个人业余爱好运动、喜欢打球就说让他去做运动员一样滑稽可笑。”

  让他颇为疑惑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官文一体的,并一直以文人从政、官员写作为美谈,很多时候,能否做到官文融合还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对官员的评价标准。而今,最早由中国推行的文官制度,早已被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学习借鉴并加以改造运用,更已经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管治国家的共同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他不禁质问道:“为什么这种本来就不是问题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一个解不开结的问题了呢?”

  在丘树宏看来,究其因在于人们对官员写作一直有偏见,其实纯粹的作家、诗人对社会的反映并不全面,文人官员有责任而且可以用真实真诚的态度反映被作家们忽略或不熟悉的另一面。谁能说这就不是真实的生活呢?“我目睹并参与了改革开放特别是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对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巨大成就,我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震撼。从我自身的经历,我对社会的理解,我觉得我们不能对这么巨大的变化视而不见。面对这种历史性的变化,盘点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我觉得我们的作家、诗人确实有愧于这个时代。”

  丘树宏,笔名秋树红、香山一树。1957年生于广东省连平县。现为中共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已出版个人诗集《隐河》、《以生命的名义》等,著有《思维洼地——一个文人官员的心路历程》等。多次获省内外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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