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创伤—治疗”与复乐园想像——论艾伟长篇小说《镜中》
来源:《小说评论》 | 刘卫东  2023年03月02日09:47
关键词:《镜中》

小说《镜中》可阐释性很强,其精神向度方面的探求,是本文关注重点[1]。笔者愿意把《镜中》看作一部关于心理创伤及其治疗的小说,拟以此视角,讨论《镜中》中的“创伤-治疗”叙事。心理医学领域内,创伤引发的问题及其治疗,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2]。本文所谓的“创伤”,是指生命中遇到突然事件,对此前生活形成冲击,造成心理障碍;“治疗”是指通过自身或外部干预,试图克服创伤带来的问题。“创伤-治疗”叙事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而治疗路径,则是生命哲学的外化。《复活》(列夫·托尔斯泰)、《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蓝》(基耶斯洛夫斯基)、《祝福》(鲁迅)等,都可见创伤及其治疗路径,也寄寓着作家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从“创伤-治疗”视角解读作品的成果,已有不少,笔者也曾著文探讨[3]。《镜中》亦可归属此参照系。小说主人公庄润生遭毁灭性创伤后,经历了三个治疗路径,分别对应“生活”“心灵”和“方法”三个层面,最终重建生活。在《镜中》,如果把“创伤”比作失乐园的话,艾伟表达是就是“复乐园”的想像。本文以为,庄润生的创伤及其疗愈,隐含着《镜中》独特的生命哲学见解。

01

“创伤-治疗”思路的建构

《镜中》开端于突如其来的剧烈创伤体验。妻子易蓉酒后驾车,撞在铁围栏上,一儿一女不幸殒命,主人公庄润生不得不面对生命逼问。车祸隐喻断裂,在毫无征兆情况下,人物命运发生中断。小说开端就系上一个“死扣”,预设多种解开方法,为故事展开提供了多维空间。同样如此,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蓝》中,女主人公朱莉在故事发生就出了车祸,失去了丈夫和儿子。朱莉先是试图自杀,后来经过思想搏斗,在丈夫朋友支持下,获得疗愈,开始了新生。创伤之后,幸存者如何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走出精神炼狱?不同艺术家处理同样题材,有不同方式,艾伟也有自己的章法。《镜中》在叙述车祸时,艾伟已经按照设想,悄然完成了人物布局。庄润生是建筑设计师,财富几近自由,生活美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车祸发生时,他正与情人子珊在一起,没有接到妻子求救电话。庄润生失去妻子儿女,与此前的生活发生断裂,必然引发戏剧化的应对。另外,易蓉酒后驾车,违反常理,暗示这场悲剧并非简单车祸,还隐藏了庄家的秘密。同时,甘世平帮助庄润生处理车祸事宜,与庄家关系密切,欲言又止,颇具神秘色彩。诸多因素叠加,让正常车祸不同寻常,承担了多重叙事功能,为治疗的可能及困难做了充分铺垫。因此,这是艾伟精心设计的,有备而来的创伤。

庄润生的“创伤-治疗”之旅,呈现出“失乐园-复乐园”结构。本文将“乐园”具像化为“家”,并作为考察支点。在《镜中》,庄润生的创伤体验导致个人痛苦,但来源却是家庭的破碎。车祸后,他生活在失乐园的幻灭中,家庭生活场景魂牵梦绕。小说的情节设置,与庄润生重审自己的生活同步,或可说,作品通过庄润生,审视何为生活、是否值得延续。庄润生的选择,具有实验性,引领着故事的节奏,也隐含着作者的思考和判断。既是创伤,意味着其中有人无法得到疗愈,易蓉就是一例。发生车祸后,易蓉不愿面对家庭破碎的现实,笼罩在杀死儿女的自责中无法自拔,自杀身亡。如此设计,一方面出自情节考虑,因为作者要留给她一段时间,完成一封推动故事发展的信。另一方面,易蓉与庄润生的选择形成对照。易蓉很坚决地结束了生命,把难题交给了庄润生,也交给了小说家:庄润生为何要活着,将怎样说服自己。在《镜中》,与易蓉一样,庄润生的第一反应是结束生命,只求一死。“他想象一只巨大的怪兽吞噬了女儿。他颤抖着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火苗对准自己的手心。他听到手心的皮肤发出滋滋声,好像猪油落在不粘锅里发出的声音。他几乎没有感到疼痛。有一道光进入了他的脑子,好像他的头脑此刻正在燃烧,成了一台焚化炉。他看到了头脑中的光,以及光中孩子们的笑容。”(第25页)可以说,庄润生通过自虐,完成了一次自杀预演,他并不恐惧,反而渴望死亡。在巨大的创伤面前,庄润生无法自持,一直在死亡边缘徘徊。显然,对于庄润生来说,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家庭不复存在,失去寄托。“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如影随形,始终回荡在《镜中》字里行间,形成精神的内部紧张。创伤通常带来两个对生命意义的判断:一、是否还有必要延续生命;二、以何种理由,继续生命。逼问下,生命的意义究竟为何,人物就不得不回答。

至此,《镜中》通过“创伤-治疗”模式,搭建了一个平台。生存/死亡这个精神命题很少进入日常生活,但在《镜中》,却被凸显。考察文学史可知,“创伤-治疗”思路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很多作品中,可谓集体无意识。《药》中,夏四奶奶看到夏瑜坟上的鲜花,多少理解了儿子的追求;《祝福》中,祥林嫂受到恐吓,捐了门槛,但仍未获得治疗;《家》中,觉慧出走,以此医治原生家庭的创伤;《沉沦》中,主人公心理极度压抑,投海而亡。可见,“创伤-治疗”的背后,是主人公面临的严峻心理冲突,而解决方式,则各不相同。庄润生的治疗过程,既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也是他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和可阐释性,与其思想深度密切相关。当代作家不断受到思想性缺乏的批评,原因很多,非此文重点,此处不赘。与此不同,《镜中》主动选取了一个严肃的思想实验故事,毫不犹豫,颇具勇气。

下面进入到第一层面的“创伤-治疗”操作界面。庄润生的治疗,首先集中于外部生活,采取的方法是“遗忘”和“转移”。或可说,他试图摆脱父亲、丈夫的角色,以此冲淡创伤。一、转换环境,用时间疗伤。如想尽快走出创伤,方法之一是从原初环境出走,改变节奏,以免睹物思人、沉浸旧事。庄润生放下工作,四处游历,甚至深入缅北军事对峙区,差点丧命。通过时间,慢慢淡化创伤,适应、重建生活节奏,是治疗的重要方式。艾伟在小说中解释:“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自以为多么重大的事情,难以扛过去的事情,随着时光流逝都会变得无足轻重。这也是人这种动物得以生存下去的秘密,人有一种自动过滤掉创伤的能力和机制。”(第58页)二、投身公益,以爱滋润生命。庄润生通过爱的补偿,寄托自己的哀思。他投入公益事业,以儿女的名字,投资了希望小学,把对他们的爱,传递给贫困地区需要救助的儿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都有积极应对创伤的元素,其中,奉献爱心给更大多数,是较为普遍的一种。三、忘我工作,从创伤中汲取养料。理解创伤,能够打开新的理解人生之门,以对生命哲学的更深领悟,开启工作新局面。照此来看,庄润生的“遗忘/转移”应对措施,符合治疗方案。

不过,庄润生可以短期离“家”出走,但不可能终生流浪。从《镜中》看,外部生活治疗对庄润生来说,是失败的——或者,作为一部立意于探究人性深度的作品,必不会让问题轻易得到解决。《镜中》由四章和一个附录构成,第一二章以庄润生为视点,完成平台搭建和人物就位,并捎带进行了创伤后第一个层面的治疗。这个疗程的特点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动,转换生活场景,使人暂时离开创伤语境。在心理医学领域,很多创伤者,可能就此疗愈。但就庄润生而言,外部力量对心理的治疗是暂时的,他更需要的是复乐园,找到自己的新家,而不是浪迹天涯,依靠遗忘度日。随着小说的进程,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被揭示,他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失去家和亲人那么简单了。从而,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讨论登场,《镜中》渐入佳境。

02

生命哲学与心灵治疗

第二层面是心灵治疗,是深层和主动的。问题逐渐深入,庄润生如同一只麻雀,被送进解剖室。庄润生遇到的问题,不是具体的,而是来自于精神深处,如果不从生命哲学角度讨论,可能无法完全理解《镜中》的深层意蕴。一些宏大词汇不得不出场,这不是《镜中》特意选择的,而是它们本就存在,被故事激活。好小说总是如此,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与真正的问题对话,并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说找到创伤的原因是治疗第一步的话,《镜中》借庄润生,把思考延伸,进行了艰苦的心灵搏斗。关于庄润生第二层面的心灵治疗,本文将其概括为向内的“忏悔”和向外的“宽恕”。艾伟并没有把《镜中》做成哲学论文,而是将“忏悔”“宽恕”融化于庄润生的故事,看他如何通过自我拯救,完成复乐园意愿。

关于“忏悔”,此前研究成果甚夥。忏悔意识来自基督教“原罪-忏悔-救赎”思维,注重剖析灵魂,具有洗礼精神功能,并在文学中形成精神方向的旨归,代表作是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的同名作品《忏悔录》。忏悔是治疗心理创伤的路径之一。通过忏悔,剖析内心,鞭挞自我,从而可以净化道德,达到心理平衡。相比而言,同是心灵修炼,儒家、道家及佛教思想,提供了另外的路径,涉及到个人时,并不强调严厉的自我坦露与剖析。直到现代以来,与西学共振,我国作品中才出现忏悔意识,虽较为薄弱,但形成了“小传统”。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巴金等,把忏悔意识引入,加强了人物灵魂探析,增加了作品生命哲学讨论的维度。在《镜中》,根据题材,艾伟依托庄润生,打造了对忏悔意识的“家文化”解析。一、为何忏悔。相比而言,庄润生忏悔意识的“罪”感并非来自宗教体系,而是来自家庭本位。对国人来说,家庭承担了多项功能,也是个体存在的支点。因此,庄润生家庭突遭变故,精神支柱崩塌。他意识到,正是自己的错误,毁灭了家庭。小说交代,他从小与身为校长的父亲关系紧张,受到压抑,长大后很隔膜;母亲空缺,没有在作品中出现。可见,他没有得到过正常的父爱、母爱,原生家庭并不幸福。他的精神生活基本来自于现在的家庭。在庄润生看来,正是自己的罪过,害死了孩子和妻子,打碎了家庭。他自己说:“我是个罪人,犯过不可原谅的错。”(第108页)他的忏悔意识,更多来自对家庭毁灭的内疚。二、如何惩罚。庄润生的忏悔意识中自我否定的严厉程度,引人注目。国人意识中,并不缺乏自省,“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所执之标准,当然是伦理文化下的行事原则。现代以来,作家依据现代标准,对自我进行了严厉批判、否定。鲁迅《一件小事》中,“我”面对人力车夫,竭力榨出了自己皮袍下的“小”。郁达夫《沉沦》中,“我”对自我要求苛刻,以至无法承受。第一人称自白,就是忏悔。多数时候,自我批判的作家不是很多,带有忏悔意识进行自我否定的,更是少见。《镜中》中,庄润生受过现代教育,是建筑设计师,具有强大反思能力,能够对自己的困境做出理性判断。显然,这是《镜中》设置的结果——很简单,人物换成其他身份,就无法承载作者所赋予的精神探索功能。车祸发生时,庄润生正与情人子珊约会,处于关机状态,没有听到妻子最后的呼救。后来又知道,易蓉开车跟踪,发现他的地下情后,返途遭遇不测。为此,庄润生将车祸归因于自己,并做出决定,中止了和子珊的情人关系,承担了变故造成的心灵苦难。庄润生做出一个有意味的惩罚,对事件表示忏悔。他与子珊的关系,是一个隐喻的家,决计离开子珊,是对这个“家”的延续性、可能性的拒绝。三、个体成长。让灵魂有家可归,是治疗创伤的必由途径。《复活》中,聂赫留道夫看到玛丝洛娃被判刑,归咎于自己年轻时的罪恶,引发忏悔意识。他的赎罪并非针对玛丝洛娃本人,而是出自心灵的治疗,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安然面对上帝。庄润生则以离开家庭,自我成长的方式,回应内心的忏悔意识。庄润生在此前名曰有家,实际并不负责,一切交由妻子、朋友打理,是一个儿童型人物。受到创伤后,庄润生采取一系列举动,回归正常责任,重新考虑与子珊的关系。就此来看,庄润生从否定到新生既是一次自我治疗,也是一次回家仪式。人物的淬炼,往往经过艰苦的身体劳作和心灵震撼而完成,不经意间,庄润生完成了他的成长之旅,摆脱儿童式家庭地位。他以此为契机,用严肃的标准,对自己以往生活做了认识和清理。庄润生来自家庭本位的忏悔意识,确保了《镜中》立足现实,却对生命终极问题保持了不断追问。

对于庄润生来说,治疗是一次让灵魂回“家”的尝试,对内忏悔和对外宽恕,是同步进行的。宽恕的反义词是怨恨,如果忏悔指向自己的罪,宽恕指的就是他人的罪。犯罪受到惩罚,天经地义。在应对层面,却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采取严刑重典,除恶务尽;另一种认为,每个人灵魂中都有罪恶因子,无从逃避。基督教中,出自对个人罪愆的悲悯,主张采取宽恕。佛教对宽恕问题,同样如此态度。本文认为,作为一种对待他人罪过的态度,其实有因人而异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鲁迅的思想中,有很强的忏悔意识,是很多学者都关注和论述过的,但他坚决不主张宽恕。对于他人之罪,到底是怨恨还是宽恕,是思想史中一个难题[4]。《镜中》,庄润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艾伟用人物的思考和行为,对此做了回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庄润生开始以为自己是车祸的罪魁,无法释怀,进行了艰苦的救赎,以求治疗。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妻子易蓉与情同手足的好友世平之间保持着关系,两个孩子也是他们所生。被妻子和朋友欺骗,庄润生的创伤可想而知,面对此“罪”,他心怀怨恨,一直寻找报仇的手段。妻子已经自杀,他的目标就是报复世平。小说中,他几次试图杀死世平,但最终选择宽恕。他与世平去潜水时,正欲下手,忽然看到了一束光,他认为这是神祇对自己的召唤,于是住手,并且放下了复仇的念头。一束光是戏剧性说法,隐喻着他内心的律令,意味着他宽恕了世平,也宽恕了自己。由此,庄润生获得新生。

庄润生不再纠结于个人忏悔的泥淖,而是通过宽恕走出,从而达到了复乐园的目的:重回温暖的家。

《镜中》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弹性的问题:庄润生如何从创伤中走出,安妥灵魂。忏悔、宽恕,两个关键概念携带的是文学问题,但也必须得到现实的检阅。事实上,在对创伤的临床治疗中,宽恕意识已是重要的方法[5]。不过,艾伟显然不愿对上述理论做图解,而是更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难题及解决方式,这也是《镜中》对此问题的特殊贡献。

03

无边的创伤及治疗的可能性

并非每个流浪者,都能回到自己的“家”;失去了的乐园,也可能永远只能在梦中相见。有些创伤,即便怎样忏悔和宽恕,也不可能得到治疗。作品中治疗成功的例子固然有《蓝》《驾驶我的车》,但也有《沉沦》中的“我”、《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没有走出创伤的阴影。尼采、梵高、川端康成、海子等,遭遇精神危机,无法疗愈。

进入文学视野的,是烈度较强、时间较长的创伤,很难被治疗。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因为各种问题而造成的创伤,只不过有的显形,有的处于潜伏状态,未发作而已。就《镜中》来看,几位人物都是如此。庄润生在车祸未发生之前,就有创伤阴影。由于童年受到父亲压制,缺乏母亲关心,他严重缺乏安全感。表现在艺术上,就是喜欢使用“巢穴”造型,还被称为“巢穴主义”。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这是他试图寻找母爱的潜意识。表现在婚姻上,他选择易蓉,因为易蓉看起来端庄大方,母性十足,对他照顾周到。治疗过程中,他一次次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然后得到世平、子珊、穆少华等周围人的帮助,可以被视为确认自己受到保护,处于安全状态的尝试。易蓉的心理创伤同样自来原生家庭,她单亲家庭出身,母亲是私生活混乱的戏曲演员。她从小就知道利用美貌达到目的,敢于挑战道德禁忌,因为伪装幸福生活状态,身心俱疲,只能通过私下酗酒麻醉自我。车祸发生前,易蓉维持着表面上的家庭正常,但已不堪重负,处于崩溃边缘。世平为润生打理工作、生活事务,兢兢业业。因初恋失败,他一直处于爱无能状态,无法激发真正的爱欲。他与易蓉保持婚外情关系,饮鸩止渴,是对自己的治疗,也制造着新创伤。子珊仰慕庄润生,与他保持情人关系,背负沉重道德压力。由此可见,作品中人物的创伤是原生的,即便没有车祸,也同样存在。车祸是一个催化剂,让以往隐藏的创伤凸显,强调出了事物的极端状态,符合小说叙事原则,也让创伤由缓释变为爆发。因此,《镜中》隐藏着这个判断:即便文本中的庄润生得到疗愈,他的方法也不一定普适。庄润生的疗愈的阶段的、局部的,而创伤则是无所不在。《镜中》更进一步,到了第三层面,提出的问题不再是“如何治疗”,而是颠倒过来,追问“何为创伤”。

从治疗角度看,创伤可分为应激性的与普遍性的。应激性创伤源于突发事件,治疗过程更多借助医生、药物等干预,是短期行为。普遍性的创伤来自人生结构性缺陷。无论是谁,都能感受到生而为人的艰辛与困难,从而产生创伤,“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众生皆苦。老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更为极端地质疑生命意义:“生命是荒诞的罪恶,这不容怀疑——我对自己说。但我曾经生活过,现在还生活着,整个人类也曾生活过,现在还生活着。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人类不必存在,为什么要存在呢?”[6]这恐怕是天问。每个人都是无家可归者,“家”可能是某种存在的幻觉而已。普遍性创伤只能控制,很难获得治疗。《镜中》人物的创伤,看似突然引起,有应激性特征,实则问题早已深埋,是普遍性的。从根源上解决人生问题,是人文学科的努力方向,也在《镜中》有所体现。艾伟处理时,充满独特的个人智慧。他用先确定再否定的方法,层层深入,把终极问题引向更为宏大的思考空间。

首先,《镜中》否定存在一个永恒之“家”。艾伟确立了一个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智者,然后又将其解构。小说中,庄润生设计禅院,与飞来寺方丈产生了交集,并由此引入佛学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在传统文化中,佛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皈依佛门也是治疗创伤的途径之一。无论是《红楼梦》中贾宝玉,还是现实生活中李叔同,都是从佛家文化获得灵感。同样如此,庄润生从中不但获得建筑设计灵感,也将其运用在治疗方面:“润生走在放生池边上,莲花盛开着。润生第一次感到心里开出了莲花。他觉得自己的微笑也有了莲花的气息,好像他已经得道获修,已然从苦海中解脱了。他看到头上的蓝天,没有云彩,单调却深不可测,就好像人生,你以为你了解,其实一无所知。润生第一次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限度,承认自己的卑微。他感到‘无我’,正是这种‘无我’让他解脱。”(第120页)可以说,佛家文化在《镜中》,成为一个重要参照,让苦苦寻觅意义,试图从创伤走出的庄润生得到了治疗。小说的结尾,再次重申四面佛意象,对佛家文化的推崇可见一斑。但是,艾伟并没有把《镜中》写成与佛教文化的注释,反而,用解构的方式,进行了调侃。飞来寺释慧泽方丈引领庄润生认识生命,传递宗教价值观,堪称《镜中》的智者。庄润生听释慧泽讲课,不能完全理解对方意思,之间存在隔膜。他又发现,释慧泽独居时,喝着红酒,听着莫扎特的《圣母颂》,与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大相径庭。也就是说,《镜中》中虽然萦绕着佛文化,但作者刻意让人物与其保持了适当距离,并没有将其作为永恒之“家”。

其次,每个寻“家”者,都是“在路上”。作品“创伤-治疗”结构并未形成闭环。有谁能够真正治疗自我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镜中》给出了治疗方案,但也深知,苦难将始终伴随。一方面,作者写庄润生得到疗愈,让作品带有暖色,但也暗示并非一劳永逸。“润生一直是个科学主义者,虽称不上是一位百分之百的唯物论者,可也谈不上信仰何种神祇”,“在精心设计和铸造完禅院后,他自以为的‘科学’观念肯定是稀释了不少,在某种程度上他愿意相信有一个至高的存在物,并开始相信命运这种东西”。(第116页、第117页)庄润生最后修改,把《给世界的遗书》改为《给世界的情书》。上述思想行为表明庄润生获得疗愈,同时,相信命运、写“情书”,也意味着新一轮创伤的来临。另一方面,《镜中》中其他人仍然背负苦难,灵魂无法得到平静。易蓉最早用自杀寻求解脱,被羁绊吞噬。世平同样如此,在地震时为救庄润生而死。这个情节设计感很明显,就是为给世平找一个归宿:小说不得不让世平死,因为他背负创伤,但又无法像庄润生一样,通过悟性获得神启。同样,子珊对自己的治疗也并不成功。她远赴重洋,在美国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但内心从未宁静。在故事结尾,子珊知道怀孕的消息后,陷入更深的焦虑。尤有意味的是,冯臻臻来自上海,到云南支教,受到庄润生感召,带有理想主义气息。可是,她却被村民强奸,在当地草草结婚,还怀了孕。冯臻臻经常被家暴,却作为当代大学生扎根农村的典型受到表彰。《镜中》写了如此创伤,不肯给冯臻臻一个铺满鲜花的结局,正说明作者不愿让“爱能治愈一切”的通俗剧上演。

由此,《镜中》保持了对“创伤-治疗”问题的质疑。小说中,疗愈后的庄润生用设计图描绘自己:

“在青年的野心部分,润生保留了巢穴主义时期令人骚动不安的、混乱的、和宗教秩序相悖的光线;到了那个至暗时刻,光线变得幽暗,暗示这个人(未来的参拜者),怀着未能解脱的苦和恨,怀着生命的无解,怀着对至高的怀疑,以及自我的无助感;然后这个人来到佛前,光线变得明亮而平和,佛在光线下,沉静慈祥,无悲无喜,而这个人得到了大欢喜。”(第290页)光线明灭不定、人物在时间中穿梭、心理跳跃闪烁,这是一幅回到“家”、复乐园的场景。既是现实,又是想像,富有象征意味。艾伟不放弃复乐园的希望,但将其保留在创作中,如梦似幻,暗合《镜中》频繁使用镜子的意蕴。艾伟表现出温和、超然的一面,把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用舒缓空灵的叙述方式,娓娓道出。笔者以为,这正体现出一种“镜子”思维:真实和镜像同时存在,都是焦点,反而模糊了焦点。

04

小结

复乐园,是极具思想深度的命题。一个人在灾难中失去“家”,该如何面对,是《镜中》中的故事,也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外化。《镜中》写了一群现代人,伤痕累累,艰难治疗,上下求索,试图回到那个“幸福”的从前。艾伟构筑《镜中》时,展现出极大的魄力,毕竟,处理类似问题,需要与先贤和现实对话。究竟能不能回去呢?艾伟未置可否。庄润生的探索及结果温暖人心,但这点温暖又不踏实,如在镜中。智慧和悲悯为底,《镜中》虚实相济,蓬勃动感中带有淡雅、刻骨的忧伤。艾伟不让轻省的乐观主义泛滥,保持了虔诚的善意和良好的艺术手感,终自成一格。

 

注释

[1]艾伟:《镜中》,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引文出自该书的,只注明页码。

[2]如施琪嘉编:《创伤心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美]巴塞尔·范德考克:《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治疗中的心智、大脑和身体》,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3]刘卫东:《“创伤-治疗”原型与新文学文本细读——评王文胜<新文学创伤心理学研究>》,《学术评论》2021年第3期。

[4]西蒙·威森塔尔在《宽恕》中,借一个纳粹士兵临终向集中营里的“我”忏悔的故事,提出问题:“我在这位濒死的纳粹身边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冲击着我的心灵,也一定会冲击着各位读者的良心。有人理解我的窘境,赞成我的态度,也有人会谴责我,会认为一名凶手真的悔改了,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应该还不让他轻松。”这个问题引发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宽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3页。

[5]宗培、白晋荣:《宽恕敢于干预述评——宽恕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心理学进展》2009年第17卷第5期。

[6][俄]列夫·托尔斯泰:《忏悔录》,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