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所谓“破体”，简单是指行书的变体，最早是指王氏父子书法中的献之“改体创制”，就是王献之在父亲王羲之的书体规范基础上，新创书体，自成一格。具体就是一般说的行草书。献之也是史上公认的破体书法鼻祖。后人有诗云“始从破体变风姿”“文成破体书在纸”。可见，破体之说当是褒义。破体的精义在于立足传统规范基础，博取各体多家特色，臻于创制新体、自我作古的境界。因此，破体往往也就是宗师大家首开风气的创新标志和主要成就。

破体之说后来沿用、引申到了其他领域，不独书法破体，各体艺术的流变创新都有破体之功。但也有了歧义，流俗而下，有时破体成为无视规矩、卖弄小技、躁进侥幸、招摇撞骗的挡箭牌、遮羞布，其恶劣影响广及社会，造成了糟蹋艺术而不知为耻的粗鄙陋习。书无定体、文无定法，实际上要看的还是作者的基础功力、经验识见、审美趣味和动手实践的能力。无奈立场各有所重，沿袭传统、规矩守成，或变体出轨、自造新制，争执了千百年，至今仍是纷纭不决。只能说取法高者自有规矩和创新，下流者就不足与语了吧。

文学破体的优劣成败恐怕相较更容易辨析和理解。古代以来，诗词曲赋小说种种，无不渐进而成，其中多少都有破体创制的加持助力，或因破体而终于大功告成，并成固定的规范文体。只说近现代吧，草创期的新诗兼有了传统长短句和新体自由诗的文体特点；较熟知的鲁迅散文诗则是典型的破体新创文体，融汇了新诗和现代散文的体式——最近于传统行草书的破体艺术创制。诗剧或剧诗，既是舶来借鉴，也是或剧或诗、有剧有诗的兼体、破体而成。创作不乏破体，学术研究一向也重破体——对于王献之破体的高评，其实也算是古代书艺评价的一种学术褒奖，意义和现在的同行专业评价基本相当，并成书史定论。尤其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与破体相关的文体学，早就是一个重要方向；破体和文体研究成为一种专业门径，如有学者就认为文体研究可为宋代文学的一大关键，等等。

到了当代、新时期，文学的破体新创仍是一般现象，并不少见，而且，越来越体现出当代文学的发展进步活力。这已经奠定和显示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繁荣现状和灿烂前景。

举其显例来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出版后，“跨文体”写作渐成文坛风气，不仅一变为文学批评术语，犹如“80后”之类，也更加受到创作实践的支持，越来越成了最为突出的创作现象，直到迄今未衰的非虚构写作等。破体已经成为现今常态。这或也就是广义的变局时代的一种文学反应体现。这是就写作文体形式来看的。如果换作对写作者角色来分析的话，也有“破体作家”（这是我借用书法破体之意的文学活用）的渐趋流行之势。也就是，有的写作者是以破体写作为主要方式、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样的写作者不限于传统的文学创作作家，也包括了学者学术写作，或是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可以说，就是这种文学“破体”的现状背景，形成了我从2020-2021年之交主持《小说评论》“三栖专栏”的初衷。

我之谓破体写作者的含义，引申而言，大致包括了这样几种情况：最先是指批评家、学者而兼有文学体裁和文学文体的创作。比如学者教授偶尔“出圈”兼作小说或散文或诗歌，也有学术与创作一向并重，但主要仍是学者的身份。这类创作显然会在诸多方面有别于通常所说的职业作家创作，其破体之义既是将文学创作的感性审美注进学术理性的肌理，丰富学者精神人格的滋润涵养，同时也为文学创作带来别种风情，并产生批评研究与创作实践的互动沟通。在角色意识上，有助于文学关系中的同情之了解。对文学批评的通情达理、以意逆志，尤为有益。这是我在《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三栖专栏”开宗明义的“主持人语”中所表达的核心意思。这种学者而兼创作文体的写作者可说很多，我记得文中列举过南帆、丁帆、何向阳、张柠、张清华、张新颖诸教授的大名，个个都是著名学者、批评家而兼或文或诗或小说的名家。

其次，主要是指学者学术文体本身的“破体写作”，或作家在研究著述上的学术性创制——显然有别于通常学院教授的规范性学术文体的撰写方式。“三栖专栏”开张时间有限，后者（以作家而撰著学术为主）尚未及具体讨论人选，但拟议中的著名者也是如雷贯耳，成就斐然。老辈如王蒙的《红楼梦》研究，中年者格非以小说家而有治《金瓶梅》专著，王家新以诗人而同是翻译名家，年轻者也不在少数。前者即学者的破体写作讨论倒是有幸得到两位大家的屈尊支持。孙郁教授的学术文体往往兼有美文个性的润泽，随性自如，亲切率真，真可用作治疗刻板学院文章之弊的良药。毛尖教授则直把性情文字投胎托体成了学术批评，她的文章既是议论散文、又是义理批评，说是学术学理，却又处处杂文笔法。一篇文章而有多副面孔，只有洞察练达、鞭辟入里显出本相颜色。无怪能够妥妥吸粉无数。可惜，这类破体写作在大学里成不了主流。学院论文讲究的正襟危坐，有规有矩，好似一个理学家面目才算正宗。人情人性人心人道种种，在学术论文体制里恐怕是难以顾及相应温度的了。所以文体别裁的孙郁、毛尖教授们，只难得做了大学里的稀有生物，非常值得好好高抬表彰。他们的破体写作具有独特且几乎难以复制的价值——不仅学术，也很文学。

其三是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所宗文体，无法归类而成极端案例，实质却最是自由而圆融的一种文章文体的写作。这种写作将学术文章、文学批评、散文随笔、演讲谈话、序跋书评等融汇一体。看是随性而谈，信笔写来，无有任何规矩可言，实则四面八方、中外古今都在照应，人生书本、个人社会都有关心。文体形散而精神俨然，行文不羁却自有中心，尤见心思关切的温暖性情满溢纸面。驾驭文字之力可谓笔到心到而意在言外。有人说这是回归到古代文章的体式和境界，不再局限于西风东渐至今的文学分体规矩了，说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不过你看李敬泽的文章，也许会想到这与文章作者的抱负胸怀有关，并不一定主要关乎文学文体和写作的技术。还有，超越技术层面谈论问题，我们对于天赋才情的理解也许该有一定的默认。所以我说过，后天的努力可以激发才情，但不能赋予才情。《小说评论》第2期李敬泽专辑，我的主持人语叫作《文章事业 君子不器》，借李敬泽的文章，表达文体别裁之义及有关写作人格的看法。

事实上，我的这些看法也是近年文学批评新论的一种反应或共鸣。源自创作现象，成于理论批评，激发酿为文学场域的一种话语热点。也是《小说评论》杂志，2021年7月在王春林主编的努力下，召集了一次会议，主题就是“小说革命”和文学无界。后来还和《收获》杂志联合，共同推动文学无界的创作批评行动——目前还在进行中。除了刊物的推动，这次文学批评新论的主要发起者我记得是王尧教授。印象里，他首先是在一次会议上首提“小说革命”之议，后在《文学报》上有文章论述发表。对于当下小说弊端的针砭固然是“小说革命”的倡导动因，但积极面向上的理论阐释和有关文学写作的内涵诉求，无疑是更具建设性的动因。助推“小说革命”影响传播更重要的，是不久后倡导者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发表出版，迄今已成最受批评关注的近年长篇名作。多数年度文学类排行榜都有《民谣》的前列席位。而且全媒体的传播加速扩展了对于小说和作者的批评广度。由此连续聚焦，批评理论和小说创作自然叠加在王尧的学者和散文家的身份之上，其中越出小说、批评的文体创新和文学无界的意义一下子就明显和明确起来了。最先的“小说革命”之论溢出了特定文体的范畴，一变为文体创新之论，再变为超越技术层的文学价值论——所谓文学无界既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具体创新体现，更是文学人格、写作精神、包括写作个体将人生觉悟和社会关怀灌注进具体文学行为的一种道义自觉和思想诉求。在此，我既是表达对于王尧教授所倡之论的响应和理解，也是再度阐发“三栖评论”专栏的宗旨。

一般说在传统的古代文学论域中，文章体式关联文脉统绪的承传，且与文化观念、意识形态有着内在关联。简言之，文体关乎世界观和思想立场。所谓文章辨体的重要性往往在此。无怪乎文章体式正宗和文化观念正统的契合，几乎就像是表里合一的有机体。即文章文体的形式并不独立于观念意识之外。在现代文学概念里，破除了传统意识藩篱之后，文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了别样的深意。最重要的是，写作与人生的具体实践形成一种同构关系，个人与社会在写作行为里产生共同的利益交集。写作方式不再主要限于书斋里的个人天地，而是深广地关乎现实的人类状况和社会生活。在此意义上，文体之变就是在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写作者的情感之变，认知之变，思想之变，世界观之变。写作技术具有了广义的人生、社会和世界视野。回头再看表面上矛盾对立的尊体、破体（或谓变体）关系，实为相互交织的共同体，而且终归于创新一体。这是将文体实践的意义提升到辨体观念的更高层，而其价值的广度实现，就在各体文学的丰富写作生态中。

换言之，传统的“破体”贯穿着当代文体创新的实践和理论，内含着写作者文学无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归根到底，这也是一种“人的文学”——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文体生态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