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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年:好诗是在田野里长出来的
来源:潇湘晨报 | 刘建勇  2022年09月30日07:57
关键词:诗歌 刘年

 

上个月在衡阳的第38届“青春诗会”,第一次见到刘年。“青春诗会”是《诗刊》社组织的诗歌活动,作为第29届“青春诗会”的会员以及《诗刊》曾经的编辑,刘年自然而然被邀为嘉宾。和别的诗人不同,刘年是骑着摩托去的衡阳。

刘年是个骑士,脸晒得黑黑的,非常有辨识度。

“现在邀请我参加什么活动,不让我骑摩托去,我就不去。我不喜欢在高铁和汽车里隔着玻璃一闪而过地看风景。”刘年说。

刘年还说,如果他觉得活动没什么意思,他可能还会提前骑着摩托逃跑。8月中旬在衡阳为期三天的“青春诗会”,刘年没有逃跑,但他中途有脱离组织,骑摩托溜到湘江边,而且还“以屈原的姿势,衣冠整齐地跳进湘江/又以落水狗的姿势,爬了三次,才爬上岸”。在记录了他这次开小差的诗《湘江》中,他还写到了烈日下骑车的感受,“就像冲进了一个巨大的吹风机/衣服和头发很快就烘干了”。所以,当他一小时后在会场出现时,没人知道他刚刚经历过什么。

刘年在这个世间的所有秘密,几乎都暴露在他的诗中。

“写诗本身也是一个方向,是心的道场”

“你看我们的水泥厂,像不像教堂/如果那些烟囱,用尖顶来取代的话?/你看这水泥,像不像骨灰?/你觉得水泥抹平后,路面下的蚯蚓,会不会死?”中专毕业后,刘年被分配在一个水泥厂工作,他在诗歌《在水泥厂的日子》记录了他作为普通“打工人”在日复一日流水作业的机器轰鸣声中所积累的压抑。还好,他最终从这种生活中解放了出来,而最终“拯救”了他的,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看了的诗歌。

潇湘晨报:最早你是怎么开始接触到诗的?

刘年:我是初中时候看《红楼梦》,觉得里面的诗又优美又好懂。那个时候就爱上了。但是那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你也可以写,而且也可以写得很好,凭着写诗可以挣口饭吃。所以,自己学着写了下但没坚持,后来就考中专,考了个在湘潭的建材工业学校。那时考中专很难,考上就可以吃“皇粮”,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就上了那个学校的机械专业。毕业后分到广东一家水泥厂做了三年。我不喜欢机械。机械和写诗是两码事。机械要求动手能力强,写诗要有想象力。我动手能力相当糟糕。到现在我都没有动手能力,天天骑摩托但不会修,连扳手都不想带,看到维修的事就烦。

潇湘晨报:《红楼梦》里的诗是旧体诗,你之前也写过旧体诗?

刘年:对,一开始就是写旧体诗。然后,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汉字古语发什么音,觉得格律和平仄是自欺欺人,就把它们去掉,就这么写。我真正写诗是2008年,那时我的生活比较安定下来了。那时,我已经辞职回了永顺,连身份证和户口都没有,什么能挣钱就做什么。

潇湘晨报: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对诗歌的认识有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刘年:我对诗歌的认识以及诗歌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在变。一是2008年开始有空闲时间就写,当作一种爱好、消遣,写着玩玩。2011年去了云南,觉得写诗是我以后人生的方向。后来,诗歌在我生命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到现在,诗歌几乎成了我的信仰。现在我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诗歌,想在这一行业中做到自己最满意的地步,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潇湘晨报:你在你的自述性文章《命》里曾说你不鼓励你儿子写诗。不鼓励是因为写诗的过程曾经很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刘年:写诗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虽然说诗歌是一种艺术,但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道”,它已经超出了技术的范畴,是一种道场,需要牺牲精神。出于私心,自己的孩子不鼓励他去写诗。这种牺牲,像苦行僧一样,很辛苦。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后来觉得其实写诗本身也是一个方向,是心的道场,这其实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心安了,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知道什么轻什么重、什么缓什么急,就不会慌张,不羡慕别人。所以,我现在很鼓励儿子写诗。

潇湘晨报:去年还是今年初,我在朋友圈看到你在乡下集市上摆摊卖诗集。那个时候你有跟人家说你是诗人吗?

刘年:那倒没人问我是什么人。有人翻,也有人买,有人问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也有人讲价,问可不可以少一点。来翻书和买书的人都挺尊重我。他们有人说看不懂,有人说写得好。有个退休的老师翻了翻,说写得好,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少一点。我说不能少。他就走了。

我的诗集,我是不愁销路的。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是为了好玩,也是一种行为艺术——我是想质问一下,讽刺一下:为什么你们都不读书了,不去想如何诗意地栖居,你们那么忙,那么劳累,有没有想过诗意的栖居你们其实可以做到,诗歌离你们很近。我有个朋友曾说,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最缺乏的,是诗意栖居的能力,也就是审美的能力,以及尊重生命、尊重自由的想法。很多人的审美都比较单一,很不包容。

“人找回野性后,诗歌就会从身体里长出来”

“从枯木中取出自己的火,从坚冰里煮出自己的水/小半天隔着冰面,与一只火狐相望/小半天,用来羡慕那匹马驮两袋面粉/被一个好看的女人牵着,翻过了白雪皑皑的山岗”。这首题为《远》的诗,是刘年在骑摩托旅行途中“撞见”的,他有很多诗写的是路上所见。作为一名骑士,一名行吟者,他很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潇湘晨报:记得上个月《诗刊》在衡阳的“青春诗会”期间,我们闲聊时,你有说到很多诗歌不是你写出来的,而是你在路上碰到的。

刘年:我写作的一个方式,是注重田野调查。为什么要注重田野调查?我觉得诗歌是在办公室凭想象无法抵达的。好诗是在田野里长出来的;是在大自然里长出来的;还有一种好诗是在身体里长出来的。身体需要我在大自然里找回它的本质,需要明白自己是人而不是工具。人的野性、纯天然的部分找出来之后,诗歌就会从身体里、从大地上长出来。我觉得优秀的诗歌是想象力无法抵达的。所以,我会不断地去远方,去和大自然接触。田野调查是我终生要做的。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作为一个工具、一个零件,戴着面具、穿着甲胄,这种状态是很难让诗歌从身体里长出来的。它会缺乏营养。

潇湘晨报:所以,这是你这些年经常骑着摩托到处跑的原因?另外,你说诗歌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是不是你不大赞成用到太多技巧?

刘年:对。别人看起来我好像是在旅游,其实我在做功课。我把骑摩托旅行也看作是我写诗的日常。我前面说的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写诗,是把骑摩托旅行也算进去了。

我曾经也试过不出门写作,写一个月、两个月没事,到第三个月、第四个月自然会用技巧去掩盖生活的苍白,你无法获得更多烟火味的细节,只能凭技巧。平常的读者读不出来,但行家读得出来。技巧,在我看来,所有技巧都只是辅助。初学者可以用到技巧,但,写到一定程度后就要摒弃技巧,尽可能直白。直白写好了,那种扑面而来的感染力是那种隔山打牛的诗歌难以比拟的。

潇湘晨报:我刚刚看你的公众号才知道原来你在衡阳诗会期间也写了诗,还跳进湘江去游过泳。你那首《湘江水》写浇菜的那个人“像在喂孩子”,这个“喂”让天旱时农民对庄稼的怜惜跃然纸上。

刘年:你要是开着小轿车,衣冠楚楚的,就不可能跳入湘江——《湘江水》里面那个“喂”是整首诗的诗眼。我看那个人浇菜看了很久,还拍了视频。以至于那几个农民以为我是乡镇干部,围上来向我反映情况,说村里缺水。我就跟他们讲我是老师。我不大会跟别人介绍我是诗人或作家。说诗人,人家要想半天你是干什么的。再说,我本身就是老师,大家对老师这个身份还是很有好感。

潇湘晨报:这个月初,李元洛先生和我谈到诗歌时,认为现在的人很难写出好诗是因为大自然遭到破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还有就是现在很少有人经历血与火。

刘年:这个我大致认可。我甚至觉得现在欧美很难再出现好诗,他们生活太平静了,缺乏跌宕、缺乏起伏,缺乏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现在的诗歌在我看来不痛不痒,远远不如我们的唐诗宋词。像李白和杜甫,是用生命在写诗。现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的诗人,是用思考在写诗,虽然写得很深邃,但是感染力和震撼力不够。

潇湘晨报:在你的诗集《世间所有的秘密》封底,看到雷平阳说你是他认识的当代诗人中“最具骑士精神”的,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评价?

刘年:骑士精神在国外是牛仔精神,在中国可能就是武侠精神,对正义、自由、公平、是非看得很重。

雷平阳这么说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名气,还在苦苦为生活奔波,没时间到处骑摩托、骑马,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说。我觉得他是懂我的,挺感谢他,有段时间自己很迷茫,是继续写诗歌,还是写散文和小说,他就给我鼓励,说你就写诗,你的诗歌很牛。后来发现他是对的,的确在写诗的时候,我更自信,从来不知疲倦,而写散文和小说觉得挺辛苦。

潇湘晨报:但是写小说和散文,回报会普遍比写诗要好一些。

刘年:我知道你所说的回报是指物质回报。对我个人来说,金钱已经限制不了我了。当然,这并不是我实现了金钱自由,家人还需要用钱,而我,比如说我在野外经常吃饼子,一天花不了30块钱,睡的也是一百多块钱的宾馆,在我看来,这和五星级宾馆没什么区别。我对物质的要求一点都不高,我爱人也没有把物质看得很重。

“一写到湘西我就柔软起来”

“还想做个土匪/独霸这方山水/赋税不许进来/风光不许出去/早晨东山采薇/黄昏南山采菊/晚上那树梅影/可做压寨夫人”。这是刘年的《湘西》,作为一个湘西人,他的“野心”和他对湘西的爱在这首诗里暴露无遗。

潇湘晨报:你在去过那么多地方以后,回头再来看湘西、看你的出生地,是怎样的感觉?

刘年:我觉得湘西的文化对我影响很大。湘西是巫楚文化。我写诗和很多诗人不同的是,当大家都在叙事的时候,我竟然抒起情来;当大家主张零度写作的时候,我竟然还讲究情怀,把我对生命的爱、对大自然和这片土地的爱倾注在我的写作中。这是被先锋写作很瞧不起的。但,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从屈原开始,这片土地就是“哀民生之多艰”、带点悲观主义的,它是柔软的、多情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离骚》。

生在这片土地上,你经历了很多红白喜事,那些道士、算命先生,从小他们就无形中在你的血脉中注入了这样的基因。所以,我虽然在云南开始成名,但我的写作和雷平阳他们是不同的,我是受湘西这片土地影响的,而且一写到湘西我就柔软起来。这种影响对我是有益的,让我的诗和西南的诗、中原的诗区别开来。

潇湘晨报:湘西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出了沈从文、黄永玉、蔡测海、田耳、田爱民等很优秀的作家,当然也包括出了你这样的诗人。湘西为什么能够这么神奇?

刘年:湘西的巫楚文化看起来好像是落后于现代文明、落后于市场经济,但我觉得相反,这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也是我想在诗歌中恢复的一种传统或者说秩序。我觉得没了那种秩序会很慌张,无论物资怎样满足都不会让幸福感增加。反而湘西被称为落后的这种巫楚文化,给我们这片土地带来了安定、安宁的因素。另外,湘西的“落后”,还让它保留了一定的野生状态,这在整个世界的现代文明中显得别具一格,这是我所喜欢的。

潇湘晨报:喜欢湘西和你骑着摩托到处走并不矛盾。

刘年:不矛盾。我现在大学里教书,生活比较单一,处在一个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环境中,不接地气。假如我现在生活在一个村庄里,我反而不会到处跑。我要写作就必须跑出去沾点烟火气。

还有一个原因,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有饭局、会议,有朋友。这些饭局,你一参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试图在规划你、磨损你。这种磨损非常强大,逃不掉——当所有人站起来打圈敬酒的时候,你一个人不敬酒是不礼貌的,是无法在这个环境生存的。这种事情做多了,你就会被磨损,磨损多了,你就开始平庸、堕落,你就开始包容和理解很多东西,开始失去了愤怒,没了愤怒,没有坚决的恨,你就没有坚决的爱,就失去了一个好诗人应该有的心态。所以,我会选择骑摩托出去,例如骑到青藏高原,没一个人认识你,你就可以回过头想一些东西,反省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就会发现自己受到的磨损。我觉得我的每次出行都是在修复自己,回来仍是一个赤子——在雪山大地,天空地阔的地方,人太渺小了,这个时候就会想,人既然这么渺小了,为什么还要平庸、堕落,为什么不坚持自己?是吧。当然,你在各种场合看到的我,表面上是温驯的,但内心还在坚持自己。

“读纯正的汉语诗歌感觉诗人在桌前向你倾诉”

“有些石头,因为吸收了太多的黑暗,慢慢成了煤/有些石头,吸饱了月光,成了和田玉/信赖人间的石头,孵出了一堆石头/什么都不信的石头,孵出了蝎子/胆小的石头,缩成了一团/更胆小的石头,在风中,低低地呜咽/一双绿莹莹的狼眼,让满天的星斗,黯然失色”。刘年的这首《荒原狼》借石头写出了人在各种环境中的改变,他很庆幸现在无论面对毁还是誉,都能够把持得住。

潇湘晨报:你是余秀华的伯乐之一,可以说是你和陈新文等几个人把余秀华带入公众视野的,现在你和余秀华的联系还比较多吗?

刘年:余秀华成名之后,我基本上就离开她了,我觉得我要对她做的事情已经做到位了。陈新文也是这样。大家都没觉得余秀华你成名了,我要和你绑在一起,都没这个想法。

潇湘晨报:像余秀华,像你,这样来自草根的优秀诗人挺多的。

刘年:我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观点,现在是个非常伟大的诗歌时代,当下活着且还在写的,像顾城、海子这样水准的诗人至少有不下二十个,例如张二棍、康雪等。他们得不到话语权——当然他们对话语权也没有兴趣,他们要是得到应有的舞台,你会觉得中国现在的诗歌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余秀华只是其中一个,甚至还不是最优秀的。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我知道是因为几年前我在《诗刊》做编辑,大量阅读了来自民间的写作。

潇湘晨报:在《诗刊》工作的那段经历对你有没有影响?

刘年:那段工作让我对诗歌的发展脉络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这让我的写作有了自信,我知道自己现在的诗歌在整个汉语诗歌中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在诗歌圈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让我对自己有很清晰的定位以及清晰的方向——知道别人在写什么,别人走的路我就不会再走了,不会去做无用功。

现在很多人批评我写得一无是处,也有很多人表扬我,把我捧上天,如果没有在《诗刊》的经历,就很难把持住自己。

潇湘晨报:那些认为你的诗歌一无是处的,是因为什么?

刘年:他们认为我不先锋。我是很看重来自《诗经》、唐诗宋词的传统的,(我的诗歌)是它们的延续。所以他们批评我太传统了。

潇湘晨报:你喜欢怎样的诗歌?

刘年:我喜欢纯正的汉语诗歌,它的语言是我们平常生活交流的语言。读这样的诗歌感觉诗人就在桌子跟前向你倾诉,而不是喊口号或者朗诵。

潇湘晨报:你现在大学里面教诗歌欣赏与写作,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诗歌素养怎样?

刘年:他们对当下诗歌的发展脉络没有什么认知,让他们写,他们一出手就是模仿徐志摩、戴望舒或者海子,这和我们的诗歌教育、审美教育比较落后有关,他们觉得美就是唯美,就是视觉的好看,看不到诗歌的力量,看不到诗歌打动或者打痛人的那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