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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剑 文艺:军营生活已融进我的血液里
来源:《解放军文艺》 | 曾剑   文艺  2022年12月21日08:23
关键词:军旅文学 曾剑

曾剑,湖北红安人,从军二十七载。文学硕士。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辽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深造班)。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等发表小说三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向阳生长》《山河望》;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玉龙湖》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入选多种小说年度选本。曾获军内外多个文学奖项。

 

“不要跟风,别人写什么你就写什么。写现在的兵,写他们当下的军营生活,写你一个农家军人对军营独特的感受……”

文艺:曾剑好,说你是《解放军文艺》培养出来的作家,你没有意见吧(笑)。你在咱刊发表的作品,怕有三四十篇。我记得我编的《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获了全军新作品奖,《向大海》被《小说选刊》转载。还有近两年你在咱刊发的《乌兰木图山的雪》《康定情歌》,通过一个兵对军营生活的适应到热爱的质感描述,行文充满了军事文学特有的明朗、阳刚与劲健,用你作品中的一段文字可以形象地概括:“哨兵这两个字,从哨兵自己的嘴里喊出来,传进耳朵,哨兵心为之一震,如同听到自己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让他恢复成哨兵,于是,哨兵挺胸、抬头、收腹、提臀,两腿绷直,两眼平视前方,把自己站成一个标准的哨兵。夜的黑漫过来,路灯的光,像夜幕里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一个哨兵站立的姿态,其实是留在他脑子里的,那个画家笔下的哨兵,阳刚、帅气、有质感,像一尊青铜雕像。”还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刊投稿并发表的作品吗?讲讲当时的经过。

曾剑:二〇〇〇年秋,我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二图书编辑部(长篇小说编辑部)帮助工作,《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就在隔壁,近水楼台,每期的杂志,我第一时间看到,那上面的故事吸引着我,我就模仿着,把军营里发生的小事,写成三个故事,交给了《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仅一天,王瑛老师就把我叫到她办公室,她当时是杂志的副主编。王瑛老师告诉我,这三篇小说可以发表,放在“精短小说”栏目。三篇小小说(我不敢称为精短小说,有自吹的嫌疑),两个都改了标题,发在《解放军文艺》二〇〇一年第二期,《一路同行》,很快被《小小说选刊》《作家文摘》《青年博览》等八家报刊转载,我们军区《前进报》转发,配了作者照片、简介和创作谈,这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是很大的鼓励。那时候,王瑛老师就说,我的小说,写得并不完整,但里面某些细节,很打动人。她告诉我,要保持,写作,就要在生活中,捕捉这些细节。

二〇〇六年的一个冬夜,我在辽西某人武部值班,夜里,我走出值班室,眺望遥远的南国,突然想起我的父亲,特别想。与众多的父亲一样,他是伟大的,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为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未来,他一个个把我们往外送。那个万字短篇,我写了整个通宵,那是我写得最快的一篇小说。小说写完,我泪痕满面。于是,就有这样的结尾:“父亲立在风中,朝着北京方向眺望的目光,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眼泪涌出来,在这寒冷的冬夜,温暖了我。”

这篇题为《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的短篇,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二〇〇七年第十二期,由文清丽老师编辑,还写了编辑手记,我至今还记得:“未能从军的农民含辛茹苦,费尽周折送三个儿子当了兵。乡谣般的故事,饱蘸着一腔热爱兵营的炽热情怀。感染着作者,也温暖着读者。”这篇小说,获得全军新作品奖,这是我的第一个获奖小说,对我鼓励很大,也让我意识到,写小说要真诚,真诚,才能打动人。

文艺:办笔会是《解放军文艺》坚持多年的传统,每次笔会,我们都会发现一些好的作品、发现一批有潜力的年轻作者。你记得你参加《解放军文艺》笔会的一些情形吗?能否谈谈你的感想?你能谈谈笔会在你创作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吗?

曾剑:我参加《解放军文艺》举办的笔会很多次,每次都记忆深刻。我其实是一个记忆特别差的人,总也记不住开笔会的具体时间,但笔会期间的一些细节,我至今难忘。二〇〇〇年,总政艺术局与《解放军文艺》在空军指挥学院,举办了全军青年作家班,那个班时间不长,一个月,其实可算作一次大的笔会。

那次笔会,我收获很大,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那时还没怎么发表作品,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是《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对我的有意栽培。

“不要跟风,别人写什么你就写什么。写现在的兵,写他们当下的军营生活,写你一个农家军人对军营独特的感受……”二〇〇九年初夏,沙河全军中短篇小说笔会上,王瑛老师的话像晨雾里的一盏灯,让在文学道路上陷入迷茫的我,一下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方向。《士官的白天和夜晚》《饭堂哨兵》《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等小说,就是在那次笔会之后,慢慢写出来的,都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我在《解放军文艺》共发表小说近三十篇,部分作品被著名选刊转载,收入权威年度选本,几次获军内外重要文学奖,我因此成为沈阳军区创作室的一名专业作家。

我多次参加《解放军文艺》的笔会。笔会是作家写作道路上的加油站,作家听课,作家间相互交流,常会碰撞出灵感火花。一篇小说的创作激情,往往就这么被点燃。

“我的文字,就是我安放灵魂的天地,就是我放在自己眼前的希望。”

文艺:讲讲你的文学之初,你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你有什么写作习惯,比如白天,还是晚上?是先有了提纲写,还是有了灵感一气呵成,然后再反复修改?

曾剑:我小时候就敏感,多愁善感。喜欢上语文课,喜欢写作文。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直到入了军营,在《解放军文艺》(时任主编凌行正)上读到一篇小说,《当过兵的爸》,作者田水泉,他把“爸”的过去,与他的现在,罗列在一起,平行叙述。那种散淡的语言,让我兴奋热爱了好长时间。那时候,我便开始尝试着写点文字,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在锦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写我们军营扫雪的事。

一九九五年,我军校毕业,在野战部队当排长,时间上自由些,我就看《解放军文艺》,看《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那时还没写小说,只是看。

写作给了我很多。写作充实了我的生活,让我变得纯粹。人的灵魂,需要安放,人要放一个希望在自己眼前,否则,没法往前走。我的文字,就是我安放灵魂的天地,就是我放在自己眼前的希望。

更现实的是,我通过写作,调到军区创作室,最后调到技术八级,分了房,买了车。

我写作有个习惯,喜欢清晨起来写,大概五点钟起床,写上一个半小时,然后去上班。这个习惯,是业余写作时养成的,那时候工作忙,正课时间要上班,只能业余时间写。清晨写上一个半钟头,白天就放下,不想它,忙工作上的事,第二天接着写。这样一年下来,其实也写不少。后来当了专业作家,这个习惯养成了,到点就醒,都不用闹钟,再睡就焦虑了。

我写作不列提纲,我知道这样不好,是一种偷懒,但没办法,列提纲的习惯没养成。路遥写《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写《白鹿原》,都准备了大量的时间,他们翻阅资料,每一章,每一节,都详细列出提纲。能像他们那么做,当然好,可是,我做不到,不过习惯了。我打腹稿,然后给每一个章节,每一段话,寻找合适的地方,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打磨、修改的过程。

文艺:你是南方人,又一直在北方当兵。你的作品在我看来,既有南方的细腻,又有北方的阔大。调创作室之前,你一直在基层部队,作品写的也大都是你熟悉的人和事,以普通官兵为主体对象,有通信员、理发员、牧马兵。短篇小说《饭堂哨兵》发表怕有八九年了,可我还记着开头:“哨兵来到机关大院,成为哨兵时,是初春,阳光在风中跳跃着。那一刻,哨兵是幸福的,像院落里的银杏、洋槐,白玉兰和紫丁香,被温暖的阳光和春风抚慰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期冀,像紧绷了整个冬天的叶芽,正悄悄地打开。”亲切、朴实,又有一股来自乡野间清新的风,成为了你军事小说的基调。你在写普通官兵时,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们同意你写他们吗?他们看了你的作品后有什么感想?

曾剑:我写基层官兵,首先是这个军人的某个动作,某个细节,让我感动,甚至产生一丝怜悯,觉得他不容易,就想写他。比如,我写《饭堂哨兵》,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饭堂的确有哨兵,不过,是为首长服务的。我们的饭堂在二楼,走楼梯,首长的饭堂在三楼,走电梯。首长来了,哨兵迎接他,给他按电梯,把他送到三楼小饭堂,然后下来,迎接另一位首长。有点像大酒店的服务生,只不过穿着军装。

有天,我突然想,他这么样一个身高、体貌都好的兵,不去基层训练,像个服务生,日复一日,亦步亦趋,对于他其实是一件悲哀的事。他会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吗?我这么揣摩他,就涌现出想写他的想法。

《饭堂哨兵》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我们创作室的领导,把这小说送给首长看,本来是想表扬我的创作成绩,结果,三天后,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饭堂,撤销了哨兵,据说首长从我的小说里,读到了一种“官僚”。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它很弱小,但它存在着。

《饭堂哨兵》发表后,我曾给那个哨兵一本。看后他说,领导,你写的不是我,我没那么好。然后,他腼腆地笑了。他又说,你写我,我感到骄傲。

我当时心里挺高兴的。

我小说里的小兵,都很可爱,我喜欢他们。我忍不住想去写他们,把他们的形象留在我的文字里,这些文字,丰富了他们,也丰富了我。

文艺:听说你是上门女婿,对岳父岳母像亲生父亲母亲。我记得你说是岳母吧,每次透析,你只要有空都陪着去。我想正因此,你的作品里充满了田野的气息,亲情的温暖。竹林湾是你邮票大的故乡,父亲、哥哥、村里的光棍等。你的小说中,总有不少纯洁美丽的乡村少女和嫂子们,如槐花、秀清、春光嫂及部队驻地的女理发师、房东儿媳等,她们给予了兵们无尽的温暖和关爱。就此请你谈谈你军营以外的创作题材,比如大别山系列,比如亲情系列,它们都是那么温暖清新。这些人物确有其人,还是你创造出来的?

曾剑:我热衷于书写故乡,这些文字,既是对故乡的灵魂依托,又是我内心的精神指向。我写故乡,比较军旅题材,更依赖于现实,大都确有其人,但毕竟是小说,有虚构的成分。这是文学作品的真实,但我内心是真诚的,我向往美好生活。很多美丽的女性,在我笔下的样子,是我内心希望她成为的那个样子。她们与现实中有差别,这种差别,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有的,非常接近真实。

文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你写部队题材时,有些放不开,有些主题先行的感觉。而你写的地方题材,不少细节都让我拍案叫好。我一直在想,这是曾剑吗?你认为呢?

曾剑:是这样的。写军旅作品时,总像穿着军装,被板着身子。地方题材,生活,细节,从小就浸染到我灵魂深处,与我融为一体。马尔克斯、莫言都说过,作家写作,走不出自己的童年。我写地方题材,是写童年,即便写现在,也是童年的延伸,所以那些细节,真实、朴素、自然,没有编造的痕迹,也不死板。写军旅文学,总是有些禁忌的,这很正常。离开军区大院后,我现在主要是写乡村,但每年“八一”“十一”,我都会写军事文学,这也是一种军人情结吧。我知道写军事文学的难,所以,我一直努力地想把它写好。军事题材不好写,有时会给人“隔”的感觉。怎样让作品不“隔”,我在努力,我们军旅作家都在努力。说实话,中国的军事文学作品,令人满意的不多,看看人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巴比塞的《火线》、蒂姆·奥布莱德的《士兵的重负》,那是真正震撼人心的军事文学。《红高粱》是成功的军事文学作品,它写出了战争中的人性,像莫言老师自己所说, “把人当人来写的”。

文艺:最近我读了你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慈悲引》,讲的是一个出家人与现实的纠葛,全文充满了悲悯情怀。我记得你好像讲过你们家弟兄五六个,你真有一个弟弟去当和尚了。你三哥,你写了他与他的紫竹林。还有你爱跳舞,且跳得非常有激情和投入,这在文坛上是大家公认的,果然你终于写了短篇小说《哨兵北舞》。你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你还有什么其他爱好?这些是否对你创作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曾剑:我家弟兄六个,老六出家当了和尚,这是真实的。

一个人,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包括跳舞,《哨兵北舞》,就是对我喜欢舞蹈的回馈。

我的小说,真实的部分所占比例不小。就我的写作经验,向生活索要素材,吸取现实生活营养,是众多小说家绕不开的一条路。我小说的出发点,是现实中有这么个人,这么件事,或某个点,触动了我,有时是感动,有时是疼痛,于是就动笔写。写作过程中,我努力地让真实的部分,不要太实,而让虚构部分,要写得像真的一样,这是一个作家的素养。法国批评家圣伯夫认为,作家生活的某些细节,能用来解析作家的秘密。他的这一观点,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在我看来,过于绝对。“文如其人”的说法,只是相对的,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更多的是指精神层面。事实上,一个作家选取某个故事,即便他选取的是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他脑子里成长、发酵,经过他孤独辛苦地创作,最后,他奉献给读者的,并不完全是当初的故事,而是其内心生活的分泌物。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就指出,作家要大胆地撒谎,但谎言中要有“真实”存在。这一点,我其实做得不够好,我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作家,我今后会努力,力争让自己的想象力飞起来,带着我的作品一起飞。

文艺:了解你的人都知道你心细如发,你总在细微处让人感到你为人处事的周到和细致。人都说文如其人,你感觉你与作品的人物有何相同点和不同点?有些人说作者应把自己藏起来,零叙述,对此观点,你如何看?

曾剑:我的写作,主要有两个版块,一是对故乡的书写。我的故乡,有着红色基因,出过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二百二十三位将军,有写不完的故事。我作品里的人物,无论他生活背景是乡村,还是军营,几乎都是基层或底层人物,而且这些人大都出生在南方。有的人物原型,就是我故乡人。也有东北人,我故意将他的出生地设置在南方,比如小说《雪花白雪花飘》里那个士官,我把他的出生地,设在我老家竹林湾,写作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亲,特别有感觉。

我作品里的人物,大都很善良,能忍辱负重,没有太坏、太歹毒的;太坏太歹毒的,我写不来。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吧。

上面这些,是我作品里人物的相同点,当然,是大致相同,真正写作时,每个作品里的人物,都力争是不同的,如果写的人物都相同,就是在重复自己,没有意义。每一部作品,哪怕是短篇小说,人物各有各的不同,不但要与自己以往的作品不同,更要与当下别人的作品不同。一个作家,要勇敢地拒绝当合唱演员,要努力发出不同于别人的、独具魅力的声音。

零叙述,也就是零度叙事。我其实不相信零叙述的存在,这只是评论家的一个提法,零叙述本身就是作者的一种叙述态度,凡是有态度,就是有情感存在,只不过叙述风格相比较更冷峻或曰冷静,但绝不是零度。

作家的素养,除了阅读,还要有想象力

文艺:请举例说说你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是如何启发和唤醒你的?你认为一个作家除了阅读,还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你有没有遇到创作的瓶颈期?你是如何克服并走出这个低谷的?

曾剑:我每天要阅读,我觉得,阅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与写作一样重要。

我是马尔克斯的“铁粉”,他的很多中短篇我都喜欢,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我看来,比《百年孤独》还要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恶的深刻揭示,托尔斯泰的厚度和广度,他《战争与和平》的恢宏气势,《安娜·卡列尼娜》的爱之悲痛,这些都深深吸引着我;《基督山伯爵》曲折精妙的情节,令人叹为观止;高行健的《灵山》,也是我喜欢的作品,喜欢那种叙述调子,喜欢那种鬼魅之气;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描写爱的残酷,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米兰·昆德拉用轻盈的语言,讲述沉重的故事,我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伤逝》《故乡》《在酒楼上》,老舍的《月牙儿》《骆驼祥子》、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的很多作品,我都喜欢。

我喜欢帕慕克、川端康成、沈从文、汪曾祺的诗意写作,喜欢谢友鄞老师的语言。

女作家我喜欢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那是与《安娜·卡列尼娜》一样伟大的爱情小说;我喜欢麦克勒斯,她写孤独,让人窒息;我喜欢萧红,我至今记得,冬天煨在被子里,读《呼兰河传》的情形,那是一个读者的幸福。我喜欢盛可以的作品,还有鲁敏和付秀莹,这三位七〇后女作家,实力都很强劲,且各有各的特点。有时候,我忍不住感叹幸亏有徐则臣、李浩、弋舟、张楚、石一枫等作家在那里支撑着,否则,真的让人觉得,中国文坛,七〇后,是“阴盛阳衰”(笑)。

我喜欢的女作家,还有迟子建、铁凝、马晓丽、邵丽等。

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比较多,也分时间段,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

阅读作家的作品,能唤醒阅读者内心深处某些沉睡的记忆,激发作家创作灵感。比如我看苏童的《城北地带》,我哥哥他们拿着棍棒,去“打仗”的情形,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我在写短篇小说《我们去战斗》时,就写到了哥哥他们“打仗”的事。

我觉得,作家的素养,除了阅读,还要有想象力,这其实是构建故事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想象力是可以提高的,想象力,有先天因素,也可以后天训练,那就是多思考,多揣摩。

我的创作,还没有到瓶颈期,因为我的写作,从未爆发过、井喷过,就这么不温不火不紧不慢往前走,没有波澜壮阔,所以说不上有瓶颈期。但常有写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借助阅读、旅行、健身,回故乡小住,来度过这个艰难期。我想,如果真的有一天,我遭遇瓶颈期,我能想到的,依然是这些办法,我想,我能克服。

文艺:你怕是咱们军旅作家里上学最多的吧?两次鲁院后,又进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你觉得这些不间断的学习,使你的创作取得了哪些长足的提升?换言之,它们解决了你创作中什么样的困惑与难题?通过学习,你在创作风格上有何大的改变?

曾剑:长足的提升谈不上,收获很大,一直在往前走,这是事实。

鲁院,是作家的圣殿,我认为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到那里去感受一下。鲁院,对我写作上的帮助是巨大的,最直接的是听课。印象深刻的课很多,比如听李建军讲《静静的顿河》、施战军主编讲《约翰·克利斯朵夫》,讲长篇小说里的抒情;胡平老师的年度小说综述,贺绍俊老师的年度长篇小说概况,让我们感受当年那些优秀的长中短篇小说作品;孟繁华老师在课上,批评很多当下作品无情无义、邱华栋老师讲小说的结构,像万花筒似的,一下讲出二十多种。这些,对我的创作都有影响。有次坐在台下,听徐则臣讲课,那是一种咖啡加糖的感觉:看看人家,比我年少,讲起世界名著,滔滔不绝。

在鲁院,不只是听文学课,什么课都可以听到,陈丹青的绘画,戴锦华的电影,欧建平的舞评,黑白的摄影,欧阳自远的月球知识……鲁院是“教”,也是“熏”。很厉害的作家,突然就在鲁院成了同学。成了同学,就可以坐在一起谈论文学。我们就是鲁院种下的一颗种子,在合适的温度、阳光、雨露下,必定要萌发。

鲁院与北师大联办的研究生班,教学更系统、更专业,张清华老师、张柠老师、张莉老师对现当代文学的讲解,让我受益匪浅。在北师大,我很荣幸,成为了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教授和著名作家苏童老师的学生。

获得自信,是我读鲁院和北师大的最大收获。我以前写作,特别自卑,作品不愿示人。我三进鲁院,并步入北师大,不知不觉中,困扰我的自卑心理,像清晨的雾,在朝阳下,慢慢散去,我变得自信了。自信,是一个作家往前走的必备条件之一。

从北师大开始,我感觉自己走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这应该算得上我的一个转型。转型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一个运动员,他习惯了那种打法,让他改变,是很痛苦的事,但这是必须要闯过的一关,否则只会原地踏步。现在,尤其北师大毕业后,我的小说少了温暖、清新,更多地关注人性之疼,人生之痛。我觉得,那样的作品,更接近文学本质和生活本身。

文艺:这几年,你的创作突飞猛进,从《人民文学》《当代》一路走来,可谓花开全国,你会不会认为自己的作品量有些多了?有些人说,作品不要写得太多,对此你如何看?

曾剑:突飞猛进算不上,只是近两年一直在发表,没让手中这支笔生锈。我近年创作、发表的作品,对于我来说,符合我的创作节奏。我早上、上午写作,下午看书、健身。我写得并不太快,每天写得也不多,只是一直在坚持。时间长了,就感觉有些多。至于质量,我并没有因为这两年写得多一点,我就降低标准,每一部作品,我都改了又改。比如,我曾把《向大海》中篇,改成了短篇,最后的文件名是“向大海之十六”。我的作品,实在改不动,才往外投。

我觉得,作家主要的是写,写与看相结合。写得多,只要态度严谨,认真,反复修改,也会很好。如果十年磨一剑,每天就写几十个字,也没有必要。作品的质量,与快慢并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造成作品质量高低的因素很多,如灵感、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情绪、周边环境,等等。我认为,有时间,思路能打开,就写,但不要把自己掏干了,每天写到一定量,有意识地停下来,给明天的写作,留下“药引子”。海明威就是这么干的。

文艺:你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听说写了六年,讲述的是大别山南麓杨氏家族四代人从军卫国的故事。小说以个人史、家族史为脉络,将红色精神、革命血脉贯穿其中,人们的命运被细密地绣在竹林湾的画布上。在《向阳生长》序言中,著名作家邱华栋说,这是一部极具可读性的书,是一部阳光之书,一部成长和忏悔之书,也是一部在乡村树荫下渴望阳光、努力生长,并且终于在阳光下茁壮成才的少年之书。你认为此作是你目前最满意的作品吗?能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请你谈谈此作品的优长和不足。

曾剑:《向阳生长》这本书,写得很艰难,我在十月文艺出版社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谈到过,这种艰难,不是不知写什么,而是想写的太多,不知道裁剪、取舍。这本书的优点,我不多说,让读者评判。我想说的是,这本书,我是用心书写,反复打磨的。我不轻易交稿,也不轻易给出版社。在此之前,有两家出版社,两家文化公司想出,我都没答应。我把它交给十月文艺,这是个正确的选择。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真实,它无限接近我的生活,写的是我骨子里的东西,血液里的东西,这些文字,可以说,是来自我灵魂深处。

《向阳生长》与我以往的军事题材不同,这次,我正面写军营的少,军营只是个背景,二爷是丰碑,二奶是爱情的象征,聋二的爱,更广阔。

说起来挺有意思,我原本想把“父亲”当作第一主人公,写着写着,聋二抢走了他的位置,他的形象,比父亲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留给读者的印象更深刻。

毫无疑问,《向阳生长》是目前为止,我最为满意的作品,但也有不足,关于家族史,应该多写一些,这算是一个遗憾。文学,其实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部作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完美,永远可以修改,但若真的一直修改下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作家要往前走,我要积蓄力量,投入下一场战斗。

年轻真好,但青春易逝,请珍惜军营时光

文艺:“我在部队待了二十七年,我已经离不开部队了。我迷恋军装,热爱部队,热恋军营。我听到号声就兴奋。我看到小兵走队列,仿佛我也回到那个年轻时代,浑身是力量。因为改革,我得离开部队,但我非常不想走,把到地方报到的时间,一天天往后推。”读到你的这段话,说实话,我感同身受。这可能也是我们每一个军人共同的心声吧。军装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农村子弟的命运。你虽然离开部队了,可我在你朋友圈发现,你仍经常到哨所、边防去采风,可见绿色已烙在了你的生命中。你是哪年入伍的?当兵后从事什么工作?讲讲你难忘的人或事。你是如何处理工作和创作的矛盾的?最后,请给年轻的官兵说句人生忠告,好吗?

曾剑:我是一九九〇年入伍,当兵在锦州。新兵训练结束后,当过通信员、炊事员、炮班长。我的经历多,故事多。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一是我考上了长沙炮兵学院。另一件事,就是参加抗洪抢险。我所以说这两件事,考学让我跳出了“农门”,改变了命运;而抗洪抢险,差点要了我的命。

一九九八年八月,黑龙江发生洪灾,我们部队奉命参加抗洪抢险。我因为水性好,年轻,主动加入“敢死队”,多次潜入深水堵管涌。惊涛拍岸,浊浪排空,几次呛水,挺吓人挺后怕的,但我没有退却。

从十八岁入伍到离开部队,是最美好的二十七年,真的不想走。心里有一种东西,放不下。我睡眠质量特别高,但离开部队那段时间,我常常在黎明就醒来,然后,不知道干啥,睡不着,写不下去。

真正把我从那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拉拽出来的,是读书,到鲁院北师大联办的作家研究生班读书。我沉浸在那些文学名家讲座里,沉浸在文学院老师教授的创作理念中。

军营是一个特别的领地,我想对年轻官兵说,年轻真好,但青春易逝,请珍惜军营时光,在军营里,做一个逐梦的人,用青春和汗水,编织那美丽的、绿色的梦,只为多年以后,当你离开部队,回望军营时,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