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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河北到西安不是被挖而是投奔,有判断力的作家注定会与历史同在 穆涛:风气之先
来源:青年报 | 陈仓 李清川  2022年01月18日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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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河北到西安,

不是被“挖”的,准确地讲是“投奔”。

贾平凹的两封信我至今保存着,

以纪念当时收到信的感动和温暖。

青年报:您是河北廊坊人,您用文学的方式介绍一下您的家乡吧。

穆涛:廊坊地方不大,却是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一片厚土。我在家乡长到十七岁,就出去读书了。我小时候的突出记忆就是吃不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中国都穷困着,廊坊也不例外。后来随着对廊坊历史的不断认知,对家乡的厚实越来越敬重了。廊坊在汉代之前属燕国,1993年我到西安《美文》工作后,朋友开玩笑,说荆轲来刺秦王了。我也开玩笑说,秦始皇生在河北邯郸,燕赵人对他以残暴的方式治国很不满意,荆轲是来清理门户的。荆轲自不量力,鸡蛋碰石头,但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韩愈的这句话,是基于唐朝时候的怀古判断,但这也只是一个侧面。燕地有反抗者,更多的是建设者,北宋时的大宰相吕端就是一个代表。吕端是廊坊安次区人,“有器量,宽厚多恕,善谈谑,意豁如也”。毛泽东主席肯定叶剑英元帅,用的就是吕端的例子,“我曾送给叶剑英同志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青年报:您是贾平凹老师从河北“挖”到西安的,能讲一讲前后的内幕吗?

穆涛:不是“挖”,准确地讲是“投奔”。

1983年我参加工作,开始时做中学老师。那时候文学热,但我最大的愿望不是当作家,是当编辑。先在承德《热河》杂志,再在河北文联的《长城》杂志,中间还在《文论报》待过,这一阶段是我认识到编辑工作重要的开始。当年有很多高水平的编辑帮助过我,张峻、宋木林、艾东、赵玉彬、裴亚红、杨松霖、封秋昌、老城、鲁守平等。我在《长城》是小说编辑,编发过孙犁、汪曾祺、柯岩、贾平凹等多位作家的作品。

编发贾平凹的小说给我带来了人生的改变,这也真是命里的缘分。当时《长城》的主编是艾东兄,他一直重视我,也关心我。一天,他找到我:“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西安约贾平凹的小说。他好几年没给《长城》作品了,你要想办法约到。”去西安之前,我找来能找到的他的小说和散文,认真做功课,细致读,还做了笔记。这些笔记之后整理出三个评论文章,在河北的报纸和杂志发表了。

那一次在西安待了七天,见贾平凹五次。

第一次是在他家里,记得是在晚上。当时人多,赶上《当代》的洪清波兄也去约稿。大家都说客气话,告辞时我说,如果您有时间,我说一点对您作品的看法。他说好,明天下午你来。第二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家里,就我们两人。我带着笔记本,认真说了我对他小说和散文的认识,既说感动之处,也说不同意见。特别说到《商州三录》对散文写作局面的开风气之功。我们聊得很投入,他也说了很多对我启发很大的创作感想。快六点了,见他还没有留客吃饭的意思,我就告辞了。

我住在西北大学招待所,早晨八点钟不到,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贾平凹站在门口,说:“昨晚家里有事,现在请你去吃西安小吃。”我们去了回民街,沿途走着吃,吃了好几种。后来做了同事我才知道,他请客是多么难得的事。吃饭间隙,他说手头没有现成作品,一定认真写,并让我带话致谢艾东主编。我知道这次是拿不到他的作品了,但很感动他的诚恳。

一天后,我去他家里辞行,还只是我们两个人。和不太熟的人他不会聊天,坐了一会儿他说:“你会下围棋吧,咱俩来一盘?”我说:“好呀。”他的棋盘很考究,仿古的木质小方桌,棋子也好,摸着都爱不释手。我在心里嘱咐自己,一定输给他,留下好印象。但太难了,二十手棋之后,每落一子,我差不多都要长考,既露出破绽,表面上还得看得过去。输给他太不容易了,他对我的破绽基本视而不见,最后我没有如愿以偿。把棋子收拾入棋篓的过程中,他夸我是思考型人,我实话实说:“思考怎么赢不容易,思考怎么输更不容易。”他笑了,还炫耀,“我这围棋家具好吧。”我以为他要送给我,急忙说:“我要您的小说,不要围棋。”他把围棋放回书架上:“我才舍不得呢。”转身去了书房,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走出来:“请你看看我一篇小说,给《上海文学》的,你先看看,说说意见。”他用剪子裁开信封,取出稿子给我。我如获至宝,但脸上装着平静:“我得回招待所看,明天上午给您汇报读后感。”他说:“好。”我要过信封,装好稿子,告辞出门。信封上写着金宇澄的名字,两年后见到金宇澄兄,跟他说起这件事,他说:“你可是欠我一个人情。”

贾平凹的手稿,是我见过的作家中最好的,写在稿纸的背面,不按格子写,一页大约有四百多个字,密密实实,工整清晰。我在招待所的楼下先复印,那时候复印还挺贵的,一百多页稿子,复印出来沉乎乎的。

这就是之后发表在《长城》杂志的中篇小说《佛关》。

我看了差不多一个晚上,把具体看法逐条标记在复印稿纸上。这部小说真是好,故事讲得沉实飞翔,特别是贾平凹式的独到叙事方式,以及了不起的语言表达力,读的过程中,控制不住地心生敬佩和敬仰。

第二天再到他家里,我从包里取出复印稿,他说:“复印了呀,挺贵的吧。”我说:“手稿寄石家庄了。”其实还没寄,在招待所房间枕头下压着。他就笑了,说:“你是一个好编辑。”关于这部小说,我们讨论了挺长时间,他逐页看着我记在稿纸两侧的感想和意见,之后又说了一遍你是个好编辑,还说:“我们正筹办一本杂志,到时你来吧。”我说:“好呀,做一个好球员,得投奔大教练。”说完这篇小说,他现场给我画了一幅画。画面是大写意的佛,画下题款:穆涛君千里有月随也。我的西安之行实在是收获满满。

1992年四月份吧,安黎兄从西安到石家庄,说西安市文联创办一本散文杂志,叫《美文》,贾平凹担任主编,编辑分成几路在全国作家中约稿,来石家庄是向铁凝约稿。平凹主编手写了约稿信,说请你帮忙给铁凝老师。后来我知道了,筹办《美文》时,先确定了二十位作家和学者,贾平凹都手写了约稿信,由编辑们分别去面见。作家有萧乾、文洁若、汪曾祺、铁凝、李国文、林斤澜、徐迟等,学者有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等。这些文坛学界的大人物也都写来了文章,其中有几位还写来多篇。我陪安黎兄到铁凝家中,转呈了贾平凹的约稿信。铁凝主席从《美文》创刊就写文章给予支持,后来还写过关于俄罗斯画家的专栏。

安黎兄回西安之前,说平凹主编还请你写文章。我知道这是客气话,但还是写了两篇,《自娱的艺术》和《猴子的活法》,刊登在《美文》创刊一号和创刊三号上。《美文》杂志创刊时,出版了创刊一、二、三、四号。有人评论说是大作家文章多才分为四期,其实这是编刊的一个技术手段,《美文》是1992年9月创刊的,创刊号之后,期数标十月号不妥,于是就以创刊四期刊出。创刊二、三、四号,实际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我收到《美文》两期样刊后,一下子就迷上了这本杂志,写信给贾平凹,认真表达了去《美文》做编辑的愿望。他很快就回信了,表示欢迎,说快些来才好。紧接着又写来第二封信,说《美文》办公条件有限,没有宿舍,暂时要宿办兼并,并说过些时间一定会好。还用了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那句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两封信我至今保存着,以纪念当时收到信的感动和温暖。

1993年3月,我就到了《美文》,与平凹主编做了同事。

去西安报到时,我带着他上次送我的那幅画,专门装裱好的,特意留出了诗堂。记得是一个星期天,在他家里又补题了一首诗:“掩门藏明月,推窗放野云。秀木与狂涛,北冀到西秦。人生多歧路,相伴尔和谁。愿得翌日里,千般婵娟存。”

2

一个人清醒着,不会做糊涂事,

一个时代清醒着,也不会乱作为。

如果一个时期里,

戏说历史成为风气,

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事。

青年报:您还记得最初到《美文》上班,和最近一次的情景吗?

穆涛:最近西安疫情正急,西安市全员抗疫防疫,《美文》有两位编辑下沉到隔离的社区,协助医务人员做核酸检测,给居民送应急药品、米、面、油蔬菜,基本是从早忙到晚上。其余人居家网上办公。我对网络不是很熟悉,这些天学会不少。最初到《美文》是1993年3月,和安黎兄住一个宿舍,他爱人当时也没调到西安,我们两个一起住了两个多月。

青年报:您从河北到西安,贾平凹老师身上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穆涛:最初当然是文学,他的作品还有他的文学认识。做同事之后,更服气他待人的宽厚和做人的端正,就是那种人格力量吧。

我给您说一件事,让我感慨至深的事。二十多年了,一直铭记着,从不敢讲。

1998年4月,我做《美文》副主编,主持常务工作。当时我爱人还在《长城》做编辑,她在石家庄长大,父母年事已高,孩子又小,她对来西安工作有顾虑。记得是1999年底,腊月二十左右,平凹主编跟我说,想去石家庄看看。我说快过年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去吧。他说这几天正好有时间。说走就走,我们两个坐火车到的石家庄。当时没有高铁,火车慢得很。路上他告诉我,不见生人,不住宾馆,在你家里住两天就回。其实这挺让我为难的,我家房子是那种老式的两居室,一间孩子住,女儿穆一九岁,儿子穆拾三岁,姐弟俩住上下两层床。他说我住孩子房间,大学宿舍都是这种上下铺。我拗不过他,就这么安排了。在石家庄三天,他也不出去转。我约来三个老友跟他打麻将,都是编辑,《河北日报》的桑献凯,《诗神》的杨松霖,《文论报》的刘向东。他们四人打,我负责倒茶,下楼买烟,到时间点做饭。

在石家庄三天,关于我爱人工作调动的话,他一句也没说。他走后,我才想明白,他来石家庄,是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我在西安挺好的。

2000年春节前,他又跟我回了石家庄。我不让他去,但他坚持去,托熟人早早买了票,当时的火车票很不好买。这一次,我给他安排住部队的招待所。安静,没人打扰,就是吃饭不太可口。三位老友陪他打麻将之外,还见了画家韩羽先生,两个人一起又写又画,很愉快。他这次到石家庄,我爱人感动了,跟他说:“贾老师,您别再辛苦了。我同意去西安工作,什么工作都行。”一家人跨省调动很麻烦,又一年后,我爱人调到了西北大学出版社,还是做她喜欢的编辑工作。女儿就读西安最好的中学,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儿子读西北大学附属小学。

平凹主编的两次石家庄之行,我一直记在心底。他于我,不仅是知遇,更是安身立命。

青年报:《美文》创刊于1992年,贾平凹老师提出“大散文”的文学观念,您对“大散文”是如何理解的?

穆涛:大散文,不在大与小这个层面,我理解这是平凹主编对散文文体独立的一种特别强调。

在中国古代,散文是核心的文体,不仅文学写作,史书写作也在这个范畴。还是应用文体,君臣答奏,政府公文,朋友之间尺牍往来,还有科举考试,一篇文章定功名。“文以载道”这句话,不仅指文章内容的含量,还指文章的体量。文章千古事,言立而文明。“小说”这个词里的“小”,所对应的就是文章的大处。因此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开启新文学之后,小说和诗歌都创立了新局面,道路也拓宽拓实了。散文虽然也有新态度,但不再是一个整体了。在文体上,有散文,还有杂文、随笔、小品文等概念。好像一个大家庭,孩子们长大之后,一个一个搬出去单过日子了。在古代,文章的名目虽然也有分别,但在认识上是一个整体,统称“散文”。而今天,不再有这么清晰的一体化认知了。

《美文》创刊时倡导大散文,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思考的。

大散文不是自以为大,平凹主编多次和我说到这一点。我也给他打过一个比方,比如怎么称呼“海”;海边的人没有修饰词,直接说“海”;草原人把水泡子叫“海子”;内陆人说“大海呀,大海”,说大海,是含着对海的景仰和向往。平凹主编说这个比喻好,我们称大散文,就是内含着对散文大格局的向往。

青年报:您的《先前的风气》一书,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词说,“在《先前的风气》中,历史的省思,世相的洞察与思想者的话语风度熔于一炉”。您说说这本书,也谈谈编辑和创作的关联吧。

穆涛:《先前的风气》这本书,基本上是我读史书的心得笔记,都是短文章,其中大部分是以“稿边笔记”的形式刊登在《美文》上的。

2014年,《先前的风气》获得鲁迅文学奖。西安的报纸让我说感言,我只说了一层意思:平凹主编调我来是做编辑的,我却得了文学创作的奖。他让我当裁缝,我却织布去了。向平凹主编致歉。这不是矫情,是心里话。到今天,我还是这么想的,编辑工作没有大收成,我在心里是愧疚的。

3

1919年到1949年,1949年到1979年,

这两个三十年都是

社会结构大转型的剧变。

具备这样思考力和判断力的作家,

注定是与历史同在的。

青年报:您的散文写作涉及最多的是经史春秋,可以看出您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功底。这些功夫都是从哪里修来的?

穆涛:您这么说是鼓励,我只是读了一点汉代的书。主持《美文》编刊工作后,在跟平凹主编的沟通中,我注意到他对汉代情有独钟,经常用汉代的石雕、土罐、画像砖举例子谈创作。为了跟他聊天时有话题,算是投主编所好吧,我先是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淮南子》,后来又读了《春秋繁露》(董仲舒)、《新语》(陆贾)、《新书》(贾谊)、《新序》(刘向)等,再后来对汉代的东西就放不下了。

读书这种事,在一个领域里踏实着读,收获厚实。在一块土地上收割庄稼,比四下里去捡麦穗好。读书也要戒除去深山挖宝物的那种心态,以利益驱动为先,出发点就错了。

我们今天读到的先秦典籍,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经由汉代重新整理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那场“焚书”之祸,是文化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毁书烧书,焚烧的重点是各诸侯国的史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非秦记皆烧之”,秦国之外的史书全部烧掉。“天下敢有藏诗(《诗经》),书(《尚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汉代先贤们重新整理修复这些典籍的过程中,也成就了中国史学创作和研究的首个峰值期。

史学在汉代是显学,这是很了不起的。史学昌明的时代,社会生态是清醒的。一个人清醒着,不会做糊涂事,一个时代清醒着,也不会乱作为。如果一个时期里,戏说历史成为风气,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事。

青年报:在文学界,似乎有这么一种说法,写小说的看不上写散文的,写散文的看不上写诗的,写诗的又看不上任何一种文体,您是如何看待的?

穆涛:如果您说的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话,这暴露了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今天的文学在成色上是不够的,写作者的心态还青涩着。

比如有一个地方,人人自以为是,邻居之间相互鄙薄,生态这么差,肯定不适宜居住。

我看过一本回忆录,是一位老厨师录音之后由家人整理出来的,特别耐看。见手艺,见知识,见修行修为,还能见到人生的境界。书中讲了清朝一位宫廷御厨的轶事,这位大厨的手艺已经名震行内了,但每年都要拿出时间,出宫“捋叶子”,就是去“偷艺”,一年选一个地方,隐姓埋名着走名饭庄和小酒肆,川、鲁、粤、淮扬等菜系的生发地都走遍了。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去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死。有大成就的人,差不多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经年累月积少成多,再是有敬畏心,知道天高地厚。唯我独尊是座山雕的路数,是土匪。自重这个词的核心是自省,不是自我提拔,哄抬自己的身价。

小说、散文、诗歌在文体上没有高低,但在大众的认识里有差别。小说热闹着,自然引人关注。说一个不太妥当的例子,比如中国足球,踢得就那个样子,但球员的身价,普遍高于跳水、举重、滑雪,也包括广受拥戴的国乒。球员在场上被人骂,但工资卡却硬气。人们喜欢足球,潮头大了,浪就是高的。

小说、散文、诗歌,都是靠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显示其力量的,这之间没有定数。一种文体被漠视着,是因为没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一个时期里,如果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一本小说,触碰到了社会最粗的那根神经,用那句流行的话说,叫“叩响了时代最强音”,相应的那种文体就会灼热起来,成为排头兵。

小说这种文体,在历史上受到过“歧视”。

名称叫“小说”,抬头的这个“小”字,不是自谦,是旧文学观念中的有色眼镜。小说是说小,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坊间故事,休闲娱乐。因而旧小说的体例是章回体,是供说书人用的话本。每一章的结尾是“且听下回分解”,新一章的开头则是“上回说到”。明清两朝的旧小说那么多,但很少署作者真实姓名,那些作者和今天的网络作家一样取个笔名。但今天的网络作家是公开自己身份的,旧文人不敢公布自己的身份,唯恐被戴上“小”的帽子。

上世纪初新文学兴起后,小说有了革命性的跃进,由休闲娱乐而家国情怀,承载起探索和思考民族秘史的大任。尤其当代的小说,成就和影响力都是巨大的。

旧小说所达到的高度,也是很了不起的。比如《红楼梦》,在宝黛故事的大线索之外,融汇着那么多中国文化元素,儒释道、园林、建筑、服饰、饮食、礼制与礼仪、节日与节庆,还有那一手卓越的诗词功夫。一部小说在讲好故事之外,还应该具备什么?《红楼梦》由一部小说因为什么而成“红学”?这些都是今天的作家需要认真去领悟的问题。

青年报:您文章中有一句话,“写散文,要爱惜语言,神枪手是心疼手中的武器的”。您能具体地说一下这句话吗?

穆涛:其实不仅写散文,文学写作,都应该爱惜语言。

爱惜语言,不是指修辞这个层面,作家不是汉语词库的保管员。作家有责任让语言活起来,生动起来,还要及物。让语言所描述的对象生灵活现,让语言所阐述的问题一语中的。神枪手不是枪和子弹的收藏者,而是百发百中传奇功夫的实践者。

神枪手的功夫在眼力,心中的定力,还有对射击目标的判断力,这些都是锤炼出来的。

作家写作,也在于眼力、定力和判断力的培养。把这三种力汇聚于语言之中,就是一个好作家。

什么是写作者的“文艺腔”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跳高比赛,跳过了两米六,就是世界冠军。如果横杆只是一米的高度,却不停地变化跳跃的姿势,背跃式,俯卧式,滚杆式,这不是体育竞技,是体操表演。

小说《儒林外史》里有一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对中国社会趋势之变的判断。《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人,用他的这句话验证上世纪的一百年,从1919年到1949年是三十年,1949年到1979年是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变化,都是社会结构大转型的剧变。具备这样思考力和判断力的作家,注定是与历史同在的。