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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伊绯:名人荐书与家国情怀
来源:北京晚报 | 肖伊绯   2022年08月09日08:20

《人的义务》,“星期标准书”外封套封面和封底,封底印有冯友兰荐语。

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向读者荐书,乃是近世学界、文化界的惯例。这一惯例于普通读者喜闻乐见,也早已司空见惯。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推行的“星期标准书”,就是以“名人荐书”为号召的,以定期推出名人所荐新书、定期给予限时优惠的书籍营销模式,距今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了。

诚如馆方在“星期标准书出版原则”的公告中声称的那样,“本馆为增进人生效能,使人生达到最完满之发展,特印行星期标准书”,这就意味着在“星期标准书”框架内的“名人荐书”之举,不再只是文化、学术、教育、读书界里的专业行为,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实际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且带有一定文化风尚引领性的公共行为。

“星期标准书”活动开展了约三年时间,自1935年10月始,至1938年9月毕。三年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星期标准书”的种类达100种。从选定这些书并向读者推荐的“选定人”来看,更是名流汇集、星光璀璨——蔡元培、林语堂、梁实秋、冯友兰、顾颉刚、马寅初、潘光旦等,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精英群体,几乎全盘参与了“星期标准书”的评选工作。在这样齐整的精英“选定人”群体的推动之下,“星期标准书”在当年的流行程度也可想而知了。

同时,也应当看到,“星期标准书”诞生于1935年10月,时值“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东三省”已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华态势愈演愈烈。“星期标准书”终止约于1938年9月,“七七”、“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北平、上海等地也都相继沦陷敌手,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和生产重心也不得不逐渐转移至香港。应当说,在这样国难深重,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星期标准书”从诞生至终结,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一种别样的历史基因。

事实上,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即因日军轰炸而遭受重创,力图复兴的商务印书馆,曾明确提出过“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复兴主旨,于1935年上半年即推出过“读书救国”活动。这一活动,是为纪念“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部被炸三周年而举办的,从当年的1月28日至4月底,各地分馆一律举办当年新书对折或六折的预约售书办法。(详参:《出版周刊(新1号)》,商务印书馆,1932年12月3日出版)

从这一时间节点上看,“星期标准书”是承续“读书救国”活动之后,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又一重大营销活动。从整个历史背景来看,商务印书馆推出“星期标准书”的时间区间,恰恰正处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关键节点之上,在举国上下共赴国难之际,馆方及所邀荐书人向国人推荐什么书、怎么推荐,势必都将潜移默化地打上时代烙印。

譬如,1936年4月出版的“星期标准书”第32种《四骑士》,本是一部西班牙文所写的小说,后转译成法文,再由李青崖译为中文本。荐书人徐仲年的荐语,开篇即称“《四骑士》是一部充满爱国热情的小说”;接着又细述此书在西班牙写成时所要表达的爱国热情是怎样的,转译为法文时,法国译者又是如何借题发挥,来表达反对德国侵略的爱国热情的;最后,他总结说,“我们读了这部书后,觉得现时中国的处境,危殆不下于当时的法国:我们可曾用一致大无畏的精神来挽救这个危局么?”这样的荐语,自然蕴藉着荐书人的爱国热情;这样的荐语,深刻表达着奋起抵抗、共击外侮的号召与信念。

又如,1935年9月出版的“星期标准书”第41种《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乃是由西方探险家所撰写的航海笔记之汇辑,原本是可以作为东南亚地区海路交通史料来加以研读的,似乎与近三百年之后的中国时局并无十分密切的关联。可是,此书的荐书人顾颉刚仍从中读解出了“微言大义”,他的荐书语仍与当时的中国时局密切关联:

本书所收十七世纪荷兰人所记东印度航海记两种,在西洋久成历史名著,其所述当时欧人经营南洋群岛经过,不仅记载翔实,亲切有味;且足觇其征服土人,攘夺政权,经营地方,组织军队之种种权术。我国侨胞之赴南洋者,时代之早,人数之众,远过欧人;徒以不能团结组织,数百年来沦于异族统制之下,备受摧残。今此书之移译,可为吾政府及国人之关心侨胞事实者之借鉴而知所源,亦可为欧亚海道交通史上之重要材料已也。

抑吾人读是书而重有感焉。自十六世纪以来,欧人犯不测之风涛,冒绝灭之钜险,拓荒远之界域,得殖民地之发展。先自南洋,渐及中土。足迹所履,悉以当地土著为蛮族,而自居于人类主人,在当地奴其人民,灭其文物,搜其货殖,夺其政权,叛者戳之,顺者狎之,遂能恃其军火,以寡制众,使其地其民永永沦亡,万劫而不复其自由。洎乎清末,南洋之瓜分殆尽,遂转舵东向,以老大之支那为攘夺之乐园。数十年来,中国之不亡者幸也。藉通商之美名,博殖民之实利,今之所谓“势力范围”,“关税政策”等等,名称虽异,其目的与动机,则固与当年经营南洋无二致也。译是书者,殆有深意存乎?

上述400余字的荐书语,在“星期标准书”的荐书语中是篇幅较长者;顾颉刚在文中所要表达的理念,也尤为深刻,发人反省。通过推荐一部看似“纯史料”的译本,从中辨析与解说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地区施行殖民统治,以“文明”的名义行争夺利益之能事的历史脉络,并以此为基础,点明当时的中国所处“列强环伺”的危险境地。他为之感叹说,“译是书者,殆有深意存乎”,实则内中“深意”,已经由其荐书语充分地展示了出来。

再如1937年1月出版的,“星期标准书”第68种《人的义务》,为意大利革命家玛志尼所著,经英译本转译为中文。此书久负盛名,为爱国励志之世界名篇,曾为梁启超等所推重,其名篇《少年中国说》正是受到了玛志尼所创办“少年意大利”会的启迪,有感于国事而写成的。

在梁启超等以玛志尼精神为号召,倡举革新社会、振兴中华三十余年之后,全本《人的义务》之译出,无疑仍是备受当时出版界乃至文化教育界所关注的。冯友兰为此书撰写“荐语”,原文如下:

一个民族的自由平等,或一个人的自由平等,都是自己奋斗得来的,不是别人赐予的。在现代世界里,每一个民族,在得到他的自由平等以前,都经过一番激烈的奋斗。在每一个民族争取自由平等之奋斗中,都有几篇可以表现全民族的呼声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历史中的要件,同时也是天地间的至文,虽百世之下,读之也觉可泣可歌,令人兴起。玛志尼的《人的义务》,便是这一类的文章。中国现正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的时候,读这篇文章,可以长人志气。唐擘黄先生从英文译本重译,译笔亦流畅易读。

冯友兰的荐语,平实晓畅,将当时中国时局及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情势,纳入到玛志尼著作的介绍与解析之中,可谓一针见血地向读者表达了阅读此书应抱以怎样的爱国之心,其号召民族团结、一致抗击外侮的用意清楚明了。

翻看“星期标准书”的众多荐语,无论所荐图书为文学、文化、文史类,还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类,荐语中总不乏将图书内容与中国时局相联系的语句,或有深刻追问,或有痛心反省,皆与当时的国情国运相关联,皆将家国情怀寄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