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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年鉴》等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出版专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等。

去年年底，宜昌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作协议签约暨屈原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宜昌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合作共建屈原文化研究院。研究院将以屈原文化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为主攻方向，突破性传承发展屈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刘跃进专程来宜，并在揭牌仪式上致辞，表示将致力推动屈原文化研究院的各项工作。

出生于1958年的刘跃进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他在北京读小学、中学，1977年2月至1978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塘子公社插队落户。恢复高考后首届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82年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1984年至1986年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姜亮夫先生、郭在贻先生研习古典文献学。其后回清华中文系任讲师。1988年至1991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师从曹道衡先生研习汉魏六朝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8月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先后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等职。

7月10日，三峡晚报记者以屈原和屈原文化研究为主题，对刘跃进先生进行了专访。

屈原及其《楚辞》 强调真、善、美的高度统一

记者：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和文哲部副主任，请您谈一下屈原文化研究院如何建设，如何推进，又如何实现规划的目标?

刘跃进：宜昌市政府和文学研究所合作共建屈原文化研究会研究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全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举措。以屈原文化为支撑，通过系统的学术研究，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积极的学术传播，建设屈原文化研究与展示高地，把宜昌打造成屈原文化的权威阐释地、标准制定地、活动聚集推广地，积极推进以屈原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走向世界，这是屈原文化研究院成立的主要目标和主攻方向。

作为屈原故里，宜昌是千年文脉相传的圣地。屈原文化作为宜昌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发挥了独特的精神引领、道德教化、文化涵育功能。文学研究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在宜昌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提出了《楚辞》要籍集成、域外屈原文化与《楚辞》、屈原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国精神”的文化传统研究等三十多项研究课题，充分发挥双方在地利和人和方面的巨大优势，定期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年会、论坛、讲坛等重大文化交流活动，积极组织项目实施、推广战略，推出系列研究成果，提升屈原文化研究院的辐射影响力。

记者：如何在屈原文化研究中挖掘与弘扬屈原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

刘跃进：屈原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爱国情怀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爱国情怀，大家都很熟悉，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人文体现在那些方面呢？主要是以人为本，首先要做好自己，他以香草美人自比，修辞立诚；其次，还要关心人民，关心社会。他反复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第三，屈原及其《楚辞》依然以中华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强调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当今世界，注重“真”（科学）而忽略“善”（伦理）与“美”（美育）的培养，出现了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今天学习屈原，应当从历史中得到借鉴，发展我们的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的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记者：您曾著文表示，要在文化传承中彰显家国情怀，如何理解屈原的家国情怀？

刘跃进：是的，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家庭、家族、国家紧密相连。从家出发，个人、家庭、群体、国家乃至天下，一脉相承，共同支撑着我们的理想。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这种家国理论，以修身为起点，强调内心修养、个人行为的重要性，最终以经世济民为目标，因为一个人的好坏，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关系到家族的荣耀，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更关系到天下兴亡。屈原是楚国贵族，也身处高位。他信奉传统观念，一生为家族，为国家，为天下奔波，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当国家灭亡时，以身许之。这种家国情怀，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屈原的成长离不开秭归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

记者：您的新著《从师记》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书中，您追忆了与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等良师益友长期交往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的感念之情。从与这些老师的交往中，您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姜亮夫是楚辞研究的一代大家，姜先生有哪些学术品格？

刘跃进：中华文化是一条长长的河流，或波涛翻滚，或细流涓涓，从来没有断绝。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滋润在这条文化大河之中。感恩、坚守、传承，是《从师记》的主线。我心目中老师有两重涵义，一是生活的老师，二是授业的老师。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共同见证了国家的进步，时代的变迁，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老师无时不在，所以，我们更要感谢一路扶持我们走过来的老师。

姜亮夫先生多次提到，他的学术志趣本在历史学和语言学，然而，特殊的历史处境，国家民族的需要，他无意间走进楚辞学与敦煌学王国，最终取得辉煌成就。他作《屈原赋校注》，是因为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有感而作。抗战爆发，姜亮夫先生作《夏殷民族考》等，通过阐述汉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唤醒民众。姜先生的学术经历告诉我们，最优秀的人文学者，理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深厚的专业功底与完整的知识结构，二是自觉的民族意识与强烈的家国情怀。具备前者而缺乏后者，至多是专业学人；具备后者而缺乏前者，则沦为空谈家。

记者：屈原是中华诗歌之祖，有人断言，以秭归之僻远，诞生不了屈原这样的大诗人，因此而否定秭归是屈原故里，对此说法您怎么看?您觉得屈原的“从师记”中的师，应该有哪些内涵?

刘跃进：屈原是第一位具有完整人格形象的诗人，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屈原的成长离不开秭归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离不开丰厚的中华文化传统。

我们都说，长江、黄河是中华的母亲河，在中华大地上，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都与这两条母亲河息息相关。宜昌市位于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纽带，不仅是“三峡门户”“川鄂咽喉”，更连接着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屈原就生长在这里，在感受着浪漫的荆楚文化的同时，自幼也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洗礼。可以说，屈原是集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于一身的诗人代表。他爱国忧民、苏世独立、充满理想，这是屈原的形象，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我们从屈原身上看到了文化的传承和坚守，他充分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又发扬光大，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传统文人有这样一种传统，他不仅仅从自己的授业老师那学到知识，还会从前人那里获得精神的启迪。屈原从前辈那里获得知识，获得感动。杜甫又从屈原那里获得慰藉。他漂泊西南时，想到了屈原，想到了宋玉，视为自己的异代知己。“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诗，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屈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楚辞》，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屈原文化研究需要接地气，走向民众，走向社会

记者：您曾呼吁，文学史研究更需要一种通识，具体到屈学研究上，您觉得有没有一个推荐的路径?如何实现通识?

刘跃进：我所强调的“通识”，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层面，还有胸襟和视野。姜亮夫先生常常把作学问比作武术上的打通筋脉。功夫深了，才能使各个脉络贯通一气，做到“左右逢源。”从事文史研究的功夫自然是指博与通。只有博，才能打通。姜亮夫先生之所以能在他的研究领域里取得显著成绩，自然是与他熟悉四部、学贯中西分不开的，更与他的胸襟和气象密不可分。他研究屈原，首先是走近屈原，毕业论文以《诗经》《楚辞》中的连绵词作为考察对象，进而校注《楚辞》，成为一代大家。姜亮夫先生研究《楚辞》，又不限于《楚辞》，而是把《楚辞》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以《楚辞》为中心，开展全方位研究。姜老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屈原已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中华文化符号；《楚辞》也不仅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精神史。因此，研究屈原和《楚辞》，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所谓“诗学”范畴，而是要赋予屈原以时代意义。

记者：宜昌市最近成立了由16名教授和专家组成的楚辞讲师团，从本月起将深入机关、学校、社区、企业、景区、市场和农村等就屈原及其二十五篇作品进行宣讲，您觉得这种细读经典、传播经典的意义是什么?

刘跃进：我为楚辞讲师团拍手称赞。生活在屈原故里的父老乡亲，对于屈原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楚辞讲师团的工作，就是传播屈原文化精神，把这种精神作为湖北宜昌独特的文化基因，光扬光大。当今的学术，已不仅仅是二三素心人的事业，更是人民的事业，国家的事业。学术研究，需要接地气，走向民众，走向社会，通过传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