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里不卖蜡烛
对一个久居城市的居民来说，纯粹的黑夜是罕见的。
在上海市区，我从未肉眼见过“漫天星光”。事实上，在这个人造的琉璃球里，自140年前的夏日上海街头第一次亮起弧光灯后，便日夜通电。由此上海的苍穹，各处的灯光与霓虹烘托得云层绚丽多变，整夜轮番显出红色、紫色，或者靛蓝色，总不会是完全的墨黑。人们就管这里叫“不夜城”。即便一个人独处室内，把屋内所有的电源关闭，窗外总还是透进人类驯服夜晚的奥秘——
路上驶过的汽车的灯、楼下的街灯、邻人家的窗户，都是亮的，还有远处的楼宇，即便夜已深沉，楼内的人都睡去，楼内扇扇窗都暗下，那在楼宇顶层一闪一闪亮着灯总是不灭，提醒着夜航的飞机注意，要飞过一片城市的峰峦起伏，这里山岛竦峙，暗礁密布，但一切都在亮处。
到了夜晚也拥有光线，对在城市长大的小孩来说，就像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像笃信打开龙头总有水。像走到街上必有商店。我小时候家里客厅的电灯开关还是拉绳，每晚亮灯，对成人来说是一个寻常的动作，于我却是某种仪式时刻。我总期盼着自己的身高能够到拉绳。所以我比谁都盼着黄昏的降临，盼着全家吃过晚饭，盼着祖父母和父母收拾碗筷，我一次一次看着窗外，希望太阳快点收走余晖，然后我急不可耐地问——可以开灯了吗？再等一会儿吧。可以开了吗？还没有很暗呢。很暗了很暗了，我已经看不清楚了，现在可以去开了吗？我已经等不及了。老人笑着叹气，终于点头。也好像是放手，让这紧紧攥在手里的一日翻页。
如今我或许能明白那种不自觉的拖延，成年人总是希望一天的流逝过得慢一些、再慢一些，但孩子却在后头踮脚催促了。我伸长手终于拉到那根绳，雀跃着去够。整个房间，就在光芒之中了。
拉绳受过弹力又跳上去，在雪白的墙壁上荡来荡去，显示出不受人掌控的自由意志。
夜晚的世界，和白天的一切相同又截然不同。比如一只粉色的柜子在黑暗中看起来是白色的。但如果开了灯，它看上去就是金色、肉色和白色的叠加。陈列在柜子上的摆设，那些无锡泥人偶、小猪扑满、两个丽人造型的卷笔刀还有小瓷马，各自站在明明暗暗中，像舞台上的主角和配角，因为光线的不同，自然分出了忠与奸。我可以看着它们脑补一出戏，然后改变他们在光线里的位置，由此派生出一场新戏。
那匹小瓷马是我参加演出所得的奖励。那时我参加学校的民乐队，周末和节庆日常到各处的少年宫和剧院参加演出，反反复复演的那些曲子，无非是《关山月》《渔舟唱晚》和《战台风》，对演出的内容我已记忆模糊。但记得为了准备上台，带队的老师在后台用摩丝替我们梳头，梳得紧极了，女孩们的头发都被拉扯得生疼，但我们都不敢吭声。忍着头疼，等待老师在我们的发辫上夹上镶嵌银色波点的蓝色大蝴蝶结，给我们抹上夸张的腮红和口红。我们就像被施了咒，要去扮演另一个人。
穿过剧场长长的后台，我们手拉手依次从化妆室走向帷幕边候场。光线属于台前，幕后是一片宽阔的黑色的平原。我们踮着脚走，不发一声，在帷幕后听着台上正在演出的声响，话剧演员在说台词，舞蹈演员在跳，我们感到化纤演出服和白色丝袜在皮肤上造成的瘙痒，等着属于自己登台的时刻。
舞台上的光线和家里的光线完全不同。家庭的照明只是温存照亮那些日常，但舞台上的光线是左右千军万马的指挥棒。光线明亮，就是白昼、是主角的坦途，是宽阔的战场，是群舞的山河壮丽。光线黯淡，就是聚焦的收缩、是一个人的内心戏，是窄小的房间，是歹角占了上风。被光线照到的人，就开始演出、舞动、展示，没有被光线照到的人，即便在台上，也等于不存在，他们可以偷偷从舞台上下场，台下观众也不会发觉。一切就像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
帷幕拉开，藏在褶皱里的灰尘飞扬起来，被舞台上方发热的灯光映照，只有正在台上演出的人才能看见，漫天金屑，这也是另一种关于光线的咒语。
我总是在后排，坐在自己的琴前，望向黑压压的观众席，想此刻我的母亲在台下还能找到我吗？或者我虽然在高高的舞台上，但对她来说是不是看不清甚至看不见。我在光线之外，就等于不存在，就逃脱了剧场外真实的世界，也逃脱了舞台上戏剧的时间。
有一次演出结束，我回家时太阳已落山，小区显得比平时暗，居委干部一边摇着铃铛一边通知今晚要限电几个小时。九十年代初上海每逢高温时节饱受断电之苦，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回到我自己家，楼道里的光线里弥漫着谁家在煎鱼的气味，和小菜轰一下进油锅的声响。祖父母看到我进门，不慌不忙从夜壶箱里取出旧报纸包裹的白蜡烛和火柴，祖父点燃蜡烛，等待着火苗跳起来后，他微微倾斜烛身，让刚融化开的烛油滴在垫板上，然后在一汪油里插上蜡烛，等待烛油重新凝结起来，以此固定底座。
小小的房间里，所有人的脸被烛光赋予新的轮廓。我们在烛光里用晚餐。餐后本来各自要忙各自事情，但此刻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都不必做，所有人都聚在小小一簇烛光边开始聊天。古代洞穴里原始人一家人，也是这样度过一个夜晚吗？我忽然感念这停电时分。
祖父说起他小时候的故事，江南水乡的长廊，江南水乡的桥与屋檐。他说起在我父亲小时候，他们一家从上海回嘉善看亲戚还要走水路。入夜没有光线，船家不断划桨，却发现小船反反复复在同一片芦苇荡里打转，船家神情严肃地对一船人说，今天鬼打墙了，怎么也找不到本应熟谙的路线，我们不能继续前行，必须等天亮才能赶路。
后来呢？后来是第二天天亮了才开船呀。再后来呢？再后来是可以通汽车去了呀。再后来呢？再后来是我们都老了，老家的长辈都去世了，所以也不必再回去了。祖父说。他又说，最近在梦里总看见他的父亲撑着伞望向他，风雨里叫他他不应答。祖父请托家乡的朋友去看，发现他父亲的坟墓被雨后的积水浸湿了。祖父说着，就哭了。我害怕起来。孩子在成人的眼泪前多么惶恐。
蜡烛烧久了，露出中间长长的芯，满屋的光线跳跃起来，将静静坐着的个人的影子拉长、又赋予动感，变成黑色的舞者，像传说里的灵魂。众人默默不语，祖母用剪刀熟练地剪去一截烛芯。光能照亮的范围缩小一些，但光线立刻稳定下来。此时小区恢复电力。整幢楼亮起来，我听见邻居轻声的欢呼。屋内父母吹灭蜡烛，开始收拾碗筷，催促我去做作业和练琴，好似暂停的时钟又开始运转。我重新能看清祖父，他已经平静下来。褶皱的脸上还残留一点湿润的反光。他用指甲剔着垫板上的白色烛油。然后展开同一张旧报纸沿着折痕收起蜡烛。刚刚围着烛光发生的一切以及说过的一切，好像完全没发生过。一切像我的一个梦，像一场演出结束后的散场，令人心驰荡漾，意犹未尽。可一切已经结束。除了屋内残存的一点点蜡烛熄灭后的烟，轻轻地、轻轻地飘着。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新村生活。夏夜里偶然断电和限电的日子很快随着城市发展结束。暑假过去，我长大了，升入新的年级，不再参加民乐队。冬去春来，田林路和柳州路的十字交叉口建起一座超市。那是1992年3月21日，本市的晚报登出当天重要新闻《本市最大自选商场——联华超市田林商场下午二时隆重开业》。“营业面积达900平方米的田林超市，在商场布局上吸收了国外超级市场的经验，在商品陈列、收银机放置及人流安排上更显合理、流畅。商场配有15吨冷库一座，可以不断补充冷冻食品上架。”
这在当时是全新的购物模式，开业第一天，整个新村的人都在排队等待入场。再没有玻璃柜台间隔货物和购物者，孩子们推着购物车像花样滑冰选手那样在货架和货架间穿梭，日用品、新鲜的蔬菜和肉，简直什么都有，“琳琅满目”四个字成为那一周本地所有孩子作文里的关键词。但那也不是应有尽有的。我知道。
偌大的超市里不卖蜡烛。
那些关于烛光的小小技巧：用烛油固定底座，剪短烛芯稳定光线，都随着新事物的到来而消失，像完成演出的人下台。货柜上不再有蜡烛的位置。此后至今，除非在西餐厅增加情调，我再也没有在上海的普通人家遇见过需要蜡烛照明的时刻。甚至餐厅里的蜡烛，有时也只是保留了烛形的充电小灯。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再在纯粹的黑夜里，我擦亮火柴点亮那烛光，会不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光线里看到我想看到的一切。
那个带着一脸彩妆，刚刚从舞台上下来的小女孩；那个被小小烛光照亮的桌面，桌子上盛放晚餐的、印有祖母工作过的厂名的搪瓷碗；还有桌边的我的古筝、我的书包、橱柜上我视若珍宝的小玩意们……烛光也一定会照亮祖父的脸，会把已经去世的他的容貌和声音都带回来，带到我的眼前来，他会说他水乡童年的故事，就像此刻我在回忆自己在城市新村度过的童年一样。
我一定不去拉亮那根电灯的绳子开关。我一定会紧紧攥着蜡烛不放手，即便热的蜡烛油滴落我的手上，烫了一下我也不放手。让烛光再亮得久一点，让黑夜和光明都不要来侵扰这光线笼罩的范围，这小小的一束光照亮的范围，像一束舞台上的光聚焦，让其余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让时光在此暂停，我想在烛光里再次看到你的脸，直到一切真实和不真实的存在，开始随着变长的烛芯跳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