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行走在广袤的文学原野上，不经意间会收获意外的惊喜。在这个比往年更加温暖的初冬，我收到了文化学者、文学评论家李恒昌先生的新著《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这本著作，坚持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以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理据，以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多类样貌为资鉴，立足张炜文学生命历程的探索、创作思想和艺术特征的理性辨析，深度解读了张炜灵魂的密码，精准分析了张炜文学长城的光谱，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张炜，以逻辑的力量客观上印证了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所言“张炜享有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作家的盛名”的论断。

一、深度挖掘，实现了对张炜精神世界的破译解读

我曾在《以文学之名对话、倾诉与聆听》一文中说：“张炜是视文学为‘信仰’的作家。在他那里，文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抚慰和审美寄托，也非炫技炫智的话语演练，文学是精神存在的最高形式，亦是生命印证的最佳方式。”恒昌先生正是从“最高形式”和“最佳方式”这两个层面，将沉潜、渗透在张炜文学生命及其作品中的原发性精神思想挖掘出来。作品通过逻辑模型构建出一个“场”，在这一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精神思想的“场”中，更有恒昌先生对张炜及其作品精神思想之基本粒子存在、生长、流变、影响、衍射、成因等诸方面的分析和解读，为我们清晰展现了张炜及其作品精神思想的时空维度和生长向度。一是哲学精神的包容性。恒昌先生以逻辑归纳的方式，揭示了张炜及其作品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义，屈原、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文学作家的精神形态，经过张炜的思考、融汇、冶炼、升华，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这些皆通过对作家文学生命及其作品的深刻分析而得出。哪怕一个掠影式小人物的叙写，也无不透出哲理的光辉。《秋天的思索》中对“老得”这一人物“隐忍”、“执拗”、“反抗”的分析；《九月寓言》中对“忧伤”品格元素的集成；《古船》中“扶缸”“倒缸”及“铅筒”意象的解析；《艾约堡秘史》中对“荒凉病”的把脉诊断，凡此种种，都透视了作家作品精神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深厚的哲学意蕴。恒昌先生在对《古船》系列人物逐一分析后得出结论：“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拷问的灵魂终将肤浅。《古船》正是依靠主人公的反思、拷问和内省，增加了作品的深度，使之成为一部深刻之书、深邃之书和深远之书。”二是历史精神的丰厚性。《大地上的长恋》生动解析了内蕴于张炜文学生命和作品中的历史内涵、历史精神和历史灵魂。对徐福故事的钩沉、秦皇焚书坑儒后百家思想何往何归的担忧、东莱古歌的深度发掘，米兰・昆德拉、托尔斯泰、福纳克思想光谱的深刻分析，意识形态所遮蔽历史的正本清源，更有繁密鲜活的历史元素通过系列人物、场景、事件“闪回”出来，所有这些，以应然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来把握历史的气象血脉及与当代现实贯通的历史必然。三是精神生长的无限性。《大地上的长恋》中有难以数计的或深情或激愤的对人生、社会、历史、植物、动物、山川、河流乃至宇宙的追问。从逻辑上分析，恒昌先生省略了“追问”的大前提，即这种“追问”一定是站在了前人追问结果之上的，自然这种追问是历史的更是哲学的。恒昌先生在解析《楚辞笔记》时，以包含深情的笔触写道：“从瑰丽浪漫的文字，读出了那个生命的脉搏和律动。不是在和一个人对话，而是和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所有特质，都在屈原一个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楚辞》是一首离别之歌，在张炜那里，是义，是情，是缠，是绵，是断，是舍，是离。用最优美的文字，最充沛的情感，最理性的视角，置身当时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挖掘其内心思想和情绪的波动，展示其悠长的心路历程，阐释诗人所处社会最复杂、最本质和最重要的关系。血脉何所承？从生命的源头开始写起，诗人的渊源、血脉，像人生抛物线的起点，将意味着怎样的传奇、怎样的人生戏剧？这是血缘与生命奇迹的关系。”恒昌先生用“天上何所见”、“神巫何所启”、“终将何所去”等十七个“问答”，回答了若干接近终极的宇宙、生命、人性的历史、哲学、社会命题；然而，追问丝毫没有停下来，一个“终将何所去”，表明了“追问”在空间上无限延伸、在时间上无限延长的属性，也进一步说明，张炜及其作品的精神时空是充满了激情与活力而不断蓬勃生长的。这些根本性的追问，不仅属于张炜，同样也属于恒昌先生。“宁伽的影子，所有灵魂和精神皈依者的影子。她解开了，一个秘密，一个传奇。关于一个普通的人，怎样成为一个伟大的圣徒。一滴鲜艳的血，怎样成为一条奔腾的红河。一棵小小的树，怎样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一个生命个体，如何吸天地之灵气，沐日月之精华，将自己化入莽野，融入天地，昂然而立。”只有这样的生命精神才会蓬勃生长，永远散发生命精神不息的光芒！四是启蒙精神的深刻性。《大地上的长恋》聚焦了张炜先生及其作品巨大的现代启蒙力量。这种启蒙，与五四启蒙精神一脉相承，又紧扣时代脉搏的律动而成为新的启蒙。张炜以“直抵心灵的力量、强烈的思辨力量、坦诚真实的力量”，高扬着启蒙的旗帜，张扬着尊重生命的现代理性，批判愚昧、奴化思想，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精神注入了新时代的内容；抨击当代拜金主义、物质欲望的无限扩张，找出了难以医治的“荒凉病”的病根。难能可贵的是，恒昌先生从作家及其作品中提炼出了疗救良方，即站在伟大的同情之伦理立场，鞭挞、启智、救赎。五是精神构建的系统性。恒昌先生试图完整建构出张炜及其作品的精神长城。在对《你在高原》的分析中，以“血缘”“梦幻”“行走”“爱情”“心灵”等十部“启示录”的分析，“像万里长城上的一个个城垛，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心连着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构成它气势磅礴、深沉雄浑、奇绝伟岸的生命图腾和思与诗的交响。”恒昌先生不仅描绘属于张炜更属于时代的气势磅礴的精神长城，也勾勒了一块块思想的砖石和精神气象的清晰脉络纹理。令人无法忽视，这座精神长城放射着不息的光焰，恒昌先生对那光焰谱系的细密分析，在“坚韧顽强、永不屈服、义无反顾”为基色的光谱中散发着慰藉心灵的光辉。

二、理性剖析，实现了对张炜文学生命世界的本真还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言：“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阅读《大地上的长恋》，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即便读者没有见过张炜本人，也能够透过恒昌先生的文本，真切洞见一个杰出作家文学长恋的旅程，真切感受杰出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情怀；即便没有读过张炜的原著，仅仅通过恒昌先生的倾情叙述，也能走进张炜、走进张炜作品的文学形态之中，真切体验张炜文学世界的质感和张力，真切感受张炜的为人为文所散发出的独有气息，共鸣其回肠荡气的浓烈抒写，共振其生命精神的蓬勃张扬。《大地上的长恋》能够做到对张炜及其作品的“本真性还原”是建立在从真实到真实的原则基础上的。这种真实企及了“人生细部”与“作品细节”。从表象到本质，《大地上的长恋》在四个方面对张炜文学生命世界与文学形态世界作了本真性还原。一是文学生命历程的本真性还原。诚如恒昌先生在书稿封底写下的文字：“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炜。”从1980年前的创作准备期到1980年第一次正式发表小说《达达媳妇》、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诞生、“芦青河系列”形成到系列散文集卷、《你在高原》获奖、万松浦书院开院，张炜的文学人生在恒昌先生的笔端徐徐展开。在病榻忍痛书写、在半岛游历放逐、在不断变换的时空里答客问：“为了完成这部巨著（指《你在高原》），他真的像一个真诚的地质工作者一样，足迹踏遍胶东平原，栉风沐雨，星夜兼程，‘从春天到冬天’，丈量脚下的土地，仰望天空的星辰，吸天地之灵气，沐日月之光华，从民间、从时代、从大地汲取营养和力量。”恒昌先生不仅写出了作家的文学生命历程，更揭示出了作家文学生命的文心与内核，这个文心与内核作为一个逻辑复杂系统深嵌于《大地上的长恋》的文本肌理中。二是人生和文学立场的本真性还原。这部著作通过对张炜文学创作生涯、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深度解读，力求“还原本真”的效果。在恒昌先生看来，张炜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一个大定力者，一个充满爱心的作家，一个勤勉忠实的劳动者，一个精神世界的守望者。他低调，内敛，倔强，顽强，淡定，从容，无争，沉静，有一定的保守主义思想，而不是一个始终充满激情的、呐喊着的“战士”。三是作品人物的本真性还原。“夜色里好像一点点洇出一个姑娘的面庞，她的姿容惊世骇俗。我一下坐起来，迎着夜色悄声呼唤：陶文贝——”“你是我闭关之后看到的第一位好姑娘。”“你是我疼得死去活来后看到的第一位好姑娘。”“她说出的每一句话都重若千斤，供我一生品味。这好比空前绝望中射进的一束永恒之光。我那时准备捧着这光走去，将整个世界都抛到身后。” 这是《独药师》人际和人物心理活动的本真性还原。恒昌先生在分析《丑行或浪漫》中写道：刘蜜蜡逃亡路上，曾“放浪”了自己，成了传说中的“浪女”——“光棍干粮”，满足了老光棍“蔑儿”等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也曾和铜娃发生“一次之情”，但这绝不属于真正的丑行。相反，由于她出于善良之心，应该视为一种“美德”和“善行”。这也绝对称不上“浪漫”，而是现实所迫的无奈之举。“我跑出来，跑了一路，遇上了不止一个可怜的人。反正我不想活了，就把自己交给了他们。”“小油挫把女民兵娶回家，因为不能生育，不能为老獾家传宗接代，便让她过上连奴隶也不如的生活，父子两人将其殴打折磨致死。这不是食人，又是什么？”恒昌先生从人物性格命运和人生价值取向层面对刘蜜蜡这一女性形象进行了“CT”扫描式的分析。不仅仅是刘蜜蜡这一形象，《大地上的长恋》中对所涉及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进行了本真性还原和理性分析。四是社会背景的本真性还原。在恒昌先生的著作中，作品的社会背景得到全息呈现。社会生活、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社会变革及社会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既有社会大背景如历史长卷的宏阔展开，又有人物生存所系的家族、人际、职场、变故小环境的繁密书写。小环境折射出大环境，大背景衍生出一个个形态迥异的小环境，历史背景与现实背景通过人物命运交汇，通达了“历史与现实互指”、“一切历史都是现实镜像”的辩证维度。这一点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近四十年来，这个镇子上，发生过许许多多令人震惊的事情。土地改革期间，从‘正剧’到‘悲剧’；还乡团归来时，从回家到复仇；大跃进时，从‘发烧’到‘发疯’；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闹剧到惨剧；承包制改革时，从利益到生命，不知扭曲了多少人的人性和灵魂，但有一样东西永远长存在洼狸镇。那就是几百年不变的‘扶缸’精神。”这是《古船》里时代大背景的再现。“相对于山区农村，地处平原的小村子文化是进步的，但是，他们的‘纯地瓜’文化，与山区的‘鏊子’文化，又似乎是一种落后。可贵的是，他们通过痴老婆庆余吸取了这一文化，将‘煎饼’和‘鏊子’引进了村子，解决了吃发霉的地瓜发苦、严重烧胃的问题。”这是《九月寓言》里小背景的再现。恒昌先生对张炜作品中关涉自然包括动植物书写的分析非常独到，他将张炜笔下的自然同社会背景一道有机融入到了人物命运之中，使之成为人物命运乃至人物性格、心理映射的有机组成部分，赋予了自然以灵魂和灵性。“那片充满生机的树林和那条奔腾的大河，构成一个纯美的世界，一个清贫时代的‘世外桃花源’，让主人公二兰子和小锣锅沉浸其中，也让读者沉浸其中。”“芦青河那周遭树多。大片大片的树林子，里面横一条路，竖一条路，非把人迷了不可。”一个“迷”字，加上一个“不可”，怎不令人神往？在他的笔下，即便林中的野草，也是那么美。“看吧，这儿的草叶才叫好呢！青青一片，崭新崭新的，叶片儿宽板板，长溜溜，就像初夏的麦苗儿。那草棵里面还有花哩，红一朵，黄一朵，二兰子先拣一朵大的插在头上。”从美到极致的自然景色的分析，恒昌先生得出结论：自然景色的美折射“最根本的是人性的美。”

三、诗意审美，实现了对张炜艺术世界的深度阐发

《大地上的长恋》从文艺美学的视阈对张炜作品的艺术世界从叙事、情节、结构、语言、情境诸方面做了诗意领悟，延展出作家作品艺术生态多维度、多向度流变的趋势，阐释了作家作品美的存在、美在何处、因何而美。透过《大地上的长恋》，可以深刻体悟到，张炜的作品呈现出密集的美学元素和蓬勃的美学张力，鲜活诠释了美学的重要范畴，又深度呈现了蕴含在作品中的美学精义。恒昌先生赞同王安忆所说“张炜身上最文学的东西，就是诗意。他也是一个抒情诗人，我特别喜欢他的小说。”他继而认为：“王安忆为什么特别喜欢他的小说，只因为他的小说里面蕴含的诗意和诗性。”“无诗性，不文学。”在其小说和散文随笔等“非诗歌”创作中，他也一直坚持用一双诗人的眼睛观察世界，用一颗“诗心”完成创作，所有作品都力求具有“诗性”：金子一般的语言，充满质感、乐感和美感。独特的诗性，为他的作品披上一道瑰丽的霞光，唯美、干净、大气。这是恒昌先生对张炜作品诗性的真情道白。一是诗性的叙述美。恒昌先生指出，张炜的全部作品就是献给大地、献给星空、献给天地之间无数行者的诗歌，或和乐奏唱、或引吭高歌、或仰天长啸、或独自默吟，成天籁之音、成劳作号子、成纾解幽愤的长调、成永远“下回分解”的莲花落子、成诗三百“美人遗之”的传世意蕴，时时呈现出诗象的律动与跳跃，处处散发着浓浓的诗意氛围。“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故事，神秘传奇、罕见且深沉，引人入胜。他将故事的交汇点置于结构复杂、颇具神秘色彩的艾约堡，平添了故事的神秘性、多样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艾约堡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和舞台，这个神秘难测的私人居所，结构特异，是狸金商业帝国集团的心脏，偌大一个集团的神秘和力量都在这里蕴藏和释放。一个看似外来化的名字，却包含着深刻的民间口语所表达的人生含义：痛苦绝望的‘哎哟’人生。而一个‘堡’字，似是隐喻城堡主人豹子一般的性情。”这是恒昌先生对张炜作品叙述美学的发现和延展。二是诗性的意象美。从整部作品的诗意氛围、到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处场景、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物件都指称着、蕴藉着丰富复杂的精神意涵，这无疑是诗的意象。恒昌先生在分析《九月寓言》的艺术特色时，对蕴含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夜色”“酸酒”“䱓鲅”“奔跑”“地瓜”“九月”“少白头”等十二个“意象”进行了系统的细密分析。“石碾是一种意象，它是村民粉碎粮食的地方，也是女孩子躺下的地方；杨树是一种意象，村民在这里守望，痴老婆在这里守望。草垛是一种意象，村里青年男女钻进钻出的地方，也是怀上新生命的地方。”恒昌先生着力强调：“只有读懂这些意象，才能真正读懂《九月寓言》的内涵。”三是诗性的语言美。“不能真正进入他的语言，就不能真正理解他本人，也不能真正享受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美。他始终坚持用一颗诗心在创作，诗性是其语言第一大特征。他始终坚持‘静悄悄式’低调写作，内敛性是其语言的第二大特征。他始终把心理描写放在重要位置，倾诉性是其语言的第三大特征，这种倾诉性，具有三大力量：直抵心灵的力量、强烈的思辨力量、坦诚真实的力量。他始终不忘构建独特的意境，不可替代性是其语言第四大特征。”事实上，恒昌先生以互文见义的笔法同样表达出“内敛性”、“倾诉性”、“不可替代性”是诗的独特内质的理念。这可视为《大地上的长恋》对张炜语言美学的新发现、新延展。

张炜与他的文学世界的确是一场与天地同行、与日月并老的精神恋爱，深沉、苍凉、执着、悠远。一如《大地上的长恋》结尾所言：“这是大地上的长恋，精神的长旅，犹如几何学上的射线，有始发点，有方向，没有尽头，没有终点。”恒昌先生这部既铺张扬厉又温婉多情，饱含着理性思考和感性情思的著作，又何尝不是他与张炜、与未曾谋面的读者的一场精神长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