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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周明全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

温星：明全兄，得知你又要去深造，我还是相当惊讶。你继续深造在我脑海里猛然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点“冲突”的，你猜是什么？是对你评论界“野狐禅”的深刻印象。

周明全：几年前，我写了篇《我是批评界的“野狐禅”》，坦白了一下自己的草莽“身世”。我当初对“野狐禅”的定义，“一来非科班出身，这在重师承、重学术谱系的批评界，情形实在不妙；二来我身处边地，且供职于和学术研究无半点瓜葛的杂志社,属边上加边。即便写评论文章，也属野路子。”当然，可能给你和其他人留下“野”的最大印象是，我多年来总是一头长发，且烟不离手， 不像一个所谓的读书人吧！

但“野”或“不野”其实对我而已，只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对于学术，虽然我至今或许仍在门外，但至少态度是很严肃的。“野”并不代表我就不认真读书，不继续深造。我书房挂着雷平阳给我写的一幅书法作品——“学然后知不足”，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我在很多书的扉页都写上这句话。就是提醒自己，一个人在知识的海洋中，无知是常态，只有去学习，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逐渐减少、弥补自己的无知。

温星：今天来给你做访谈，方向是谈年初你策划、主编的《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嗯，是的，没错，我相信我并没有跑题。因为，从这套书中，我能读出早期很“江湖”、很“野”的周明全，已然构建起了自己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你是怎么想到要编这套书的？

周明全：2020年，窝在家重读《陈思和文集》，其实我对陈思和的著述是很熟悉的，就想看看他的同代学者，后辈学者，包括他的学生，是如何评价他的文学研究的。就查到了不少杂志，并在知网检索、下载了数百篇评论陈思和的文章一一拜读。我读书有个习惯，喜欢在文章上写写画画，就顺手在那些评论文章上做了不少批注，并把我觉得评价得非常好的文章分门别类地做了归纳整理。等我把整理好的文章打印出来后，发现有五十多万字，整整一大本。我当时想，若有人要研究陈思和，除了看他本人的著作外，我手上这本自己编辑的研究资料，肯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文本。

正好那段时间，我对第五代批评家做了不少研究，就想编辑一套第五代批评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的研究资料，为当下以及后来研究这代学者提供一些参考。我把自己的想法和陈思和沟通，他非常支持。我又去找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赵石定沟通，赵石定是一个有文化情怀的出版人，他也很支持这个事。就这样，2020年，我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找了北大几位老师合作。经过2021年一年的编辑加工，丛书在2022年上市。

最初，我其实仅仅是为方便自己找资料而萌生编辑这套书的想法。为自己，方能为别人，渡人先渡己吧。现在很多学者都一心憋大招，想写出惊世骇俗的大文章去渡世渡人，却忽视了自己才是最需要渡的那个人。

温星：目前推出第一辑入选的谢冕、钱理群、洪子诚、陈思和、陈平原、丁帆，确实无一不是前辈大咖。我猜想，你的选择标准，不仅只是文学成就和地位而已。

周明全：我选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批评史上的贡献。我目前选编这几个老师，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学者。这代批评家，在整个批评史上，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

这代批评家是八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一代，大都在高校里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随即留校任教，逐渐形成了学院批评的特点。这是文艺批评最为根本性的变化。批评家转入高校最本质的变化就是批评的性质和功能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具备审查作品、指导作家创作的权力。因为第五代几乎都身在高校，所以，第六代批评家，甚至部分第七代批评家、第八代批评家又是第五代批评家的弟子。同时，这代批评家是近四十年来批评学科规范的建立者，对今天的批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另外，这代大多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文学进行系统化研究。钱理群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主编过《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撰写过《中国当代文学史》等，这是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的教材，对学科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几位学者是当代思想过渡和变迁重要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批 评转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另外，这几位先生又都是新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学史家，一直笔耕不辍，对当代文学研究发挥着持续的影响。

温星：这六位文学批评的体系都相当庞大，我都还算比较熟悉，尤其钱理群、丁帆、陈思和老师，我读得挺多，尤为感佩。你主编的成书体例，各部皆分为四辑，生平自述、研究文选、人生访谈及资料编目，四个方面，四大维度，很齐备，学术性很强。李敬泽评价对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填补了一项空白——此评精到，我完全认同。但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新中国文学已走过七十多年，这个领域竟一片空白？

周明全：批评家是尴尬的，他的身份决定了他是研究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制度等等文学问题的。很多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学者，都很少被研究或关注。这导致了要做这样的资料丛书很难，没有被研究，或者被研究的不深入，如何做？另外，我和几个高校老师聊起这个事，学术圈很多人讲求师承、地位，哪些入选，以什么标准做选择，都是很难调和的，既然很难调和，那就不做吧。这可能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系统做批评家、学者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缘故之一吧。

另外，这种批评家、学者的资料整理的书籍，虽然学术价值高，但市场却很小众，若没有经费上的支持，做这样的书，出版社是亏钱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赵石定先生，是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身上散发着八十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光芒。当年在云大中文系毕业后，作为优秀毕业生，他本可以选择去政府、社科院等更好的单位工作，但因喜书、爱书，选择了出版。作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有良知和文化情怀的出版人，这些年他主导了很多有学术价值的出版项目。

温星：刚才你提到良知这个关键词，这方面丁帆老爷子就让我非常有感触。中华读书报舒晋瑜的《对话鲁奖作家》，你读过吗？里面披露了好几次丁帆在鲁奖评审会上对抗“潜规则”、为优秀作家仗义执言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些已经跳出了学术和文学本身，确实上升到了一位一流文学批评大家或者说知识分子良知与良心的高度。但这方面的内容，这套丛书里几乎都没涉及。

周明全：良知对一个学者当然非常重要，没有良知，他从事的一切研究都会是无价值的，或者，会被历史淘汰掉。我们可以看历史上，很多当时非常红的批评家，现在却很少被人提及了，就是因为他们丧失了良知。我选的这些人，都是正直的、有良知的学者。至于他们在学术史，批评史上的地位，我上面已经谈过，就不再重复。

温星：从你自媒体转型而来，开始写作、发表评论，到2020加冕非常重磅的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不过七八年，你的异军突起，我认为最大原因恰在于你文学批评思维的“野狐禅”。你的批评文本大异于许多传统或曰正统批评家，充满理想主义，随时旁逸斜出，常有另类视角，常常激情，常常跳跃，可读性强。但是，这套《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让我看到了你更多更加严谨的学术思维，相对而言，以前你赖以成名的“野狐禅”，似乎不那么“野”了，“禅”似乎也随之而少了。

周明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是两码事。做批评，自然可以“野”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去，但文学研究却不行。一定要有学理性、学术性，要有判断力。当然，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我还是之前那个我，不会变，也变不了，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我对自由的向往，对无拘无束的生活的追寻，这些东西不会变。

温星：你在不断读硕、读博，这个过程中，你的理论体系和批判体系，正在渐渐构建，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于这套书颇为宏大的架构之中。你考上的是陈思和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圈内皆知，以前你跟陈老多有合作，早有师生之情，亦堪称忘年之交，我个人印象最深、也引起了全国批评界关注的，是你们共同策划、主编的80后及70后批评家文丛。这也是全国最早系统研究批评界这两个年龄群体和“代际现象”的出版物。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中国批评家的代际差异和代际传承。我在这套丛书陈思和老师的这部中，就读到了陈老与巴金、贾植芳两代文豪之间传承的故事，真是非常感动。

周明全：学术是讲传承的。只有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才能推动学术的进步。正如你所言，贾植芳先生是陈思和先生的恩师，巴金先生在人格上对陈思和老师影响深远。从贾植芳、章培恒到陈思和，往下到郜元宝、张新颖、金理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在鲁迅开创的现实批判的精神脉络里。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使用的批评方法可能不一样，研究的重心可能也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文学专业的研究与对现实批判的介入紧紧结合在一起。

20 世纪 80 年代，一批在高校或学术机构的著名教授恢复了权威的学术地位，如李何林、王瑶、唐弢、贾植芳、钱谷融、徐中玉等，这些老先生都是“五四”一代学人的弟子，他们也是大多数第五代批评家的授业恩师。钱理群、陈平原的导师王瑶，早年师从朱自清，这一师承使得王瑶身上有鲜明的“五四”传统和鲁迅传统。王瑶“因自己的导师和弟子而声名益著，而弟子们也以他为中介，把‘五四’的文化传统，链接到当代的思潮中”。王富仁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师从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王富仁多次说“鲁迅改变了我一生”，他本人的鲁迅研究，开启了鲁迅研究的新天地，他向上衔接的正是五四传统。这就是学术的传承和学术迷人的地方所在。

温星：你选择不断去读硕、读博，固然是身在体制内的标配需求，我想，肯定也是内心的理想与固执追求。原本你是半路出家的“江湖派”，已然渐渐转身，有了学院的背景——当然，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成为所谓的“学院派”，但你曾经为人所称道、甚至可以说是成就了你的“野狐禅”，还会在吗？以后，戴着博士帽的你，是否依然还会是一个“野狐禅”？

周明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披露刘半农的事，“刘半农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历，为胡博士他们所看不起。半农受了这个刺激，所以发愤去挣他一个博士头衔来，以出心头的一股闷气”。刘半农始终留恋于新文化战线的战斗，因此，他在去欧洲留学前夕，还写信给周作人，倡议与周氏兄弟合作，共同编《近代文艺小丛书》，系统介绍西方文学艺术（除小说、戏剧、诗歌、文艺理论外，还包括音乐、雕刻、绘画、歌谣等），并以其固有的热情，开始着手王尔德短篇小说与屠格涅夫散文诗的翻译。此动议得到鲁迅、周作人支持，后因刘半农出国而未实行，留下了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一大遗憾。

讲这个故事，倒不是说有人嘲笑我我才去读博士的，事实上，我和刘半农正好相反，很多人觉得我混得还可以，根本不用去读博。有选择，自然就会有放弃。刘半农选择去国外拿学位，离开了新文学阵营，很多计划也落空了。我选择去读博，可能也会放弃有些世俗的名利，但我肯定也会得到很多东西。只是有一点不变，这个我刚才也说了，那就是追求自由这个状态的“野”我不会放弃，因为这是我骨子里的东西。

忽然想起自《世说新语•品藻》中的一段话，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无论我身上有多少坏毛病，无论别人有多完美，我都还是坚持做这个“野狐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