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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地逃离与悲悯地回归 ——论凌寒长篇小说《暗河》的人性书写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熊玫  2022年04月12日09:46
关键词:《暗河》

摘要:凌寒长篇小说《暗河》以不可抑制的深情和悲悯书写了一个家族三代人所经历的爱恨情仇以及生活的嬗变。作品对于人性隐秘之处的洞察在逻辑和情感的双重推力下多层次、多角度得以显现。小说主人公在追逐生活、求取人生真谛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偏差、失望等心理症结,主动或被动逃离以求内外在困境的突围成为作品张力结构产生的主要动因。从生命的本质而言,逃离行动本身表明了情感的深度,而不同层面地回归则寓示了逃离在不同维度的变形及转向。逃离本质上与回归具有共性的文化内涵与灵魂契合,小说通过三者的逃离与回归:逃离困顿者的滞重回归、逃离理想者的漠然回归、逃离尘俗者的轻逸回归,对于人性进行了内在的探幽与省思,最终在可对话的情态中走向宽容与敞开。

关键词:《暗河》逃离 回归 悲悯 人性书写

 

长篇小说《暗河》以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以家族为体系的一家三代及相关人物内在生命的涌动及外部行动的流变。“写作,就是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无疑,我们在此正在接近孤独的本质。”①叙事者跨越的时间长度转而聚焦于有形的空间载体之中,自然形态的“河水”与心理层面的“暗河”内外呼应,形成文本勾连人物命运流转的连接体,并且形象化地展示了个体在社会文化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逃离与回归间相扭结的状态。

逃离代表着不安分,或者对于生存的渴望和追慕。在半透明的盲目内驱下,逃离在纷繁多变的世界及复杂多样的人情世故中往往在逐渐消解自身的力量,最终多是回到出发的原点或相似的归宿之中。

“人类努力不相信记忆向自己讲述的一切,尽可能更宽容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旦感觉不到往回看的任何快乐因此也就尽量不去回首。”②小说叙事者颠覆了一般意义上人类的惰性,以后来者的身份从家族的历史中承继并且优化了某种看不见的血脉因子,一方面可见相似的色调在重复人自身永远无法超越的故事,另一方面则在成长的痛楚中摸爬滚打,直至实现心灵的飞跃和自由。

(一)逃离困顿者的滞重回归

《暗河》的叙事起点为战争年代的偏僻山村,这一选择意味着贫困与闭塞的天然联姻将在作品中得到具足的展现。而小说讲述的重要线索则在于一个家族甚或是一个民族不断挣脱落后命运的历史进程。小说将民族发展的历程进行虚化,更为倾注心力表现的是家族成员落实到时代发展脉络中的生死爱恨。毫无疑问,小说所折射出的人性深处更为幽暗的秘密来自大河又归于大河,因而具有了天人合一的特性。“意境不是自然主义地模写现实,也不是抽象的空想的构造。它是从生活的极深刻的和丰富的体验,情感浓郁,思想诚挚里突然地创造性地冒了出来的。”③大河在小说中始终与叙事者所探寻的人性表意形态与意涵产生强烈的同构关系。

面向困顿,生存甚至彻底改变生存的模式成为了小说中几代人执意并执力求索的奋斗目标。底层生存的艰难作为无法忽视的痛点捆绑着周家三代的神经系统。由此筑成的内在负累促成了不断发生的逃离事件。出走、逃离,寻求新的可能和生存方式作为百年中国文学的主题在周家的创业之路上刻上浓重的足迹。逃离故土,一为远离灾祸,二为寻求可再生资源。而生活既不可预测,亦不可重来,每一次心怀预期的出走必须接受不可预期力量的支配并接受看不见的手对前景的操控。面向困顿的逃离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挣扎,并可能取得一定的突破和改善,但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文化乡土观念可能制约着逃离者完成从逃离到回归的滞重尝试。

二祖父是周家逃离困顿的第一代。从战火纷飞的生死场逃离,在小村获得祖母的一碗稀粥而铸就了一段乱世姻缘。尽管小说对于二祖父的心理表述语焉不详,但可以推测的是,逃离者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获得了从物质到情感的内在安顿。人为的战争可以躲避,自然的灾祸却使其措手不及。二祖父在一场大雨中魂归大地并未出现应有的预兆,却暗示了命运的最终定数。小说《暗河》所隐喻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无形的支配力量显示了其不可言喻的召唤力,暗河以无法超越的能量对于人进行了收编。这也寓示着,无论如何逃离,实则都在走向最终的回归。如此回归,既是痛苦,又是升华,与自然相融合的过程返回了人最本质、最纯粹的原在形态。

祖父、祖母所遭遇的困顿作为遗产影响了后辈,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致使后辈仍处在泥沼中挣扎。叔叔周文海的一生就是不断反复挣脱困顿的显例。与父辈不同的是,周文海成长于一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簇新时代。庆幸的是,周文海的努力正在暗处迎合了其血液中的天赋,其窘迫的姿态也一点点被摆脱。在奋力摆脱自身境况的同时,周文海作为血气方刚的年轻生命始终无法正视自我的内在欲求。强烈的非自我认同情绪阻碍着其接受大学同学的爱情绣球。这是物质的困顿所带来的强烈的精神压抑和自损。周文海求学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于对困顿境况的逃脱,逃离既是表象,更是目的。让周文海始料不及的则是,逃离成为了贯穿其一生的关键词。结婚之后的努力治学与其面临的新型困顿不无关系,尽管学术层面获得重要成绩,但潜在的问题则是:其学术动力仍然源于嗷嗷待哺的家庭成员的出生以及生活支出的不断增加。直至周文海车祸身亡,积年逃离困顿的生活终于画上句号。周文海的死与路人的冷漠有关,但亦可见在困顿中求生存的不易。最终,周文海并未在其所研究的哲学世界当中获得自我的超越性存在,其回归之路与庸众奔赴的庸碌生活之间并无本质性差异。

周梅兰母子诠释了逃离的链条效应。周梅兰在经历了家庭的重大变动后带着对于城市的幻象逃离了并不光鲜的乡村及其贫苦的家史,成为了最初打工潮中的吃螃蟹者。然而,底层打工者对于城市的想象与城市对于底层打工者的接纳呈现了悖逆景象,周梅兰很快由于未婚先孕、丈夫早亡等现象沦落为城市的最底层。尽管周梅兰回归故乡之后迎来了一段短暂的浪漫恋情,但先天的不足意味着最后分离的必然结局。周梅兰尝试性的逃离具有假面的性质,回归破败的乡村世界与其自身的能量形成了强烈的对应关系。周梅兰无法攻克困顿的本质性原因在于其无法寻找到突破现有格局的有力武器,将自身寄托于幻象或者期望保护伞从天而降的奢望因为违反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而显得缺乏应有的根基。作为具有浓烈乡土意识的母亲,其不同于小说中另外两位改嫁女性之处在于,乡土世界的内倾性始终在对其进行道德和伦理的绑架。

在现代文明尚未真正抵达的乡野中成长的周梅兰,服从乡土规训对抗来自生命的侵压成为其人性的主旋律。其子樵儿出外打工并不一定复制周梅兰的历史,但赚钱回家建房的理想实际上也暗合着乡村土壤的文化根性。周梅兰和樵儿无论如何逃离并寻求新的出路,骨子里都包裹着对于故土的至性回归,这是暗河养育的气性使然。

“成为现代人的欲望是一种原型,也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命令,深深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它是一种坚决的形式,其内容则是不断变化、无法确定的:自称现代并被现代接受为现代人的人,就是现代的。”④显然,周梅兰是在现代社会中退出的传统社会的使者。

(二)逃离理想者的漠然回归

生之为人,对于生活的期待逐渐形成价值模型,并且以此作为行动的基本准则及评价体系。因而,人的理想生活形态包含着忠实于集体无意识的公共文化的通约性部分,同样也糅杂着个体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对于生存的差序性理解。理想形态的生活模式容易分解出动态化的轨道,而动态化演变的最高目标则在于停留于静态化的愿景和图式之中。现实生活往往在背离理想形态并且因之演绎出更为多元的主体间性。对于主体而言,理想的落空必然引发价值理念系统的嬗变,静态模式因之逐渐向动态模式发生位移和调整,时间流因之自行发生排列组合关系,形成个体的多元式组合模态。

从小说的叙事来看,理想的失落滋生了一系列的逃离者。逃离是在不能发生有效对话的基础上的躲避或者另求出路,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根性中的理想值域仍然成为主体内在幻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逃离并非拒绝和否认,其更多包含的是与理想期待在不能和解过程中最轻量的妥协。而在逃离无法实现本质上解脱的情态中,主体可能通过多重方式走向回归。此时的回归已经消弭逃离时的尖锐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无法选择和真正跳脱的漠然。

对于传统女性而言,婚姻和爱情更自然地成为其价值中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核心视域,因而其思维领域也更易相应地建立自足的理想景观。而单向度的理想模式则需要另一维度的配合,否则则易出现理想的失衡。

母亲作为传统女性的代表对于父亲的出轨表现得近乎歇斯底里,并且一度失去大家闺秀的气韵。而无节制地声讨和愤怒显然无济于事,在理想婚姻遭遇尊严的碰壁之后,母亲的逃离包含着痛苦、怨恨及表面的疏离等多种混杂的情感。实际上,长达十年的出走并未真正将其对于婚姻的理想全然熄灭,母亲的回归显示了女性在出走之后无法找到真正出路的无奈,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一代未接受教育的农村女性囿于现实机制的造化和命运。婚姻理想固然已经化为泡影,但母亲心态最深处仍然与婚姻之间形成不可分离的固化物,只是外在表现形态由狂热化转向了失语和漠然。母亲回归沉迷于佛学并在其中得到心灵的解脱,其最高级别的强大仍然不是义无反顾地永恒出走。禁锢母亲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在世界对于男权社会主体理念的沉淀和内化。尽管在对话形式上母亲已和父亲划清了界限,但毫无疑问的是,母亲此生必然无缘与男权社会划清界限。

苏文慧与母亲在爱情的理想价值层面表现了同样的执着。众人青睐的才女在表白遭拒后迅速将爱情理想转向为自我的滑翔。但时间的韧性却近乎无情地透视出其内在的坚守。周文海作为苏文慧梦中情人的形象始终未曾发生更替。从最初的追求到遭拒后的掩饰和逃离再到重逢后的再度表白,女性对于爱情理想的守护表现了极为虔诚的姿态。而女性的单方面投入与男性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爱情理想的最终滑落。在无法逆转的结局中,女性的共性是选择以遮蔽的方式进行外在化转向,而其内在对于婚姻爱情的理想则以转入平静甚至是漠然的方式继续存留。

相对于女性更为偏重个体情感及家庭本位的价值理念,男性之求更多与个人英雄似的梦想以及文化体系所宰制的家族体系相联系,即便个中不无红男绿女的游荡,但本质上都是镶嵌在男性社会性文化之上的配饰。而英雄的梦想需要适合其生长的外在环境因素。在得不到足够环境因素支持的前提下,大写的男性同样容易选择以逃离或变相逃离的方式获得与社会文化的对接关系并以此实现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满足。但这种满足也仅仅是短时期内存在的虚幻镜像,终归消弭于社会性的整体框架和格局当中。小说对于父亲周千秋及“准姑父”杜月生的书写在无形中达成了内在意义上的同构性。周千秋早年为谋生路走进军营,在战场上的英雄梦想被稀释后转而奔走于声色之域,其内在所求不外乎被认可甚或是被崇拜。历经辗转之后的周千秋终究回归并认同沉默的力量,这实际上回应的是其早年在土地上劳作的姿态,或许唯有大地方能真正给予其内在永恒的能量。

杜月生一度逃离家族体系对于自身生活的规范,这可能与其接受西式教育所养成的思维逻辑有关。其立志于拯救周梅兰的骑士风范多少缺乏中国式男性情感价值中的获得心态。而杜月生终究因为水土不服未能将骑士精神贯彻始终。尽管杜月生对于周梅兰有所补偿,但男性在社会性的召唤下服膺于外在评价体系的文化归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两套价值标准在杜月生的不同生命阶段对应了逃离与回归在其精神空间中的不同位置,二者并不冲突,只是回归到本土化的传统思维情境具有融入血液并且主导决策的本质性作用。“这或许是因为男性的主体身份是既定的:他的现实行为是入世的,他的审美态度自然反射为‘遁世的’。”⑤因而,对于周梅兰而言,认同土地的纯朴才是对于自身的最好慰藉。

小说《暗河》对于人物逃离与回归的精神旨要具有冷静的洞察和柔软的体贴。不同的个体在外在力道及自我力道的双重推动下进行行为选择,但选择的弹性则取决于个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权衡与较量。

(三)逃离尘俗者的轻逸回归

小说《暗河》具有宽广的体恤情怀,即在具体的情境中对于人性本身的体谅与悲悯。当主人公更多的表现出亲世俗的状态,叙事者采取的是平和冷静的叙事手法,点到为止即可;当主人公更多表现出对于性灵的坚守和追寻,叙事者则通过更多的切肤观照,尽量传递出其精神乃至灵魂的雅致之处。

《暗河》中的大部分人物出入于世俗生存的艰辛旅程之中,更多的追求和理想不容易上升到超脱的高度。对于圆整的世界而言,这未免存在欠缺。因而,小说在认同世俗情怀的过程中又不遗余力地展开了对于个体精神高度可能性的探求和书写。“如果说在诗与史之间,男性写作更偏向于“史”的话,那么女性写作是以“诗化”作为作家的艺术旨趣。”⑥

在小说中,追求灵魂向度的主人公首先表现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体认以及对于尘俗生活方式的逃离。逃离尘俗者并不完全弃绝世俗生活的具体方式,只是在内心深处无法真正与世俗达到兼容的状态。因而,即便身处尘俗之中,内在世界难免感到失落和隔阂。逃离尘俗者本身即为艰难的存在,其艰难之处在于横亘在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精神隐秘。他们通过各种可行的方式试图在尘俗的生活中开辟一席之地,不但过程极为坎坷,结果也往往不如人意。因而,逃离者最后选择了以不同的方式回归。此处的回归并不意味着与尘俗的类同和融合,而仅仅是以看似合作的姿势获得在尘俗之中的一方净土。逃离尘俗者往往具有凌驾于凡俗的心智,但往往也最难在世俗观念中获得认同,因而唯有具备强大的自我认同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逾越。

诗人柳青成长于农村,心性却游离于乡野村民的一般性认知。柳青的精神处于外化的出格形态,往往在俗世中遭遇阻隔。因为对于自我的认识既清醒又放纵,柳青在经历了与叙事者“我”的纯粹之爱后依然选择了“俗艳”的女人为妻。柳青关于婚姻对象的选择具有深度的逃离意识。婚姻在隔绝了爱情之后成为精神外扬的补偿物及现实生活的庇护所,以此足见诗人的清醒并且难以真正实现自我超度的尴尬处境。诗人柳青存在着诗性与人性之间的严重纠缠和分裂,其逃离不够彻底,最后走向自杀不过是向世俗走向的一次回归和投降。生命之轻重于柳青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俗世社会的认定,自杀从某种程度上源自于对于自我灵魂的放逐。柳青在诗意世界和世俗之间的来回摆荡致使其陷入了某种非确定性格局。因而,柳青的自杀结束的是长期以来自我纠葛的矛盾状态。

“我”作为叙事者在文本中既承担着固定的角色,又串联起一家三代人命运的变化和外现。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我”自小对于“文化”充满了虔诚的敬意。对于文化的认定和思考也逐渐推动其不断寻找跨越于尘俗生活的高级形态。在小说中,“我”成为逃离次数最多的不二人选。从少女时期离家出走至深圳到与柳青的缠绵与逃离,再到对于世俗生活乃至死亡的逃离与回归,女性内宇宙敏感丰富驳杂多思的特质一览无遗。在变与不变之中,“我”完成了自我心性及智性的不断升华,并且真正抵达了俯视大千世界的从容与宽和。“我”的最后的回归姿势在无形中塑造了轻逸的智者形象。相比较于柳青的执迷,“我”实现了在尘俗与哲学之间的自由及深度切换,因而也获得了自我生命价值不断拔高的可能性。因而,柳青因不被认同而轻率赴死与“我”继续在俗世中坚持自我的价值探寻和立场表达了二者在通透性上的本质性分歧。“我”重新回到我所能坚持的立场的行动注解了我与尘俗之间并行不悖的依存方式,对于自我的建构并非一定建立在破坏者的视角,自我成全方才推动凝重转向轻逸。

乔慧在《暗河》中并未担任重要的话语角色,但却在无形之中与“我”形成潜在的对话关系。对于父亲周文海的车祸身亡,乔慧一度处于与父亲精神连接的幻觉之中。精神的异质状况直接导致了乔慧被嫁的命运。直接源于需要的婚姻体系成为了乔慧逃离精神幻念的出路。最初的婚姻并未一蹴而就的解决乔慧的问题,其与父亲精神的汇通仍然在阴阳两界大行其道。由此可见,用世俗抵抗情怀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妄想。连乔慧自己可能也不曾意识到,空间仅仅是外在化的阻碍,真正需要跨越的关卡是“爱”的消失及情感的转向,而现实的婚姻和善良的丈夫并不是问题的解药。所以,最初的逃离使得乔慧处于较为僵化的境地。强烈的陌生感以及排他性在心绪上极有可能使其步入深度的自我迷失。真正使乔慧回归轻逸状态的是女儿的出世。新生命的诞生赋予了彼时的空间新鲜的意味,并且将记忆中的父爱与女性自身潜存的母性意识充分转换和激活并寻找到了充分释放的通道。在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文学中,冰心曾经企图用爱化解现实中的很多问题。自然,爱不能无所不包,但却能在具有慧心的人中间获得极大的生长空间。从一个喜爱诗歌和哲学的少女转变为一个充满了爱和期待的母亲,身份的变化促使乔慧完成了从逃离向回归的转向,其基调包容着生动而明朗的特质。

长篇小说《暗河》在时代的长河中回溯了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绵长故事。叙事者不曲美,不隐恶,真诚而豁达地拨弄着、剖析着每一代人,每一个独立个体内外在世界的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在可以追逐却不一定能够驾驭的命运之途中,他们试图逃离困顿、逃离理想,甚至逃离尘俗。但人间的磁场所散发的合力却引导着众人回归滞重、回归漠然,甚至回归轻逸。正是可以琢磨但不可摆弄的家族秘史,使得暗河永恒激流涌动,永远低语诉说:一个个众人皆知的人性的秘密,一个个无人知晓的人心的秘密……

 

注释:

①[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②仵从巨主编:《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③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④[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⑤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微》,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⑥胡彦:《女性写作:从身体到经验》,《当代文坛》1996年第3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