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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商务印书馆有两个高，一个是高凤池（1863-1950），一个高梦旦（1870-1936）。也许是因为张元济的关系，一高为学界注重，另一高则较少被后人提起。受到注重的高梦旦，被出版家陈原等誉为商务的“参谋长”。这里要说的则是高凤池，这位有点被历史遮蔽的人物。

商务的创业元老

高凤池是商务真正的元老，商务印书馆创业四元老，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之外，便有这位高凤池。他们都是清心书院的同学，有的还有亲谊关系。关于高凤池的早期经历，商务印书馆早年的《馆务通讯》第1期有《高氏传略》谓：“先生世居上海虹口，幼年生活很苦，父亲早死，由母亲陆氏抚养，11岁进清心义塾求学，半工半读。21岁入美华书馆，31岁升为经理，34岁和夏瑞芳等创办本馆。”因为出身教会学校的关系，高凤池终生都是一个基督徒。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动议是由夏瑞芳和鲍咸恩提出的，“高凤池是对他们的动议进行研究认为可行的人”。这很重要，没有相对有经验的高凤池的肯定，这一伟大的设想也许就胎死腹中了。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资本共3750元，500元为一股，四位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各一股，高只有半股，为250元，但鲍咸昌一股中有半股是向高借的，他们四人共三股半，计1750元，其他都是募集的。他们四人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夏的钱是由太太外借的。创业艰难，由资本筹集一途亦可见。

有句话说商务印书馆是“大上海的小作坊”。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商务创办的1897年，上海还不能称为大上海，不过早就有了路灯。商务印书馆倒确实是一家弄堂里的小作坊，只考虑印书的小作坊。

这几个人能够考虑到印书，已经说明他们比一般人有眼光。因为当时的新兴印书业的两个条件已经成熟，其一印刷术有所改进，他们又在清心书院学过印刷技术，且有报馆排字经验；其二是市场也呈现出一线曙光，新式教育正在替代旧式教育。这一切得益于资本主义在上海已经初兴，新市民社会于无声中形成。他们的有利条件是，他们都有相关经验，夏瑞芳与鲍咸恩在英国人办的捷报馆做排字工，高凤池与鲍咸昌在外国人办的美华书馆，高还担任经理经手进货等事务。美华书馆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印书馆，由美国人费启鸿牧师和中国牧师鲍哲才主持，主要出版《圣经》和宗教书刊及供教会学校用的教科书，此外还承担其他代印业务，是当时上海设备最齐、规模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

商务印书馆开办之初，高凤池作为股东并未进入书馆全职做事，或许是在幕后贡献意见做策划出版。在夏、鲍等人具体运作尤其是张元济1903年初加入后，商务的图书编译业务扩大，日感人手不够，图书的发货与材料的购进等更需能手。夏瑞芳力劝经验丰富的高凤池入馆主事，因为高在美华书馆已是独当一面，有实际的发货进货经验。全职做商务印书馆的事，对高凤池来说其实并不容易。他自21岁进入美华书馆已经20年，已做到华人经理，且人到中年。但他还是放弃了美华书馆的职位，和夏、鲍等一起艰苦创业。他于1905年入馆，1909年商务第一次设立副总经理一职（后改为经理）就由高凤池担任，并兼董事。有材料说他对早期商务的一大贡献，是提出划分发行、印刷为两大部，并应时势之需，延聘人员，开始最初的图书编辑。对于高凤池在商务创业时期这一段经历，紧接这一段时间之后进入商务的陈叔通，自然有所了解，曾有过一个评说：“夏是一个有魅力有见识的人，也是一个创业的人。夏的长处是有气魄，但有危险性。高翰卿、张元济对他有帮助，三个人合起来，能取长补短，于事有利。”这段话颇能说明夏、高、张三人有成为一个领导群体的格局。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在“出版史研究”群里发了一则微信：“新闻出版博物馆藏有高凤池致张元济信一件。1910张在欧洲，因橡皮股票事发生，高致信请张赶紧回沪。”（2022年9月5日）橡皮股票事件是夏瑞芳股票投机冒险，造成商务创业初期最大的一次危机。危机局面之下，必须由高张两位左膀右臂来帮助处理。在夏、高（凤池）、张三人之外，陈叔通也提到了高梦旦，“在商务历史上也是重要的人物，出版的基础，成套的规划，高出力不少，我常谈他是参谋长”。陈叔通的这些话很中肯也很重要，指明商务创业初期的核心格局，高与张是夏的左膀右臂，对高凤池在商务创业初期的作用给出了高度评价，而今天的人们不怎么提这些。

高凤池认为商务早期创业成功，“人事的努力，不可抹杀”。他谈创办人的长处，总是谈其他三位，很少谈自己。高凤池留下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献《本馆创业史：在发行所学生训练班的演讲》（1935年），从标题即可见其内容，是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早期商务历史的人时有引用。

并非名不副实的总经理

老商务有两个很有名的总经理，第一任夏瑞芳，第五任王云五。中间有个第三任的总经理，现在人们并不知晓或不完全知晓，这人就是高凤池。他在第三任上（1915-1920），应该说比第二任印有模和第四任鲍咸昌做的时间长也做得好，是从夏瑞芳到王云五的必要和较为妥当的过渡者。

高凤池在商务的经历十分完整，从任发行所长起，历任经理、总经理、监理等职。夏瑞芳1914年1月10日遇刺后，商务董事会在第四天做出决议，由印有模（锡璋）为总经理，高凤池为经理，“本公司一切事务、账目，由印高二君主持”。但印任总经理不到两年，因病赴日本治疗，1915年11月病逝于异邦。董事会决定由高凤池暂代总经理一职。黄嗣著《中国出版家·夏瑞芳》有一段话说得比较到位：“高凤池是创业股东，资历深厚，且长期分管商务的发行业务，对于馆中事务颇为熟悉，由他代理总经理，商务的日常经营与管理仍然运行如常。”半年不到这个“代”字就取消了。次年4月18日，商务董事会议决，高担任总经理，张元济任经理（实际上是副总）。高能担任总经理一职，自有其根基，一是创业元老，有人望，二是有两个书馆的丰富经历，三是从夏瑞芳时代起就进入了商务的领导核心。这几种因素在后来的张元济书信里也曾提及，“使弟亦有公之资格，为公司之发起人，为耶教教徒，与创办诸人皆有亲孳之谊，则弟亦未尝不可起而肩任，而无知弟皆无之”（书札，页953）。但在商务印书馆编的“大事记”专册里，只有1915年高凤池代总经理，1916年张元济任经理的记载，高凤池就任总经理的记载阙如。

高凤池主事商务，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总务处的设立。设立一个总的管理机构，很早就有人提出过，高梦旦在1911年就有此一设想，未能实现。到高凤池主事期间，由张元济从北京请来好友陈叔通加入商务，陈在一番内部考察之后也提出了设立总务处的设计，把编译、发行、印刷三所协调起来。这是商务根据已无夏瑞芳的实际，对管理体制的一次重要调整。汪家熔先生根据陈叔通的回忆，认定设总务处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它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种合议制的协调机制，即由总经理、经理（副总经理）、印刷所长、实职编译所负责人、实职发行所负责人5人，定期叙谈，是为常会，全馆财务与文书等事务也归到总务处。不过，在我看来这虽然是一种协调机制，但也应该是商务管理体制的一种积极的变革。

在商务印书馆服务20年尤其是任总经理的几年间，高凤池不像张元济那样有工作日记，他所做过的事现在没法条理得十分清楚，张元济日记中虽有一些记载，聊胜于无而已。不过他所做的事情一定是很艰难的。这几年正是商务面临两大困境的年份，一是没有了夏瑞芳，商务何去何从，需要摸索；二是新文化的冲击，应对乏力或稍有不慎，商务之船都有倾覆的可能。面对两大难题和挑战，商务内部高层还有不太协调的情况（详后），所幸商务都挺过来了，没有出现纷乱局面，更没有翻船，事业还有一定发展，高凤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张元济书札中所言：“见我公勤劳俭慎，钦佩无似。近年时局迍邅，而公司尚能维持现状，不致退步，实惟我公主持之力。”（书札，页940）商务不倒，它的意义就是中国新出版的旗帜还在飘扬。

有一篇当年的采访记，说到高凤池做事之难：“他生平做事既多，代人受过的事亦很多，遭人诬陷、遭人嫉妒的事亦复不少，但都用了他诚恳和忍耐，分明了公与私的界限，破除了一切障碍。”上海二三十年代，流行绑架与暗杀，高凤池任上也多次接到恐吓，因此需要启用保镖，甚至自备手枪。由此可见，那个年代在商务做一任总经理不容易。

与张元济的“同进共退”

“同进”是说高凤池与张元济差不多同时就任商务顶层职务，高凤池约先半年为代总经理，与张元济同时分别任“总”与“副总”。同处商务印书馆高位，两人的关系历来是研究商务印书馆史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如果高凤池在今天还被人们提起和关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他算是张元济的“对立面”。这两人的关系或可这样形容，叫做“意见常相左”而能“斗而不破”。

夏遇刺后不到二年，高凤池与张元济分别担任了总经理和经理，共同主持商务，在同一层级上共事12年之久。“开始时张与高冲突较少”（陈叔通语），但有四个几乎可以说是先天的原因，让两人不可能融洽地合作。其一，路径不同。两人从各自的工作岗位走上商务的高层管理，是从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上来的，高从发行所长，张从编译所长，这两条不同的路径本身便潜伏着矛盾。这也是当今的出版机构里常有的。其二，关系复杂。商务早就有着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当时馆内已有‘教会派’和‘书生派’的名称”，由于两人出身与背景不同，自然会被推为不同派系的代表。编译所的“书生派”对于高凤池自然是不认可的，1912年至1925年在商务工作的章锡琛（开明书店的创办者），晚年的回忆代表了“书生派”对高的看法：“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出身，没有夏瑞芳的才干，却自高自大，一贯以创业的老板自居，为职工所不满。”（《漫谈商务印书馆》）说高无文化，实在要为他鸣不平。由于“教会派”老人逐渐故去，“书生派”在商务尤其是编译所逐渐占据上风，对于高的差评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高凤池在历史的视野里被逐渐边缘化的一大成因。其三，格局大变。之前的夏、高、张格局里，张与夏关系如鱼得水，张年长于夏，夏对于张十分尊重几乎言听计从，现在没有了夏，两个元老在商务的资历相当，高为创始股东，而张更自认“余在公司，鲍君之次即为余”（日记，1920年3月26日），名义上张元济承认“公既负完全责任，弟亦有连带之关系”（致高凤池，书札，页933），但张元济的极强个性，一山两虎之势，必有强弱之分。其四，性格大异。高与夏有较大的性格反差，既年长于张又以稳为第一办事要素，高张两人性格上不能形成互补，两人高层合作之初张元济就自谓“性情褊急”（致高凤池，页929），称高“翰意游移”（日记，1916年6月15日）“办事过于谨慎，素性如此”（7月8日），两人如此别扭下去，虽然在较长时间里能够相互隐忍，“彼此迁就”（张元济日记语），但关系紧张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情形果然如此，以致高凤池有言“汝无一事不与余反对”，张元济则说“反对事却不少，因见解太不相同。至谓无一事不反对，未免误”。（日记，1918年2月6日）

据实而言，高凤池与张元济都是好人，陈叔通晚年有一段话比较客观：“我认为高翰卿是个好人，是顾全大局的，但脾气很别扭；张元济是不让人的。”（《回忆商务印书馆》）汪家熔先生不知据何文本，在这段话后又加了几句陈叔通的话，说张元济“总要求自己的意见能被别人接受，办事认真而又不放心别人。所以张虽无抓总的职务，天天到发行所（发行所楼上是全馆中心机关）了解和处理全局性的事。但总经理和经理之间，常常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张元济心系事业，爱馆如家，要做事。但总感到处处掣肘，无法施展”。这样看来，一把手的高凤池和二把手的张元济之间，不产生矛盾才怪。

两人在办事风格与理念上的不一致，有许多例子。张元济日记曾记录过高凤池转告的话：“闻人言，各部长言干涉太多，不能办事。余答言，甚不愿干涉，但不干涉则办事与否从何而知。”（1916年8月23日）高转告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但张元济丝毫都不认同。高凤池对人较为宽和，张元济则较为苛厉。有名鲁云奇的人，违章挪用公司之款，如何处理？ 鲁是夏瑞芳亲戚，未亡人夏夫人出面担保，高凤池的意思是“不欲揭破，俾其自行弥缝”，张元济绝不通融。两人理念不同的主要症结点在于用人。对于人才必需的认识，两人并无不同，高凤池亦认为：“事业成败，全系人才。”“凡事得其人未有不成，失其人未有不败，此先哲贤所垂训也。”但是在如何知人善任方面，两人不免方枘圆凿，曾经有过多次书信与公开的争论，馆内人都知道并简单地归纳为用“新人”还是用“旧人”。其实用“新人”与用“旧人”各有利弊，不容易说得清，也不是问题的本质。张元济意识到要害在于“若彼此相持，不能解决，于公司有大害”。终于有一天张元济在致梁启超信中说：“缘与总经理高君翰卿宗旨不合，弟意在进步，而高君则注重保守。即如用人，弟主张求新，而君偏于求旧。陷忍五年，今乃爆发。”这封信也为后人论述高张关系时广泛引用。不能隐忍的这一年是1920年，这封信的日期是4月26日。这是明面可以说的理由，其实导致提出辞职的导火线，还不是人才问题，而是张元济提出购买地块问题，被高凤池反对。3月26日总务处会议上，为买地与否，两人发生冲突。随后又召开临时董事会决议此一项目，张无奈中主动放弃，也投了否决票。张元济感觉难以共事，也惟恐被人误会他与高凤池之间有权力之争，故而提出辞职。

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3月26日张元济提出辞职，其实此前的几年间，两人都有过辞职的言语和信函。两人间本有一个他们都能听进去意见的高梦旦居间调处，但这一回高梦旦出差北京，没了中人。高凤池获知张元济提出辞职后，曾专门找过主持总务处工作的陈叔通。陈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总经理，你可以估量一下，如果能背得下来，那就听他（张元济）辞职，商务还搞商务的。”高说：“事务方面还能勉强凑合一下，但社会文化界，我怎么能号召得了？”陈又说：“从张的性格看，要他收回启事而复职，是不可能的。”陈想了一个办法，让两人同时辞职，找第三方鲍咸昌来任总经理，两人都改任监理，这样两人还可以继续为商务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共退”。高凤池顾全大局，为了商务的发展，接受了陈叔通的两人共退的建议。张元济对商务也是“甚爱公司”放不下来，也不拒绝这个方案。4月10日特别董事会决议，两人改任监理，位在经理之上。

辞职事件得以较为顺利解决，高张两人都表现出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在提交辞职后，张与高面遇，向高表示“董事会如允余辞退，吾辈私交丝毫无伤”。退职之时，两人都做了良好的表态。张先向高私下表示道歉，在正式的会议上高先表态说，久困病体，今能如此，得如所愿，并表示以后要多招有学问之人，于公司甚有裨益。算是对几年来与张就用人问题上的分歧做了一个交代。张对高的表态极为认可，并表示任监理，“待遇必须亚于翰卿”，并在会上正式向高作了道歉。

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26年。同任监理，在一线的直接冲突减少，但意见相左依旧。对此张元济仍感痛苦，因而年满60时即坚请退休。高凤池则翌年退休，时64岁。退休之后，两人在关于商务公的方面的意见分歧自然减少，对商务的事业仍高度关心，友情逐渐成为主流，往来照旧。张晚年致高凤池书信中，对两人关系有“数十年之交谊”等语。张元济还曾为《高翰卿先生八十寿序》说：“余少君三岁，共事于商务印书馆者二十余年。余以精力不逮先引退，而君犹矻矻不稍暇。既而以继起有人，乃退而致力于五洲大药房，而于商务印书馆之事，仍无不分其心力，为之筹划周至，以备在事者之采择。”显然把早年有过的分歧矛盾，给忽略掉了。因为当年“彼此见解根本不同，但彼此均为公司”（张元济日记，1916年9月6日）。他们可以有公的争议而并无私的纠葛，这是老一辈的风范。

高凤池没有张元济那么广泛的知识界和社会文化界人脉，能够把当时的矛盾和歧见，诉诸像梁启超那样的精英友朋。在若干年后的日记中，他对自己与张元济在人才使用方面的不同认识与做法，做了这样一番辩解：“余与某公共事多年，钦佩其才略智能，因其爱护公司之切，望治之殷，慕才若渴，有饥不择食之概，加以性之卞急，一般巧佼急进、持有片长者，乃效毛遂自荐，争露头角，伪媚饰非，初则如鱼得水，相见恨晚。惟某公系饬躬励行，亢直端严，若辈又轻率浮躁，骄矜好名，客乃善塞，格格不相入，枘凿日甚，求时相见恨晚，拒时惟恐去之不速。观人之难，用人不易，犹如此哉。”这一番自说，不管有多少道理可言，至少可为当年情形提供另一种兼听的认识角度。

高凤池一生主要精力在于出版实业，晚年对于自己在美华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从业经历颇为自豪，称“一系印刷著名，一系出版冠众”。对于书业，他有着自己的见解：“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业，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他对书业是高看一眼的。书业之外，高凤池有另外的事业，一是开设和经营五洲大药房，医药治病，书籍医愚。这大概可以看作他愿意从事这两者的原因。还有一项是慈善事业，他曾以商务创办人的身份，在1906年创办了上海龙华孤儿院，孤儿院持续了几十年，30年代晚年张元济还曾写信给高，托其解决自己年仅4岁的远族孤儿到这所孤儿院读书的问题。慈善和书业两者都是哺育人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