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桂军——中国文坛异军突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9月07日10:43   广西日报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专题

最美的壮锦献给您——寻找、发现广西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文坛冲击波

  在闪烁着神奇之光的红土地上、在激荡着时代潮声的北部湾畔,60年来,广西文学长风当道、踏歌前行。改革开放后,在南中国边缘崛起的文学桂军,更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态势,掀起中国文坛一股股强劲冲击波,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上一道亮丽风景。

  广西是一个民族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民族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使广西文学具有强劲的创造力和发展动力。20世纪50年代,秦似的古体诗《吊屈原》、苗延秀的长诗《大苗山交响曲》、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包玉堂的长诗《虹》等相继“发声”,最先引发了人们对广西文学的关注。 

  上世纪60年代伊始,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刘玉峰的《山村复仇记》相继出版,开创了广西长篇小说先河。1979年,王云高、李栋的《彩云归》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凌渡的散文《故乡的坡歌》、陆地的长篇小说《瀑布》、韦其麟的长诗《凤凰歌》、周民震的电影文学剧本《甜蜜的事业》……将广西的人文风情又一次醒目呈现。进入上世纪80年代,壮族作家韦一凡的《劫波》、瑶族作家蓝怀昌的《波努河》、黄继树的《桂系演义》等长篇小说相继出版;潘琦、蓝怀昌、冯艺、彭匈等散文佳作不断。

  如果说长期以来广西作家以极具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作品,形成了广西文学的明显标志;那么一批新生代作家则以“突破‘刘三姐模式’,逃离‘百鸟衣圆圈’”的决心和挑战,试图走向一个新的起点。

  1985年,杨克、梅帅元发表了《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成为中国寻根文学思潮的先声。其后《红水河》《黑水河》《纤魂》《沼泽地里的蛇》《岩葬》等“百越境界”的创作成果相继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这是广西作家进军全国文坛的第一次集体冲锋。聂震宁以中短篇小说《长乐》《暗河》启动了广西文学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型。

  1989年,黄佩华、杨长勋、黄神彪、韦家武、常弼宇集体完成了《广西文坛88新反思》,在平静寂寞而又焦虑困惑之中对广西文坛发展现状进行反思和讨论。以此为契机,后来被称为“新桂军”,更后来被称为“文学桂军”的广西文坛新生代悄然登场。

  1990年,《上海文学》第12期推出广西作家的5部小说;1993年《当代》第3期同时推出常弼宇、黄佩华、凡一平、姚茂勤的4部中篇小说;林白发表《一个人的战争》成为女性主义经典文本……中青年作家创作活跃,不同题材的作品累累问世,纯文学、通俗文学、探索文学多元并存与竞争,文学批评初具锋芒,形成了文学桂军对全国文坛的又一轮冲击波。

  1996年7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花山文艺座谈会”,将打造广西文学新桂军列为“第一战役”,吹响了广西文艺向全国进军的号角。次年广西开始推行签约作家制度,一个更有利于作家创作成长的良好氛围逐渐形成,广西青年作家队伍在中国文坛崛起。1998年,《青年文学》第2期集中刊登了6位广西作家的小说。同年,东西首先突出重围,以《没有语言的生活》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1年,鬼子的小说《被雨淋湿的河》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以享誉全国文坛的“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为代表,文学桂军集体冲锋的态势已然形成。

  跨入新世纪,广西文学创作目标实行战略性转移,重点鼓励签约作家向长篇小说和影视文学精品发展。其后,《后悔录》《一根水做的绳子》《生生长流》《公务员》《顺口溜》等一批长篇小说相继面世,鲜明的思想艺术个性和不俗的文学品质引起评论界的普遍关注。

  在小说创作成绩斐然的同时,广西作家的影视剧本创作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电影《苦楝树开花的季节》《英雄》《十面埋伏》《寻枪》《理发师》《幸福时光》《真情三人行》《天上的恋人》,电视剧《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耳光响亮》等引发全国关注……广西作家频频“触电”,为广西文学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获得了更加响亮的知名度。 

  与此同时,映川、李约热、黄土路、刘春、锦璐、纪尘、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声名鹊起,广西女作家群渐成气候。他们起点高,层次整齐,富于才情,勤于探索,显示出广西作家薪火相传、蓄势而发的勃勃生机,广西文坛再次呈现“井喷”的壮丽。

  广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崛起,离不开瓯骆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哺育;离不开广西作家们对文学与梦想的执著追求;离不开广西文艺主管部门的扶持政策和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广西文学》于2006年起连续3年推出“广西小说新势力11人作品展”、“广西散文新势力16人作品展”和“第二届广西诗歌双年展”,完整地呈现了广西文坛青年作家的整体实力;被誉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的《南方文坛》一直关注广西作家的成长;广西文艺理论家们以推介广西文学为己任,为广西文化的发展推波助澜。

  在突破中创新,在超越中发展,如今的文学桂军不仅扩大了它的文化版图,而且也拓展了广西人的心灵世界,塑造了广西五彩缤纷、内涵丰厚的人文形象,提升了广西的文化自信。文学桂军铿锵的步伐将合着时代的强音,稳健地走向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文艺春天。(广西日报记者 秦雯)

  专家观点:边缘的崛起

  与综合类艺术或文化产业相比较,文学的崛起是最难的。因为,前者可以利用外省的资源,比如,利用外省的人才,利用巨额的资金投入。文学却是个人的事业、孤独的事业,它的崛起只能依靠自己。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国度,民族地区文学的崛起,更是难上加难。

  文学不仅是个人的、孤独的,而且是需要深厚的积淀的。有的行业可以爆发式地兴旺,而文学几乎不可能。反过来,一个地区文学的崛起,也说明这个地区人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说明这个地区整体文化实力的雄厚。

  所以,广西文学的崛起,特别难能可贵,意味深长。

  难能在于,这个崛起至少经历了广西三代作家的努力。第一代作家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向世界宣布了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存在;第二代作家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燃起了广西的文学薪火;第三代作家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广西三剑客”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知名品牌,“文学桂军”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享有盛誉的劲旅。

  可贵在于,文学虽然是孤独的事业,但它一旦崛起,就会对整个文化事业提供营养和能量,梅帅元、张仁胜之于戏剧,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之于影视,潘琦、蓝怀昌之于音乐,聂震宁之于出版,这些杰出的作家为其他艺术门类和文化产业输送了智慧和创造力。试想,广西哪一个成功的文化项目,能少得了文学人的参与?

  意味深长在于,文学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地域的。广西文学的崛起,不仅是广西作家的光荣,也是广西的光荣。因为,文学是一个民族性格的呈现,一个民族心灵的秘史,它虽然出自作家个人的创作,但传达的却是一个民族集体的声音。

  意味深长在于,文学不仅是“经国之大业”,而且是“不朽之盛事”。一部文学名著,既可以当下阅读,也可能传之久远。广西文学的崛起,不仅会对广西整个文化事业“输血”,而且,它还是广西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广西文学的崛起,不是单项性质的成功,而是团体性质的、综合性质的超越。(黄伟林)

  口述实录:

  “为作家创造良好的创作环境”

  潘琦(自治区文联主席)

  广西文学的发展与振兴要从原来的旧框框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子,那就是为作家创造良好的创作环境,为他们排忧解难。花山会议之后,经过一番推荐、筛选,首届签约作家人选敲定。1997年春,在风景秀丽的桂林榕湖饭店举行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隆重而简朴的作家签约仪式,8名作家与区党委宣传部、区文联签下了创作合约。

  签约仪式之后,我和作家们围坐在一棵桂树下,我给他们讲了一则笑话:有一位近视眼的男人到丈母娘家拜年,把趴在墙上的苍蝇误认为是钉子,结果把手里提的鸡蛋挂了上去,摔下来全部都烂了。第二年丈母娘吸取去年教训,怕女婿又出差错,预先在墙上打了钉子。可女婿进屋看到墙上的钉子,以为是苍蝇,气愤地说:“去年害了我,今年又来!”说着一巴掌打过去,手上流出了血!说到这里,大家哄堂大笑。末了,我说,时代变了,我们的思想观念也要变,对作家队伍,不能用老眼光看,经过几年的努力,广西文坛一定能重振雄风。

  “我应该写一个好一点的作品”

  东西(著名作家)  

  在我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未曾发表之前,我一直把我的短篇小说《商品》当作我的代表作。我开始写《没有语言的生活》时29岁,我清醒地认识到,年轻时没有多少用处的,我想我应该写一个好一点的作品了,于是我遵照鬼子的教导,开始咬牙切齿地写作,每天写一千来字……我比较满意的是,我把瞎子、聋子和哑巴放到一块来写,他们是三个人,也像是一个人。把他们三个人组合起来,无论是故事或者小说意蕴,都变得复杂而有趣了。面对三个无法交流的人,我尽量用最朴素的语言,也力求用词准确。

  小说写完后,我投给了《收获》杂志的钟红明编辑,不久便接到她的电话。她说李小林同志认为,这个小说比我以前的小说写得好,只是结尾处要略作修改。我觉得结尾的这一改,确实比原来的好多了。这个小说在《收获》一搁就是一年,也许这一搁,就搁出了我的运气。1996年第一期《收获》才发表它,这时我已经30岁,我想起一首歌曲:“三十以后才明白,要来的早晚会来;三十以后才明白,要爱的尽管去爱……”

  “我就是属于不安分写小说的作家之一”  

  凡一平(著名作家)  

  我写《寻枪》时还是个无名的作者,没想到《寻枪》拍电影后,人一下子就出名了。在《寻枪》之前,我大概写了超过一百万字的小说,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而且我的小说经常被退稿,比如《寻枪》就被退过稿,在《十月》发表之前,它是第二次进京。《寻枪》我是自己买票进电影院看的,主要想看看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银幕上是什么样子。影碟我也买了,主要是留个纪念。

  这几年来,很多作家都在搞影视,因为影视比小说巨大利益的诱惑,让人无法拒绝。我就是属于不安分写小说的作家之一。影视界则是我的福禄之地,因为如果不是影视的推动,我就不会有现在的名气,我的书也不会有人抢着出版,我的生活更不会比过去好。但对作家而言,一部小说就像母鸡下的蛋,但蛋到了导演手里,孵成怎样的小鸡则是导演说了算,而别人看了长大的鸡根本就忘了是谁下的蛋了。不写作,我的乐趣便鸡飞蛋打。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没有文学,我什么都不是。 

  “感谢广西文学界包容的胸襟” 

  杨克(著名诗人)  

  广西的文学主管部门尊重艺术规律,不因循守旧,把最好的条件提供给真正具有文学创造力的作家,并及时地对年轻作家的艺术实绩给以承认和奖励。仅就我个人而言,我也要由衷感谢广西文学界包容的胸襟。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我离开广西已经很多年了,但广西写作的朋友们,至今仍把林白和我等等在外省的作家诗人看作他们中的一员,直到今年仍花大资金把我们的著作重点出版,每每谈论广西文学艺术蜕变的文章,也总忘不了提及我们在早期为广西文学的“现代性”所作的微薄努力。这份乡情感念于心。名字能和中国最优秀的一个文学集群列在一起,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旧报新读

  广西的民族文学事业,与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同时起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陆地、李英敏、苗延秀、韦其麟、周民震、包玉堂、黄勇刹、蓝鸿恩、古笛等一批广西作家诗人活跃在中国文坛。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后,大大激发了广西各民族作家的创作激情,先后诞生了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长诗《百鸟衣》、歌舞剧《刘三姐》等一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优秀作品。他们是新中国广西民族文学事业的奠基人。——《广西日报》

  1997年,广西开始实施作家签约制度,这一次向文坛的集体冲击收获丰硕。一些作品先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实现了广西文学史上零的突破。广西文坛迅速活了起来,东西、鬼子、凡一平、张燕玲、张仁胜……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犹如“连环炮”在中国文学界炸响,一股更为年轻的“文学气候”正在这片红土地上形成。——《光明日报》

  在广西作家群体当中,有一个词一直被圈内人士提起,那就是“集体取暖”。在文学受冷落的时代,清贫和孤单是与他们同行的伴侣。签约制度的产生,使他们感觉到压力的同时,也感觉到集体的力量,一种被关怀的温暖。很多作家在签约后都深有感触,签约给他们带来温暖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奋进的力量。——《人民日报》

  广西文坛活跃着两个作家群:以中老年作家为阵容的作家群在继续扮演创作角色的同时,着力为广西文坛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励精图治的氛围,起着承前启后、扶持新人的作用;另一个作家群则是正在活跃的广西青年作家群,它意味着一代青年作家浮出水面,成为了广西文坛的坚实主力。如今,这支队伍在国家许多重要文学期刊上频频亮相,并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全国文学奖项,标志着广西作家已经改变了偏安一隅的心态,开始了进军全国的征程。——《文艺报》

  “新桂军”的异军突起,大大改变了广西作为一个文学边缘和弱势省区的旧观,也给中国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学报》

  广西文学的另一奇观就是:它为中国的电影提供了上等的文学资源。广西作家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与影视的本质区别,小心照拂文学作为文学的品质,严谨地将它们与影视作品区别开来,让文学与电影成为各自领域的纯粹的艺术。因此,尽管频频触“电”,广西文学作品的纯度与质感却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北京日报》

  除了刘三姐、阳朔风景、民间歌谣这些土特产之外,人们真正从“当代文学”的意义上开始关注广西,应该是“广西三剑客”崛起和《南方文坛》杂志的创刊。原因在于,他们的起点不是地方特色、边疆风情、民间歌谣,而是跟其他地方站在同一制高点上,与文学的“现代性”焦虑处在同一个语境之中,面对着同样的创作环境,提供了同样高质量的文学产品。——《光明日报》

策划:黄祖松 蒋锦璐 罗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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