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当代民族文学的现状与交流”研讨会提出——
应避免给民族文化“贴标签”
“让已经骑上摩托车的蒙古人再骑上马，让已经不住蒙古包的蒙古人再住进蒙古包，让早已开上拖拉机的蒙古人又赶上勒勒车……”为促进民俗旅游业的发展，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退回到已经消失的生活中去，以极其简单的符号迎合着人们对该民族文化的粗浅想像。11月4日，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研班(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围绕“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的主题，批评了这一现象为代表的、对民族文化认识上的浅化和僵化现象，提出作家应该力避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简单认识，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根基当中，深刻而准确地理解本民族文化，惟有如此，作品才能够有独特魅力。
作家们认为，目前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存在明显的误区。一是“贴标签”：“一提起蒙古族生活，便是逐水草而居，茹毛饮血，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提起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必定是粗犷豪放。本来鲜活的、多样的、复杂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被抽象化和凝固化了”，德昂族作家唐洁批评说。普米族作家鲁若迪基认为，民族特色不仅仅是民风民俗、民族服饰这些表面的内容，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内在民族特征才是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去着力书写的内容。二是“戴镣铐”：有作家提出，不能将“保护”变为“保守”，阻碍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自然进程。“我们说保护民族文化，并不意味着要保留一种原始状态的‘活标本’，社会的发展总是要以牺牲某些传统作为代价的”，黎族作家李荣国认为，作家要有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但也要认识到，民族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新传统生成的过程。三是“自我陶醉”：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布依族作家韦昌国等作家提到，虽然大众和评论家都会给予某种“民族特色”以喝彩，但作为本民族作家，一定要保持警醒的态度和文化自信，“敢于正视自己的民族，包括优良的和落后的传统”，不能将“独特的”一并视为“优秀的”。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应如何理解民族性，如何在作品中表现民族性？少数民族作家们表现出较为辩证、开放的心态。
彝族作家纳张元认为，民族性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需要不断地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也不能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而需要不断的交流学习，向兄弟民族学习、向汉文化学习、向国外学习，学习的目的不是消解削弱民族性，而是不断完善自我，自觉保持民族特色。
纳西族作家蔡晓龄谈到，当代社会中，作家们是在多种文化滋养中成长，每个民族作家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现代人”，然后才是哪个民族的作家，“我们一边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比较中去识别某个民族，一边又把某个民族放入全人类的大系统中去深入挖掘其作为人类成员的共性，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是少数民族作家，同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二者缺一不可”。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认为，少数民族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把本民族独特的经验与传统的情怀、民族文化的特质等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也要把人类共通的优秀品质发扬光大。把本民族的生活经历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相互参照，相互对比，站在更高的视点上审视、反省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写出人类共通情感的作品，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独有的情感密码。
少数民族作家们认为，应该创造出既包含各民族内在差异又能体现人类共通情感的作品，要正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也要积极应对，为丰富本民族文化、丰富中华文化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