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季宇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好看、耐读。无论是写历史、谍战，还是写军旅、官场，他都能将情节设计得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然而，故事的传奇性并非季宇小说的全部追求。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传奇的背后仍然是写人性、写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浮沉”，季宇的小说同样善于营造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并借他们在困局中的遭遇与抉择，烛照人性的浩瀚与幽微。

如果说在以《当铺》《盟友》为代表的早期中短篇小说里，季宇试图呈现的人性之复杂更多地侧重于其中恶的一面：父子相残、兄弟相杀、欲望的无限扩张，那么，他最近一个时期创作的历史小说，则更多地展现人物在“危机时刻”灵魂深处的震荡、挣扎，以及此后的自赎、复生，从而显露出愈发温暖的底色。《最后的电波》里李安本因失误暴露自己的身份，家人面临日军屠戮的危机，新四军派人通知李安本家人转移，一名队员在通知的过程中不幸遇难。在此之后，李安本一改先前“应卯”的心态，积极参与到新四军的电报工作中。甚至到他弥留之际神志不清时，仍能敲出熟悉的电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救赎》里朱宝臣因自己的放荡导致大哥被害，随后开始了漫长的救赎之旅，最后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名节以保全大哥的孩子。《甲申疑案》里法方暗探绑架冯日升的孩子，以此要挟他向法方提供情报，冯日升没有屈从，在激烈的内心冲突后，最终选择向法方提供假情报，为台湾布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义”是这些小说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它是季宇笔下人物行动的潜在动力，甚至成为了他们内在的价值诉求与人生信念。这些小说所标举的，是以“义”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其中包括家本位的家庭伦理与家国天下的爱国情怀。正是这种以“义”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让季宇的小说充满着人情与人性之美，同时也构成了季宇小说中最耐人寻味的内涵。

历史是一种叙述。并非所有发生过的事件都能写进历史中，只有符合叙述者史观的历史事件，才能被写进特定的历史叙述中。反过来说，总体性的历史叙述，无法也无力呈现全部的历史细节，“被书写的历史”与“历史真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季宇的历史小说揭示的正是这一点。在这些作品里，季宇没有书写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聚焦宏大历史中隐而不彰的“失踪者”，试图发掘在语焉不详的历史叙述下那些“隐秘的经历”。《最后的电波》里李安本在抗日战争期间帮助新四军传递电报，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曾帮助过新四军的证据。直到李安本的暮年，他才与曾经的战友取得联系，他在战争中的功绩最终才得以“浮出历史地表”。同样，如果没有那个不懈追寻的叙述者，《救赎》里朱宝臣佯装附逆却暗中向新四军传送情报的经历，还有《甲申疑案》中冯日升与法方“暗通款曲”“事发下狱”的真实情况，恐怕都会永远埋藏在历史中，他们将永远以一个模糊不清的可疑身影出现在历史中。无论是李安本，还是朱宝臣、冯日升，他们的共同点是“信而见疑”：他们对国家、民族一片赤诚之心，但是由于历史的误会，他们又被看作敌人、叛徒、失节者。还好，在他们身后，终会有人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向人们宣告他们的清白。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季宇用悲悯的目光，穿过文字与尘封的历史，注视着我们并且作出承诺：是的，正义总会到来，没有一份不凡的努力会被遗忘，没有一种艰苦的生活会最终消逝在历史中。

除了呈现历史变局中人性幽微的精神主题，以及打捞历史叙述中“隐匿者”的情节模式，《甲申疑案》首先进入读者阅读视野、同时也是最令人击节称叹的或许就是其讲述故事的方式。小说没有采用历史小说通常的结构方式，原原本本地交代故事发生的时空，继而叙写历史经纬中人物的行动、选择与归宿，而是选择了碎片化的叙述模式。小说每节的标题都对应一个人物，每节都从某个侧面讲述完整故事的不同部分，叙述视角与叙述时空也不尽相同，小说从而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貌。那么，作者为何采用这种方式讲述故事？碎片化的叙述又给小说带来了什么？事实上，在季宇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里，《甲申疑案》并不是第一篇采用如此结构方式的作品。《金斗街八号》同样围绕人物结构小说，在万余言的篇幅内，闪转腾挪出一场精彩的谍战剧。关于《金斗街八号》在小说结构上的探索，作者自己如此解释：“这样的结构挤压了情节的叙事空间，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人物，与此同时，也节省了许多必要的交代情节的篇幅，使故事变得更加精炼。”碎片化的叙述策略在《甲申疑案》中所起到的效果亦可作如是观。不过，《甲申疑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小说以打捞冯日升在1884年的经历作为叙述的动力，呼应了“寻找”这一古老的小说母题。因此，碎片化的叙述给故事带来的这种驳杂、繁复之感，实际上丰富了小说中叙述者寻找的过程，同时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趣味，亦提升了小说理解的难度。小说叙述的碎片化还体现在对于历史材料的直接呈现。好的历史小说离不开扎实的史料与考据功夫，但大概很少有小说像《甲申疑案》一样不厌其烦地饾饤那些冷僻的历史知识。在《甲申疑案》中，光是引用到的史书典籍就有四种：《甲申纪事》《明清传教士考略》《中法战纪》《1884：我的回忆》。除此之外，小说里还出现了奏章、通信、报告、口述史料、回忆文章等不同形式的历史材料。当然，这些史料大多出自作者的虚构，但在小说自身的逻辑里，它们却是确凿无疑的“一手资料”。这样一来，小说在虚构与非虚构、历史与现实之间便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叙述路径。顺带一提，《甲申疑案》里虽然出现了大量史书典籍与历史材料，但作者的意图并非讲述这些冷僻的历史知识，历史材料的出现也没有带来小说结构上的松散。如果留心《甲申疑案》中叙述与史料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小说里的历史叙述看似有着一致的视角，但事实上每段叙述的视角都有轻微的差异，这是因为每段叙述都严格而巧妙地对应着不同的历史记载。这是作者匠心独运之所在。

从书写人在困局中的心灵“挣扎”与“蝶变”，到打捞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再到碎片化的历史叙述，《甲申疑案》既延续着季宇一贯的精神主题与情节模式，同时也体现出他对中短篇小说写作新的探索。其在叙述方式上的尝试，或可为当下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镜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