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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家大作品，总是大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下人的生存形态、价值形态、情感形态的反映，并由此带来新的文学创作范式的形成。评价马烽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与意义，也是这样。

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标志，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创作标志，标志着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的形成。其第一个阶段，即奠基形成阶段，是1942年至1953年。这个阶段的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新的民间形态，如赵树理；一个是融入根据地后的五四文学形态，如丁玲、周立波等人；一个是在根据地社会结构自身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形态，如贺敬之等人。其主要成就是民间形态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融入根据地的五四文学形态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耀在桑干河上》，根据地文学形态的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马烽则以《吕梁英雄传》及一系列短篇小说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的文学成果之一。

譬如他的《吕梁英雄传》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新的农民武装对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征。山药蛋派的第一个阶段即奠基期也形成于这个时期，其代表性作家是赵树理及马烽为代表的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孙谦的晋绥五作家。

在小说方面，由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其社会结构、形态的主要载体是农村，是革命，所以，农村题材、革命题材的文学创作成为这一时期主要标志。长篇小说的代表作是农村题材的《创业史》等，革命题材的《红岩》等。短篇小说方面，在农村题材方面，则是马烽的短篇小说，如《韩梅梅》《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及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后者可以称之为新时代新一代人的标志称号或隐喻。《韩梅梅》是新时代新一代人的代表；《我的第一个上级》写出了这一新的社会结构对执政者的期待与愿景；《太阳刚刚出山》典型性地体现了新的社会结构以“整体”为价值本位的时代特点。

这一时期也是山药蛋派的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高潮期。在这一时期，赵树理的创作处于下滑期，马烽等五作家处于发展高潮期，这也是研究山药蛋派文学专家们，在论述赵树理与马烽关系时，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1960年到1966年，是工农兵文学的第三个阶段，马烽等人的创作则以纪实、写实来构成对这一下滑的对抗。其代表作是马烽的长篇小说《刘胡兰》。其特点之一是避开现实回到革命历史，其特点之二是以写实对抗虚泛理想下所形成的“虚构”。

1976年到1985年，这一时期马烽创作有70年代末期的短篇《结婚现场会》、80年代的短篇《葫芦沟今昔》，90年代的长篇《玉龙村纪事》。特别是他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上的婆姨们》，是他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标志性成就。这些短篇及这三个电影剧本，充分地体现了工农兵文学、山药蛋派在这一时期的价值立场及创作特点。

马烽的作品也是工农兵文学、山药蛋派主要创作范式的典范性体现。那就是揭示社会现实矛盾与表现民众基于生存的理想的有机结合。传统中国是意象造型观，写自己主观愿望中的现实。譬如，诗是发乎情但必须止于礼义。工农兵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中的民族化即指此。这一民族化在新的时代演化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中的现实”是“客观规律的真”，而民众的情感愿望则是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性的精神性超越。“两结合”中的浪漫主义，是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表达，民众的情感愿望，则是基于民众的实际生存。当三者相一致时，马烽等人的创作易达到高潮，当三者不一致时，马烽等人则用坚守民众理想的价值立场，通过写实，来对抗抵制空想政治，并力图以此来调整工农兵文学的内在矛盾。这是马烽等人在中国新文学第三个高潮中的独特贡献，也是马烽等人在中国新文学中的位置、意义中不容忽视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